徐进

徐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室主任、 副研究员）

本月美国国会先是通过了国防授权法案，随之又通过了新投资法案，而两个法案都是以中国为专门竞争对手的。可以说中美关系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过去的合作竞争关系，合作为主，转为全方面竞争关系，竞争为主。这是中美两个实力对比改变的必然结果，对中国而言，这也是国家崛起过程的必经阶段。国际关系权力转移理论指出，当崛起国的实力为守成国的70%-75%这个阶段时，两者关系进入权力转移门槛；当崛起国的实力为守成国的120%-125%时，崛起国崛起成功，权力转移结束。如果把一国的崛起过程分为追赶、僵持和超越三个阶段，那么崛起国在进入权力转移门槛之前是追赶阶段，从进入权力转移门槛直到两者实力之比为1∶1时为僵持阶段，超过100%则为超越阶段。当前，中国的GDP已经达到美国的60%左右，仍处于崛起过程中的追赶阶段，但是比较接近僵持阶段的门槛了。

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会形成崛起困境，即两者实力相差越小，守成国对崛起国施加的压力就越大。守成国不可能等到僵持阶段来临之时再对崛起国施压，而必须要有提前量，即所谓战略预置。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预置行动其实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就开始了。中美战略关系在小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内（2009年1月-2012年12月）处于总体上升期，并于奥巴马第二任期第一年达到2001年以来的顶峰（2013年10月），此后双边战略关系一路振荡下降，再无抬升之势。

2017年美国政府换届后，双边战略关系并无缓和迹象，中美战略关系在2017年继续下滑。2018年以来，中美之间爆发了严重的贸易争端，这将进一步促使双边战略关系的下滑。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中美贸易战不过是2013年10月以来双边战略关系持续下滑的必然结果而已。

美国对中国战略压力的不断增大是中美战略关系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如果说在奥巴马时代，美国朝野对中国的战略定位还有所分歧的话，那么在特朗普时代，美国朝野对中国的战略定位的认知趋于一致，分歧只在于如何应对这样一个强势崛起的中国。这种朝野共识充分体现在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该报告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并数次以负面口吻提及中国。随后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海军战争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重申《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中国的定位，并妄言中国希望复制明朝模式，让其他国家俯首称臣。就总体趋势而言，未来美国对华政策将趋于强硬化，并得到在野党和精英阶层越来越多的支持。

今后，中美进行激烈的权力竞争是确定无疑的。问题在于，两国会不会展开意识形态竞争从而使中美关系进入冷战状态？从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正在逐步增大。在今后的“大国无战争”时代，随着霸权战争退出历史舞台，大国的权力转移只能通过和平方式在较长的时间段里完成。崛起国崛起进程的终极目标并非物质性实力的赶超，而是要构建一个自己能够主导的国际秩序。问题在于，崛起国在现有国际秩序下可以缩小与守成国的实力差距，但不存在赶超守成国并最终建立新国际秩序的路径，而国际秩序的两个关键性要素国际制度安排和国际主流价值观均与“软实力”有关，因此崛起国只得另起炉灶。在重构国际秩序过程中，崛起国将提出独具特色的新理念、新规则，而这些新理念、新规则将与守成国坚持的旧理念、旧规则形成竞争，这种竞争在本质上就是“软实力”竞争。因此，未来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很可能演变为冷战时代的硬权力+全球化时代的“软实力”的复合竞争。软实力将成为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战略竞争的内生因素，“软实力”竞争成为权力竞争的伴生现象。就现实而言，中美已经在人类发展道路、经济发展模式、国际贸易理念、国际发展理念、安全合作理念、网络空间秩序理念、国际关系基本价值观等几方面存在多层次矛盾。软实力在两国权力竞争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经历了一个“韬光养晦”的战略选择。但是，在中国日益崛起的今天以及未来，绝对避开“国际秩序话语权”这些软实力问题对外交的影响又是不可能的，关键是怎么建立“软实力”。

就意识形态的成熟度而言，美国外交有一套非常成熟的“软实力”体系及其操作手法。而经历了多年“韬光养晦”的中国外交暂时还有待形成一套成熟的体系可与美国相抗衡。就“软实力”的对抗性而言，由于中国是在现行国际秩序中发展强大起来的，故不太可能完全抛弃现行秩序理念而另搞一套。今后中美两国的“软实力”竞争将会长期存在，激烈程度缓慢上升。(编辑李靖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