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4日，央行发布消息，决定创设央行票据互换工具（Central Bank Bills Swap，CBS），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可以使用持有的合格银行发行的永续债从中国人民银行换入央行票据。同时，将主体评级不低于AA级的银行永续债纳入中国人民银行中期借贷便利（MLF）、定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常备借贷便利（SLF）和再贷款的合格担保品范围。

2018年中国推动影子银行表外业务转表内后，银行面临较大的资本补充压力。受资本充足率的限制，银行信贷扩张也受到制约。尽管去年以来连续降准，但降准只是增加了银行间流动性，想要实现信用扩张，必须解决银行资本金不足的问题。

2019年以来，为了稳定总需求，解决实体经济与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需要增加合理的信贷投放，这就要求及时补充银行资本。为此，央行批准银行发行永续债补充资本。但是，永续债无固定期限，也不能作为金融机构之间资金拆借的抵押品，因此市场反应并不积极。

有鉴于此，央行创设CBS，可以提高永续债持有机构资产的流动性，吸引金融机构投资永续债。这是因为CBS将永续债置换成央行票据后，央票可以作为抵押品进行资金拆借，使得永续债可以转变成金融机构的优质流动性资产。

央行还决定将主体评级不低于AA级的银行永续债纳入中国人民银行MLF、TMLF、SLF和再贷款的合格担保品范围。也就是说，永续债直接可以作为担保品来从央行融资，而不需要通过CBS。

但是，这一系列安排绝不是所谓的中国版量化宽松政策，更不是放水。央行的这些措施主要是解决银行资本金不足问题，缓解银行的资本约束，增强银行对实体经济的融资支持能力。也就是说，间接提高银行宽信用的能力，但银行是否增加更多信贷投放，依然取决于银行自己的风险判断以及市场需求。

同时，监管部门应该避免以量化指标或行政干预的手段要求商业银行违背金融规律与监管规则实施信用扩张。

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周期性与结构性因素交织的复杂阶段。一方面，制造业产能过剩，转型升级所需要的设备与研发投资规模较小；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房地产等被限制融资的领域急需融资，但前者债务规模过大，后者依旧被调控所限。因此，对于银行而言存在“资产荒”。

在这个时候如果大规模增加信贷投放，就会产生两个后果，一个是资质良好的企业不需要资金但被银行投放了信贷，这就会导致这些好企业不得不拿着这些资金进行其他低效率高风险的扩张，反而会连累这些企业，比如2008年后很多制造业企业进入房地产业，多元化收购。另一个后果则是产生逆向选择，即那些迫切需要资金注入但风险极大的企业获得信贷续命，但偿还信贷的可能性很低，最终形成坏账。

因此，增加金融供给，扩大信用投放，本身需要市场处于健康状态，而不能强行注入。如果以增加金融风险的方式维持经济增长、制造就业岗位，只能维持短暂的刺激效应，但会持续积累金融泡沫，因小失大。

因此，对于央行而言，通过制度创新为银行缓解资本金不足的问题并增强银行对实体经济的融资支持能力，其职责已经完成，不应该逾越红线。至于信用能否健康地扩张，要通过结构性改革释放市场需求。结构性问题并不能，也不应该由央行解决。

市场不能一味地寄托于央行放水，鼓吹量化宽松，中国经济距离需要央行出手阻止流动性紧缩与信用冻结还很远，但距离杠杆过多积累金融风险很近。资本市场善于利用舆论向央行和监管部门施压，相当程度上他们是为自己的部门利益发声，政策的制定应该基于国家经济发展与金融安全的大局，而不是迎合市场主体自利的需求。恰恰是这些从业者制造了影子银行巨大的金融风险。

因此，我们应该用更大的力气尽快实现大规模减税，为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减缓成本压力；我们应该在分配上增加劳动者收益，个税减免，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我们应该积极扩大开放，打破各种垄断，让民资外资有更多的投资空间，等等。只有降低成本、放开准入、增加人民收入，才能持续拉动有效的投资与消费需求，为金融部门提供更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