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余浩-（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蒋余浩（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日前在北京召开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解读会上，商务部有关官员宣布，预期11月初开幕的第二届论坛将以“开放创新，合作共赢”为主题，“旨在把脉全球经济发展新趋势，应对全球经济发展新挑战，突出开放发展和创新引领”。

事实上，在当前西方国家单边主义抬头、贸易保护升级的背景下，中国的一系列政策动向，已经表明了“开放创新”是新时代中国实施创新驱动的核心战略内容，体现了中国政府继续改革开放的决心。那么，应当如何理解“开放创新”的意义和进一步的制度建设要求？

漫画-许文涛

通过开放协作和有序竞争实现合作共赢

在当今世界，开放创新是应对时代发展要求的理性选择。

其一，开放创新是在全球化格局下谋求发展的成功经验。

当前，与经济全球化相伴随，各种生产要素和科技资源加速在全球范围内自由配置，已使当代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性不断提升，全球创新格局显著地呈现出多中心、多极化趋势，任何国家都仅是产业链条及创新网络中的一环，无法在贸易保护主义和闭关锁国政策中实现可持续性的创新和发展。

同时，在当今世界，信息与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全球商业模式的剧烈变化。进入新世纪以后，全球贸易深度发展，服务超越商品成为更主要的贸易部分，数字贸易、跨境电子商务、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议题越来越受重视。从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面对世界发展的新趋势，在开放中谋求发展，在理性参与国际经贸的过程中学习和创新，是中国成为全球贸易体系受益者的成功经验，也是我们妥善应对国内经济转型压力及国外贸易摩擦争端的成功经验。

其二，开放创新是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的动力源泉。

开放创新的理性选择，要求中国更有效地增加投入、改革制度和强化协同，一方面有规划、有步骤地实施产业扶持政策和构建更高效的科研体系，促进技术进步和成果转化，以此争夺产业链条上若干关键节点以及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权；另一方面，加快推进全方位的开放创新，强化与全球的研发者、生产者、资本及用户的利益联接，遏制“逆全球化”浪潮。

总结经验和面向未来，有一点需要反复得到强调：开放创新必然意味着自主创新与合作共赢不可偏废。以半导体产业为例，根据《瞭望》2018年第18期刊登的调研文章《我国芯片产业离自主可控还有多远？》，我国目前基本可以生产中低端芯片，在某些细分领域的消费类芯片甚至已领先于国外同行，但高端芯片（应用于通信、医疗、工业、军事等领域）对外依赖大。从理论上分析，要实现芯片产业的自主可控，我们面临着技术路线风险（需要不断试错和探索）、专利壁垒（受限于国外技术的先发优势）、应用生态的建立（即培育新的大规模的用户，从而使技术创新在应用中不断得到改进）等重大难题，这不是政府、市场或企业等任何一个主体可以单独完成的。因此，需要改革创新决策体制、科研管理体制和投资体制，使政府与海内外投资者、科研技术人才、生产厂家和运营商等各界各行业人士充分协作，以激励相容的制度机制，有效整合资源，通过“政府引导、行业参与、市场机制起决定作用的方式”稳步加以推动。

总而言之，无论是总结历史经验还是面向未来发展，坚持全方位开放创新，其直接目标就是通过在开放协作和有序竞争的环境下大力建设创新型政府和培育优质的创新型企业，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关键是提升经济组织的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

将开放创新落实到操作层面，关键还是提升经济组织的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需要在这两个维度上全面展开探索。

由于工业技术及制造工艺更多属于体验式、不可言传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经济组织的学习能力需要在制造业工作实践中加以培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期依靠外商投资和加工贸易带动，这使很多人以为，中国经济发展与技术升级无关。但是，有大量研究说明，至少从1994年开始，整体出口贸易以及国内企业的对外贸易中的技术升级产品数量有显著增加，这表明了中国企业整体的学习能力在不断提升。

经济组织的创新能力，指的是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企业家对生产要素进行新的组合，创造性地打破原有静态的市场均衡。自2012年起，中国的专利申请总量和授权专利总量已经连续5年位居全球首位，2016年的专利申请总量更是占全球总量近40%。这表明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有了显著提升。

总体来看，可以说，中国企业在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上已经有长足的进步，然而，同时又表现出严重的不足。比如，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分布极不均衡，而且发明创造能力尚未进入高端阶段。例如，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前1000强中仅有55家企业申请专利数达到2000件以上，申请专利数不足500件的企业达635家；我国的发明专利占比（例如，2016年专利授权量占比19.0%）也远低于实用新型（授权量占比48.1%）与外观设计（授权量占比32.9%）。

要实现高新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我国必须正视美国信息网络技术长期处于领先和垄断地位造成的技术发展路径锁定、既有知识产权保护下的利益固化、用户选择空间狭小等重大阻碍。从根本而言，需要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赋予各类经济组织足够的自主权，保障各类经济组织充分接触新技术、新资源和新材料的机会，全面推动自主创新，推动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互利合作、共建“一带一路”。这要求我们坚持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在经济管理体制、科技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各个领域，构建在经济发展上有助于培育高质量发展的实体制造业、在知识创新上有助于挑战既有权威、在产业组织形态上有助于激励广泛共享与合作的制度和文化。

多层次的制度建设

将当前的政策精神与经济组织的能力建设要求相结合，可以形成多个层次的制度建设内容。

第一，在制度的建设机制上，要求构建有助于跨国创新主体之间协同的创新机制、有助于创新要素自由流动的创新生态环境、有助于创新成果国际化应用或扩散的制度保障。

第二，在制度的内容构成上，包含知识要素的流动状况、技术要素的流动状况、人才要素的流动状况、资本要素的流动状况、创新环境的包容性、贸易和投资管制程度、国际规则利用水平、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这种多元内容结构的状况，要求我们抓紧构建科学系统的开放创新体系评估指标，以此测评相关领域的工作进展。

第三，在制度的价值理念上，远远超越知识、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的生产性意义，传递一种新的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发展的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这种状况要求，一方面，广泛开展针对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学习研究，不仅学习其科学技术能力，而且深入学习其文化、制度和习俗；另一方面，激励中国学者以国外人士能够听懂和接受的语言讲述中国的故事及理念，促成互信共识。

诚然，以上的制度建设任务不是在短期就能够收取明显效果的，但我国70年来的国家建设历程，揭示的正是持续不断和持之以恒地发现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新办法的经验。第二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将邀请众多海内外政界商界学界重量级嘉宾，“探索世界经济重新焕发生机的路径和前景”。而中国能够提供的，探索全方位开放创新、与世界共创未来的根本保证，正是继承和发扬这种具有实践理性色彩的“干中学”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