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学习时报》刊发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署名文章《加快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文章指出，国资监管机构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快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为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提供坚强体制保障。2019年国资国企改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公平竞争原则，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加快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改组成立一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组建一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特别是刚刚结束的十九大四中全会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出了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的新要求。

从管企业向管资本的转变，是全方位的、深层次的、根本性的战略定位，是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通过国企改革来寻求经济新增长、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和理顺国资监管框架的战略决策，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 

首先，从“管企业”到“管资本”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前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的特点是政企分开、权责明确。“管企业”强调的是直接管理国有企业，而“管资本”则更加尊重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和企业法人财产权。管资本可以有效厘清国资监管机构的职责边界，切实转变直接管理的监管理念，通过优化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行使股东监督治理权等手段履行出资人职责，促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 

其次，“管企业”到“管资本”的转变，是优化国资布局和促进资本流动的必由之路。在私人资本发展壮大和做大国有企业后，政府必须是从关注企业个体微观发展转向更加宏观的国有资本整体功能，跳出单纯监管单个企业的微观个体思维，通过 “管资本”来整体看待国有资本的战略而非单纯的商业价值，关注国有资本的整体收益和控制力。从党和国家战略的高度看，“管资本”意味着政府可以动态调整国有资本的战略布局和参与程度，灵活促进国有资本的合理流动和保值增值，推动国有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同时对特定战略行业以资本服务的形式来助推其发展。

 第三，“管企业”到“管资本”的转变反映了从行政化监管到市场化监管的要求。现有国有企业的监管过于依赖行政管理，必须在市场化法治化的框架下引入现代企业的激励和监督机制。从“管企业”到“管资本”的转变，意味着国企监管必须从行政监管转向法治市场监管，所有股东平等参与，将政府监管需求合理转化为股东意志。此外，国有企业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利益激励机制欠缺。通过 “管资本”可以有效引导企业追求发展质量和经济效益，通过引入先进治理和激励机制，提升管理层和员工激励，促进国资参股和控股企业与市场竞争对手的高效竞争，实现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第四，从“管企业”到“管资本”，可以实现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高度融合，更好促进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融合。“管企业”到“管资本”的本质是明确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让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通过管资本的转变，可以促进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的结合，国内资本和国际资本的结合。在贸易战背景下管资本的转变还可以促进国际资本参与中国市场的公平竞争，更快促进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融合。 

当前的国企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中央也多次强调混改的重要性和意义，但目前各地限于思维的约束和对中央政策的理解不够，缺乏勇于担责，感想敢干的政治企业家。“国企不改、转型无望”，在经济发展遭遇全球挑战的当下，国有企业要想蓬勃发展，必须轻装上阵，在体制机制上寻求突破。突破意味着要承担风险，承担风险需要胆识，胆识来自于对“管企业”到“管资本” 这一中央发展战略的深刻领悟。

（钟鸿钧系上海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