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副教授陈永杰

中小学学生的课业难度过高、作业量过重，一直是当代中国教育政策的一个争议性话题。一方面，大家都同意必须减少这些于学生成长无益的负担，尤其是各种不能增加知识或培育兴趣的题山试海。但另一方面，绝大部分的学校和家长却不愿意真的为孩子减负，总是绕着圈把这些题山试海换个方式又搬回到学生的书桌上。于是，减负政策不得不越来越细致。

前不久，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在教育部通气会上强调，减负并非让学生没有学习负担。教育部去年年底印发了《中小学生减负措施》（减负30条），推进中小学生减负工作，但减负是个很复杂的系统问题，不能简单地降低课业难度，减少作业量，不能搞“一味的”、“一刀切”减负，应按照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科学减负，有减有增，优化学生课业负担，使学生负担保持在合理的、适度的范围之内。根据相关的新闻报道，吕玉刚还就考试次数、排名、分班、校外培训、黑白名单、家校协同，以及学校对升学率的认识、地方政府的政绩观等，给出了相当多的指导意见。

从推出减负30条到现在不断细分与明确当中的内容，相关部门做了很大量的工作，值得肯定，并且工作也相当细致。但是，相对于宏观的教育政策而言，学校教育模式和课堂教学安排就是相当微观层面的管理了，加上各学校面对不同的处境、拥有迥异的条件，太细致的管理有没有可能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一刀切”呢？由是观之，在减负政策上，会不会我们正在开始出现一种管理主义的趋势？

事实上，整个社会可能需要回过头来重新思考，学生究竟面对怎样的负担，我们究竟要减什么样的负？从源头上看，负担的根源在于高等教育的资源分配与选拔方式，这导致了一个考试导向的中小学培养机制。我国的教育制度的一大特点是财政资源集中在重点学校（例如以前的985高校、现在的双一流高校），其生均成本往往是其它普通高校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于是，对于学生而言，考进这种学校，实际上就是最大程度地使用了国家资源让自己成长。强势企业的HR更加深明此理，结果就是名校毕业生大多起薪更高、发展空间更大。在此背景下，中小学所做的一切均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提高学生进入重点高校的机会。

过去十几年的教育改革，取消了小学升初中的考试，但与此同时，却把一批名校办成了民校，上高端民校成为上重点高校的捷径。但民校学额有限，在不能考试择优的情况下，于是就推出了各种考试的替代方式，在一些严禁面试的城市，做法就是搞“课堂参与”的观察。无论怎样变，结果都是让小学不得不弄出各种办法，提高学生在这些面试中脱颖而出的几率，否则家长会用脚投票，转投其它民校。小学做的事，结果就是增加小学生的负担。

类似的逻辑也出现在要拼升学率的名牌中学之中，高考仍是最公平的录取方式，不能改变。但两三代人走过来的经验也很明确，题海是应对高考的有效模式，谁减负谁吃亏。当减负政策下来，就换个形式来应付。为了落实减负，管得越来越细的管理主义趋势无法避免。中学做的事，也成为了中学生的沉重负担。

如果我们愿意面对上述现实的话，在不改变考试导向的诱因之下，推出减负政策，原意虽好，实效却可能难以让人满意。倒是从中小学到大学都更均衡地配置教育资源，少一点搞重点学校，可以让家长和学生少一点趋利之心，回过头多留意自己的真正兴趣。那时，负担应可自然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