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近日在北京召开，多位中国经济学界顶级智囊围绕“如何实现‘六稳’，保持经济长期向好”的主题发表了重要见解。

提出“六稳”目标的背景是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2018年GDP增长率下滑到了6.6%，是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但与会嘉宾都认识到，经济增速下滑并不是一个短期问题，而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过去八年以来中国经济经历增长阶段的转换，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今后两年大概还将保持6%以上的增速，2020年以后应该在5%-6%之间，或者是5%左右。

2018年经济增速下滑，其实是之前就已经预期到的走势，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在经历增长阶段的转换。而2017年经济增速的回升则有偶然性，主要原因是净出口的贡献率在这一年是正的。自2009年以来，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些年份为正，有些年份为负，整体而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大，但是，如果战略定力不强，就会因为这零点几个百分点的波动而改变对形势的判断，进而对政策做出重大调整。

对于2018年经济增速比2017年低0.2个百分点，很多人就认为，主要原因是金融过度收缩，因而建议放松货币政策、放宽金融监管。但实际上，经济增长减速是中长期的趋势，宽松的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不能改变这种趋势。相反，如果社会融资规模增速继续维持之前的水平，反而会导致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影响今后几年的经济发展。

既然L型走势是一个阶段，那么，GDP增长率在6.5%上下波动就是一个正常的走势，不需要也不应该为改变短期走势而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措施。“六稳”目标的实现，应该着眼于中长期，培育经济增长的动力，使中国经济能够维持中高速增长。

人口红利消退是我国经济增速下滑的根本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发言中提出，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口红利消失导致劳动力短缺，从而使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这种变化决定了，过去的高速增长是不可能再现的。那么，在人口红利消退之后，能否维持中高速（6%左右）增长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发言中提出，中国要适应低速的增长态势。我们已经告别了出口导向的扩张型的增长模式，工业化的顶峰已经过去，去工业化已经开始，服务业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部门，人口红利进入消退期。他认为，去工业化的后果是经济增长减速，但好处是劳动收入占比上升、收入分配格局改善。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前景，日本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

但日本的情况和我国并不相同，日本在进入低速增长之前已经是一个高收入国家，而我国目前还未跨入中等收入陷阱。从平均水平看，我国属于中上收入国家，但有很多地区和群体低于平均，生活水平还比较低。因此，维持中高速增长对我国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能再追求高速增长，但也要避免陷入低速增长。

如何培育中长期增长动力呢？很多人认为，这要靠产业升级、消费驱动以及创新。这些措施当然可以使中国经济看起来更高端，但未必能成为强劲的增长动力。实际上，处于高端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速都不太高。姚洋教授就指出，日本在1970年代-1980年代垄断了世界几乎所有的创新，但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只有不到3%，其实创新不能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另外，有一项研究表明，一旦某个国家的经济很快进入服务业化，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速就从高速迅速转向低速。因此，中国经济要维持中高速增长，不能只顾高端，工业化也仍然具有必要性。

中国经济仍然具有很大潜力，可以实现中高速增长。虽然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但我国乡村就业人口还有3.5亿，如果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逐渐转变城镇就业人口，就能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编辑祝乃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