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各方高度关注如何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诸多代表和委员提出相关提案、议案。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今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世界性普遍难题，主要与成本、风险与收益不对称有关。如果观察历史就会发现，中国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现象周期性强化也是增长方式的结果之一。

自2012年后，一系列限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与地产业信贷政策出台，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浮出水面。

银监会发布《关于2015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实现“三个不低于”：在有效提高贷款增量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小微企业贷款户数不低于上年同期户数，小微企业申贷获得率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同时，货币政策加大了逆周期调节，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支持中小微企业。这期间，为小微企业提供服务的p2p等互联网金融创新得到鼓励，政府也希望通过资本市场注册制以及针对小微企业的新三板、新四板（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2018年后，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现象再次严峻，这与2012-2015年间发生的情况类似，即在抑制地方政府基建投资与地产业融资和扩张的同时，中小微企业首先受到影响。去年去杠杆带来的金融收缩强化了压力，民营上市公司也因为股权抵押融资卷入其中。

一切都似乎重复出现，原因和应对方式高度一致。如果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基建和地产作为动力，大量中小微企业就会依附在它们周围，并形成了足够长的复杂链条。当利用金融政策冷却这两个领域，地方政府与地产企业有强大的融资能力渡过难关，大部分中小微企业则因为市场萎缩危及生存，表现为对融资的渴求以及因风险增加而出现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可见，自2008年以来经济增长过于倚重基建和地产，这两个领域又高度依赖信用扩张，即使总量的货币政策没有过于明显收缩，结构性控制这两个领域的信贷也会给依附它们的中小微企业带来周期性的压力。

这说明中小微企业自身结构与整个经济结构是高度一致的，经济倚重基建和地产，中小微企业同样倚重它们。如果要调整经济结构，摆脱对基建和地产的依赖，那么，必然有大量中小微企业首先被清理。

因此，几乎每次救助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政策首先体现在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增加基建和地产投资，因为救助毛细血管需要给主动脉输血。

中国只是将基建和地产投资通过不断调控分为不同小周期，分阶段利用投资的空间，形成一个长周期。或许想要通过这种控制为调整结构创造空间和时间，但市场已经认清这种周期的必然性，导致企业更乐于博弈周期，因此，每次小周期只是冷却市场而非出清，反而不利于结构调整。

每次周期尾声均以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作为周期调整的突破口，在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同时，往往对中小微企业集中式放款，使得中小微企业信贷政策具有政策性与公益性。比如2015年的“三个不低于”以及现在要求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增长30%以上。这些政策会取得一些立竿见影的效果，不过，从长期来看，还需要不断致力于解决中小微企业日常经营中的融资问题。

中国金融供给结构的一些问题不容忽视，但这些问题与中国经济结构匹配，而不是单独存在。因此，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同时推进才会有效，但经济结构优化本身会带来大量中小微企业的出清，产生的风险又会阻止结构调整的进行。从而形成鸡生蛋、蛋生鸡的难题。

即使如此，中国在建立普惠金融体系方面也有巨大有为空间，在政府层面，中国拥有国开行、进出口银行等为大型项目和工程服务的政策性银行，缺乏为中小微企业服务的机构。事实上，全国供销系统有优势、有责任为三农提供金融服务，邮政储蓄银行也应该在普惠金融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市场领域，以蚂蚁金服为代表的金融企业大举进入小微企业融资领域，它们拥有金融科技以及大数据形成的风控优势，正在“攻城略地”，实现自身商业收益与中小微企业共赢的局面。不过，政府应该在该领域加强监管，因为部分互联网金融带有高利贷性质或带有一定欺诈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