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董事长和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S.·罗奇撰文称，在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前景时，生产率增长远比GDP增长重要。他更担心中国陷入生产率陷阱，而不是GDP增长陷阱。

但他对此持有乐观的态度，因为根据一项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的研究显示，过去5年中国的基本趋势令人鼓舞，TFP年增长率约为3%，其中第三产业增长尤为强劲。他认为如果中国能够保持最近的TFP增长轨迹，并享受资本存量持续升级的好处的话，未来五年中国潜在GDP增长率可以保持在6%附近。

对于生产率的重视源于中等收入陷阱假说，这一概念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最早提出，描述某些国家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美元以后便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为什么大部分中等收入国家出现停滞，似乎存在一个难以跨越的“陷阱”。根据研究，这些被认为跌入陷阱的国家存在某些共同的特征，比如丧失低成本的制造业竞争优势，但没有升级到与发达经济体在高技术创新领域展开竞争的水平，经济无法由依靠廉价劳动力或资源能源类自然禀赋向依靠高生产率导向的增长模式转变。

过去中国主要依靠低成本优势，实现规模扩张。但是，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要素价格优势正在消失，人口红利逐步结束，劳动生产率增速降低，土地、环境等成本不断上升，社会分配差距拉大等，经济快速发展积累了大量结构性矛盾，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

而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08年，通过引进技术，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并一跃成为世界制造工厂，这个过程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劳动生产率。2008年后这一趋势发生逆转，在这一年中国为了应对次贷危机带来的冲击，大力推动基建投资与地产开发，大幅提升了经济成本。

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的报告显示，中国实际全要素生产率从2001-2007年3.3%的平均值变为2007-2012年的-0.9%，首次出现负增长现象。国内其他机构的一些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中国自此进入一个保持信贷水平以维护增长的阶段，资金大量流入地方政府平台、国企以及地产业，这些领域的膨胀又大幅提升了人工以及其他要素成本，冲击了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趋势，2012年服务业成为中国经济中的第一大产业，2015年服务业比重超过了50%，这种趋势伴随着全要素生产率走低。一方面，服务业比重提高也是制造业受到成本冲击导致引入技术的后发优势受到削减的相对产物；另一方面，传统服务业属于低效率、高成本产业，其比重不断升高会拉低整个劳动生产率以及经济增长速度。

应当说，从各国的历史经验看，当服务业比重超过一半并成为主要产业后，也是经济增速进入下行阶段的开始。这也与中国2012年来的表现大体一致。那么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中国存在的问题。

因此，想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高质量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当在三方面发力。首先，要逐步摆脱信贷扩张而将过多资源投入到基建和地产的做法，因为这些低效率的部门占用太多资源，大幅提升经济成本，会对高效率部门产生挤出效应。

其次， 创造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在教育、科技研发、基础设施等领域进行制度改革，增加投入，促进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尤其是教育和研发方面的投资能够转化为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利于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其三，扩大服务业开放。中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很低，增长空间很大，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服务业开放程度较低，相当多领域还存在垄断。在最近几年，由于互联网技术的进步，提升了商业效率。但是，大部分服务业开放依然进展不够大。只有打破垄断，并对外开放，才能通过竞争提升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