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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发银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薛宏立: 同业转型应从“赚快钱”到“赚长钱”

2019-04-12 07:00:00  21世纪经济报道 方海平

浦发银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薛宏立-资料

对话资管30人

转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是银行业发展的一个关键词。转型的迫切和行动的迅速,在银行的传统业务板块中体现得最为明显,金融市场业务即是其中之一。

“我们从去年初就提出了金融市场业务转型的方针,就是回归本源、行稳致远,科学定位、品牌引领。”浦发银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薛宏立日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

据他介绍,整个2018年浦发银行金融市场部是围绕年初提出的方向和具体策略展开转型工作,最终的目标是要形成“自营投资交易+浦银避险代客”双轮驱动的业务模式,投资的部分从此前类信贷同业投资为主,转向债券、ABS、债基、票据等标准化资产投资为主。

不过,薛宏立同时认为,同业业务回归本源并不是回到原点,参照海外同业的发展路径,银行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个人财富脱媒,银行业务尤其是负债类业务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转为批发模式,中国的银行也绕不过这个规律。对同业业务的定位不应只是停留在仅基于流动性管理的补充性业务上,而应将其作为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性支持工具。

金融市场业务的转型,要通过提升银行的专业能力大力推动代客避险类业务,这在模式上属于轻资产、赚“慢”钱的业务,对银行的专业素养和管理能力要求更高。薛宏立介绍,目前浦发银行已初步将原来分散的代客业务,如外汇交易、人民币衍生品以及贵金属及大宗商品等业务线,统一整合至“浦银避险”业务体系之下,对外提供整合式避险服务和策略输出服务。

金融市场业务大力转型

《21世纪》:目前金融市场业务大力转型,有哪些背景因素?

薛宏立:目前的市场以及监管现状,其实是上一轮金融市场加杠杆周期的结果。过去3-5年间,银行的同业业务略有点超出边界。当时放开同业业务,初衷是投资已经形成的同业资产(同业投资即“投资同业”),目的是为了提高同业资产的流转效率,理论上不会形成信用放大和扩张效应,只是金融市场效率的提升。

但业内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些本末倒置。SPV本是作为标的资产风险隔离和风险分层的载体,银行同业的资产通过SPV分割为独立的分层资产,其他同业作为投资主体去投资,形成资产流转。但后来的实际做法却变成先投资SPV,SPV再去放款,就变成了信贷扩张,这轮非银、银行理财和表内形成的类信贷业务,助涨了过去这轮周期,导致杠杆率提升。结果就是同业投资业务的本末倒置。

另一个背景就是,银行自身发展转型的需要。

《21世纪》:具体而言,金融市场业务怎么转型,相关制度如何设计?

薛宏立:回归本源就是回归服务实体经济;行稳致远,是说金融市场业务要把风险和收益平衡放在首位,而非一味地扩张。

但是回归本源并不是同业业务要回到最初的原点,而是要对其进行重新的、科学的定位。对同业业务的定位不应只停留在过去基于流动性管理的补充性业务上,而应将其作为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性支持工具。

具体的业务模式上,要实现两大转型:第一,由赚快钱向赚慢钱、赚长钱转型,过去类信贷同业投资模式就是赚快钱,这实际上只在短期内对实体经济有支持作用,长期来看,益处不大;而真正的代客业务是投资大、转型慢,是属于赚慢钱和赚长钱的模式。

第二,从输出产品向输出策略转型。银行扮演的角色主要提供专业建议,自身先进行内部整合,把成本降下来,比如外汇、贵金属和利率互换三大业务客户都需要,就整合成一个方案,假设原来每个成本5%,三块业务15%,整合成一个方案成本可以降到7%-8%,省下的成本可以向实体经济客户让利。

《21世纪》:业务结构和盈利模式上,转型前后有什么变化,理想的目标是怎样的?

薛宏立:过去赚快钱的业务模式下,金融市场大部分的收入来自同业类业务,最大一块是同业类信贷直投业务,近两年同业资产负债两端的规模逐步下降,类信贷直投降幅较大。

同业业务量缩小的同时,标准化资产投资的占比在上升。利润贡献中,债券、票据、外汇和贵金属大宗商品的贡献已经在提升。以前的业务营收结构是,代客代理业务占比不到10%;投资占比85%-90%,这其中绝大部分又是同业资产负债业务贡献。

转型之后,希望实现的业务营收结构是:轻资产的代客代理业务提高到20%-30%,投资业务下降到70%左右,并且投资的结构转变为标准化投资为主、同业投资为辅,同业投资在投资中占据的比例希望下降到20%左右。

现在转型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就是朝这个方向迈进的。比如,我们建立的四个机制包括信用债白名单机制、ABS投资决策机制、票交所类中央对手方专项授信机制、基于按劳分配的总部专营制等,都是为了以后更好地投资债券、票据等标准化市场做准备,为更好地实现总行引领、服务实体经济做准备。

转型下的考验

《21世纪》:这种转型对银行和市场客户来说意味着什么?要做出怎样的改变?

薛宏立:对银行来说,以后的业务模式下真正考验的是银行的专业能力、宏观分析能力,现在宏观因素尤其是各类市场变化太快,变化周期从过去的1-2个月压缩到目前的1-2天。所以浦发银行也在去年组建了市场研究与金融工程团队,及时跟踪市场变化、重置宏观市场趋势模型、力图前瞻性预判市场趋势,用以指导和辅助各团队的市场决策。

投资方面,从同业类信贷的投放转向标准化投资,最大的问题是,特异性消失,同质化共振变大。这就更加考验投资的预判、择时能力,竞争也更加激烈。总之,对银行专业投研能力要求更加高了。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客户是在市场波动中逐渐出现了避险的需求。比如2013年的市场利率大波动,2015年汇改后汇率开始双向波动,都给有敞口的实体经济客户和银行同业带来了切肤之痛。

但是客户对避险的认知还需要进一步培育,两种做法都要不得:一是对风险敞口装聋作哑、随遇而安,像踩西瓜皮一样遛哪是哪;二是出现了一两单赌博式的衍生交易,就把所有的避险工具拒之门外。前一种是不负责任,后一种是讳疾忌医。

有两点要提醒实体经济客户:一是避险形式不重要,锁定敞口最重要。比如可以通过交易组合的方式将信用风险转化成市场风险;二是避险是要付成本的,当期不付未来也要付。所谓的无成本避险是将现期成本推到了未来,那几乎一定是个潜在大成本。

《21世纪》:对当前的内外部宏观环境如何判断?资产配置策略是怎样的?

薛宏立:我们对今年宏观经济总体的判断基调是中性偏乐观,今年经济不会失速下滑,全年GDP增速维持在6.0%-6.5%,乐观判断年中可能企稳。

对今年无风险利率走势的判断是:破位下探,触底反弹,形态上可能从去年的阶梯式下行转变为W型走势。利率进一步下降有约束条件:一是降息,央行的基准利率是比较强的下限约束,目前来看降息的必要性在下降;二是看流动性,两会已经定调今年的货币政策是“松紧适度”,这意味着对流动性不宜过度乐观。

另外,对利率形成支撑的条件包括:一是境外机构的资金流入,但流入的规模和速度要进一步观察,彭博巴克莱指数启动纳入中国政府债券后,预计效果可能会显现得比较慢;二是信用债违约今年大概率还会时有发生,这也是一个利多因素。

从海外市场来看,美联储基本定调不再加息,9月结束缩表,美元融资成本相对稳定,中国债券收益率反弹,美国国债收益率的触底反弹,中美利差有可能也呈现W型,在走阔、缩窄中波动前行,这种情况下,如果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有望打开套利空间,有利于境外机构进入。

从配置上来看,商业银行的交易主动性边际上在弱化,境外机构、券商、资管、基金等债券市场参与者的量化交易机制,可能推动市场波动的时间进一步缩短。银行的资产规模较大,不会轻易出现大调整,目前来看,大的投资方向上会继续增加信用债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