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5月，一年一度的幼儿园招生又启动了。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孙洁（化名）陷入了焦虑之中。

在她家600米范围内有三所幼儿园，分别是一所公办园、一所民办幼儿园，和一所同样民办的高端国际幼儿园。

“民办连锁幼儿园本应是我选择的第一顺位，因为就在小区里面，而且是一家全国连锁品牌，质量应有保障。但现在，我的第一选择还是把孩子‘挤进’隔壁小区的公办幼儿园，如果不行，就考虑进高价的国际幼儿园。”孙洁说。

“因为这所民办园今年要转成普惠性幼儿园了，虽然每个月学费降了1000多块，但是我担心保育质量也会下降。”她说。

刘敏（化名）也在担心，她是孙洁口中这所民办园的园长。“今年的招生形势比较严峻，往年根本不用担心招生问题，相反家长们还要排队，只能优先小区业主入园。”她说。招生成为问题的原因是，“附近几所幼儿园都要转成普惠园，我们没有了价格优势，而成本处于劣势”，她说。

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印发后，各地普惠性幼儿园开始“大补课”。孙洁所在的朝阳区，2018年新增学位近1万个。

“入园难”“入园贵”似乎在一夕之间得以大大缓解，这离不开政府真金白银的投入。刘敏的幼儿园转为普惠后，学费标准和享受的政府奖补与公办园一致。2018年，北京市学前教育经费占财政教育经费的比例由3%提高到10%。

但普惠性学前教育大发展背后，孙洁和刘敏所代表的家长、幼儿园都体会到了“幸福的烦恼”：家长们担心幼儿园质量下降、幼儿园担心补贴难敷成本，两个问题的关键——民办幼儿园师资问题——短期难以获得解决。

“家长花的钱不会减少”

“要么上公办园，要么上高端国际园。”这是孙洁目前的想法。

孙洁家附近的这所公办园已有15年历史，隶属于朝阳区教委，由一家市级示范幼儿园承办，无论是师资还是硬件都属一流。问题在于目前已经“人满为患”，“公办园班额大，一旦出现流感等传染病，被感染的风险自然也大。”她说。

家长对公办园的需求远远超过供给。孙洁家附近这所公办园将在5月底贴出招生简章，但现在她就开始隔三差五去幼儿园门口转转。“毕竟这是隔壁小区的配套园，分配给我们小区的入园名额并不多，有的孩子已经提前一年排队了。”她说。

《意见》规定，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到2020年全国原则上达到50%。4月18日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教委副巡视员冯洪荣介绍，北京市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已达到63 %。“北京市学前教育发展的基本政策是普惠制，由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同举办。所有办园形式都可以办，政府不包办，也不强制办。”他说。

“从办学成本上讲，政府举办一所公办学校的成本，要远高于从民办学校购买学位的成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两名东部省份县教育局人士都对记者表示，受制于新增编制很困难，政府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的首选并不是新建公立幼儿园，即使新建，也会优先没有公办园的乡镇。

孙洁家附近还有一所国际幼儿园，每个班都有一名外教全天驻班，但每个月学费要6000元，且不包含伙食费和其他额外课程费用。

“其实我心里也清楚，选择幼儿园最主要的是距离”，孙洁说，她朋友家的孩子曾“挤进”了一所离家4公里左右的示范园，但每天上下学单程都需要半个小时。

刘敏的这所民办园其实应该是孙洁的首选：就设在小区里，可以走路接送孩子；属于一级一类幼儿园，师资、硬件达标。

“但今年转为普惠性幼儿园后，按照规定，幼儿园以往收费的特色课程、课后兴趣班就要取消了”，孙洁说，“现在的竞争环境里，有几个家长满足于孩子只在幼儿园里享受基本的保育？说白了，即使不抢跑，也不能落后”。

这样的想法不在少数。据报道，有的家长对媒体表示，如果只能让孩子进入普惠园，“我就每天上午让她上幼儿园，下午放学后用那些预算省下来的钱给她报更好的辅导班”。他们认为，1000元以下的普惠园应该不会有高质量的双语课程，也不会有优质、高端的早期教育理念和服务。

“‘入园贵’问题虽然解决了，但如果教育体制仍在拼中考、拼高考，家长在孩子教育方面花的钱不会减少。”孙洁说。

补贴与幼儿园级别挂钩

孙洁不愿选择普惠性幼儿园还有一个隐秘的纠结：“学费收得这么少，万一哪一天幼儿园发现亏了钱，退出了怎么办？到时候还是要找别的幼儿园。”

这个问题的确曾在刘敏的脑海中划过。她告诉记者，按照目前的收费、补贴力度，她算过一笔账，感觉运营压力比较大。普惠性幼儿园并非《意见》印发后的新事物，以前政府也对民办幼儿园补贴和限价，要求其提供普惠性服务，但补贴和限价的力度都比较小。

刘敏的幼儿园此前就属于普惠性幼儿园，学费是1700元/月，大约是同类营利性民办幼儿园学费的一半，但享受的政府补贴极少，为每名学生每月100元。

2018年转为目前标准的普惠园后，学费与公办园持平，为750元/月，政府补贴则大大增加，北京市和朝阳区均会下拨补贴，市级补贴为每名学生1000元/月，区级补贴为500元/月。

如此一来，幼儿园从每名学生获得的收入从过去的1800元/月增加为2250元/月。

4月18日的发布会上，冯洪荣举了朝阳区春宇幼儿园的例子，情况与此类似。“春宇幼儿园的管理者反馈，转成普惠性幼儿园后，园所教职员工的工资待遇和工作积极性得到了明显提升，园所环境得以改善，经费比以前充足了。”冯洪荣说。

但刘敏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这些政府补贴仅能覆盖幼儿园教师的工资和社保。“虽然政府补贴大幅增加，但幼儿园的整体收入可能变少了，因为以前幼儿园开设的收费兴趣班全部被取消。”她说。

“目前幼儿园提供的课后服务只有延时托管，也就是陪在幼儿园里等下班晚了的父母来接孩子，这是免费服务，不允许利用这段时间给孩子上收费课程。”刘敏说。

另一个问题是，政府补贴的多少与幼儿园的级别有关。要想拿到1500元/月/生的补贴，必须是一级一类幼儿园。如果是二级、三级幼儿园，不仅补贴相应减少，学费也分别只能收650元/月、550元/月，如果是无级无类幼儿园，没有任何补贴，学费只能收250元/月。

主管部门制定了明确的分级指标，其中包括硬件标准。“比如必须有高低不同的滑梯组合，采购费用需要好几万。还必须有满足攀爬、跳跃等功能的设施，这套设施也要几十万元，而且因为使用了教委的补贴，只能从教委制定供应商那里采购。”刘敏说。而示范幼儿园的级别比一级一类园还要高。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2017年底参加的一场学前教育论坛上，原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冯晓霞说，“示范幼儿园评估这个制度，我觉得到了今天是非常值得反思的”。她指出，“这个评估被批评为人为地扩大教育不公平，为什么？因为能够接受这种评估的幼儿园都是原来质量比较好的，而且为了创优、创示范，往往政府在评估之前就投入了很多资金，评估之后又用奖励的方式把公共财政更多地流向这些原本就比较好的幼儿园。”

目前，对普惠性幼儿园的政府补贴，仍与幼儿园级别挂钩。

教师是办园质量的根本

孙洁的纠结和刘敏的担心在这里汇合：刘敏的幼儿园转为普惠制，经费紧张需要压缩成本，孙洁作为家长担心幼儿园压缩成本降低质量，不愿把孩子送入普惠园。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为什么经费紧张、家长最担心幼儿园哪方面的质量下降？两个问题的答案是共同的：师资。

“我作为家长，选择幼儿园的标准首先是伙食，其次是师资”，孙洁笑称，“没有好的老师，就没法保证孩子的安全，也谈不上开设好的课程”。

刘敏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转为普惠制后，政府加大了对民办园的补贴，与公办园的标准持平，且要求用于人员经费支出占园区收入比不能低于70%。但民办园教师待遇与公办园教师待遇仍相差较大。

“北京市公办幼儿园有事业编制教师的月收入约七八千元，但我们园的教师月收入约四千元”，刘敏说，“这在北京民办园中已经算是不错，比如我们给教师缴纳社保和公积金，还提供免费食宿”。

问题的症结在于编制。拥有事业编制的教师工资由政府财政保障，独立于对幼儿园的经费之外，而民办幼儿园工资只能从幼儿园收入中来。刘敏告诉记者，她的幼儿园有55名教师，15名厨师、保洁、保健医等人员。

事实上，即使公办园也缺编严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刘焱介绍，许多地方的公办幼儿园多年未核定编制或人员，且只出不进，编制缺口越来越大。很多地方政府采用安排公益岗、劳务派遣和临时聘用等方式补充幼儿园教职工，造成非在编教师的工资远低于在编教师，同工不同酬现象非常严重。相当多的幼儿园还需要自聘教职工，造成幼儿园运行经费不足。

这已被提上政策议程。北京市教委副巡视员冯洪荣在4月18日的发布会上介绍，北京市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实施了“四个统一”，其中有“三个统一”已经基本实现了，即质量标准统一、收费统一、奖补标准统一，最后要攻的就是不管是公办、民办，只要是普惠性幼儿园，一定要把教师待遇统一起来。

“第四个对整个学前行业来说是具有根本性的东西。当然要完全达到保障‘四个统一’的机制，我们觉得还要有一个过程，而且这个标准还是动态调整的，会优化。”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