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先堃

G20贸易和数字经济部长会议6月9日闭幕，会后发表的部长声明说，维护自由公平的贸易环境非常重要，二十国集团应致力于推进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二十国集团有必要采取行动，强化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当前WTO形势危急，特朗普的破坏性作用严重，多边工作全面陷入危机。如长此以往，则存在破局危险。G20已经多次表示要推进WTO改革。

中国一直是WTO改革的积极推动者。WTO所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对中国下一步发展、“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以及整个外交格局至关重要。中国必须在WTO改革的谈判上发挥积极作用，力推WTO做出必要改革，全力维系WTO在全球经贸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在WTO改革中，中国的作用不可或缺，也是部分矛盾的焦点。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中国在WTO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已经是WTO的核心成员，很多成员和专家均表示中国和美国已经成为WTO任何谈判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角色，也希望中国发挥领袖作用。中国牵头推动投资便利化并决定加入电子商务诸边谈判，中国和欧盟就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危机共同推出提案，均获得了其他成员的积极评价和联署支持。

但同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自加入WTO以来发展迅猛，美国和西方国家感觉自己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中“吃亏”了，利用WTO改革要求中国进行深层次“结构性改革”的愿望突出，一定程度上使中国成为矛盾焦点，尤其是“特殊和差别待遇”以及工业补贴、国有企业以及电子商务中的信息自由流动等。

对这两方面角色的把握，将是下一步中国参与WTO改革工作的关键，既要在总体工作和部分具体议题的谈判上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要结合国内改革，妥善化解矛盾。

WTO改革尚需时日，但不排除在具体问题上“早期收获”，中国在其中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目前来看，“WTO改革”总体上仍只是一个概念，尚未获得正式授权，也未纳入WTO任何机构的正式议程，目前仍处于初步讨论阶段，因此，其内容、目标远未成型。因此，对于WTO改革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中国宜有思想准备。

但同时，主要成员灵活主动，已经利用WTO现有机构的授权和机制，推动各相关问题的谈判，例如，在总理事会上就发展中国家地位和“特殊和差别待遇”，在货物贸易理事会上就透明度和日常工作，在多哈回合规则谈判项下就渔业补贴，等等。对暂难纳入多边机制的新议题，例如电子商务和投资便利化等，部分成员也已经率先启动诸边进程，并已经开展实质性谈判。其中，中国是投资便利化的主要推动方。

就各方面内容来看，透明度和日常工作相对争议较小，有可能短期内取得部分成果；上诉机构危机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2019年底该机构将只剩下一位成员，届时应该会有初步结果；规则制定最为复杂，但多边的渔业补贴、诸边的电子商务和投资便利化可能会部分取得成果，形成“早期收获”。2020年6月WTO第12次部长级会议上，WTO改革有可能获得各成员部长批准，被正式纳入WTO工作日程并全面推开。

对此，中国宜积极推动WTO改革纳入2020年的第12次部长级会议议程并正式通过，以为此项工作获得正式授权并提供必要的政治动力。同时，中国宜积极发挥领袖作用，争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取得初步成果。

在WTO改革中，主要成员会形成各种小的利益集团和机制，中国可区别对待，善加利用。

主要成员之间就不同的议题和内容相互串连，形成了不同的组合。例如日本牵头并联合美国和欧盟成立了三方机制，就“第三国家非市场导向的政策和做法”发布若干部长级联合声明，矛头直指中国；加拿大牵头成立“渥太华集团”，召集包括欧盟、日本和巴西在内的13个成员，但将中国和美国排除在外，已就WTO改革的广泛内容发布了2次声明，下一步还将就“特殊和差别待遇”等具体问题提出提案；中国和欧盟成立了副部级的WTO改革双边工作小组，首次会议之后即就WTO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问题向WTO提出了两份提案，并分别获印度、加拿大等其他多个成员联署；阿根廷牵头召集巴西等拉美9国，在WTO总理事会上就美国关于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提案作了集体发言，其是否成为固定性机制仍有待观察；而巴西前不久在其总统访美时公开表示“将在今后WTO谈判中开始放弃‘特殊和差别待遇’”，被视作是在政治上与美国站队并与其他发展中大国拉开距离，对中国一贯重视的发展中大国多边合作形成冲击。

对此，中国宜对各个小集团和机制区别对待，善加利用。例如，对美欧日三方机制保持警惕，防止WTO改革演变成单纯的“中国改革”，但不排除在一些领域做出必要让步，例如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和经营、工业补贴等。对中欧双边机制要高度重视，推动欧盟在中美之间发挥积极和正能量的桥梁作用。与加拿大牵头的“渥太华集团”等进行对话，最好是形成固定的沟通机制。与其他发展中大国灵活务实地进行对话和合作，包括在具体议题上共同提出提案，但要以我为主，防止立场极端化。

(编辑欧阳觅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