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急需弘扬企业家精神以推动经济转型，但社会普遍缺乏对企业家精神的具体认知，而中国企业正面临巨大市场环境与治理环境的变化，这既冲击了企业生存，也凸显了弘扬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从历史角度看，西方国家的企业家精神是资本主义文明长期发展的产物，包含了冒险精神与创造的努力，中国的情况则不同。而且，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几十年的完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边界较为模糊，地方政府强势主导了经济发展，企业决策长期跟从政策变化，未形成真正独立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企业在环保、市场竞争、劳工权益、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缺乏足够的监管和约束，也普遍缺乏现代企业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家精神的形成。

我们可以从美国的历史看企业家精神的崛起，作为一种参考。19世纪后期美国经济开始崛起，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导致公司垄断，社会分配恶化，环境污染严重，食品药物安全问题频发等等，这是美国在向工业化与城市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了更好的发展，美国推进治理改革，在环境与自然保护、反垄断、劳资关系、食品安全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规范，这段关于社会经济治理时期被称为进步时代，企业行为得到约束。

美国企业在1970年代遭遇了新的挑战。在此之前，美国高速发展得益于有很多“低垂的果实”，包括尚未普遍发展的工业科技、低廉的土地价格、较低的教育水平等。但是，进入1970年代后，经过规模经济发展，美国踏入科技高原，缺乏科学革命与技术创新推动增长，经济步入滞胀时期。

在漫长的滞胀时期市场呼唤企业家精神，美国的彼得·德鲁克认为这也是美国从管理型经济彻底向企业家经济转变的时期，在传统产业已经饱和过剩的状况下，美国发挥企业家精神，通过企业家管理创新创造更多就业和增长，仅凭高科技产业无法抵消旧经济增长停滞产生的压力。引领美国走出滞胀危机的不仅仅是信息产业革命，主导性的力量是那些低技术含量以及平庸行业的企业家纷纷进行管理创新、模式创新和产品创新等，比如零售领域出现了折扣商场、条形码扫描装置、会员制商场等模式与技术创新，满足了市场变化后的新需求，提高企业生产效率。

从美国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了进步时代的规范市场治理以及滞胀时期向企业家经济转型的两个重要过程。与之相比，中国目前两个发展阶段的任务重叠在同一个时空，相互形成了干扰，同时又面临贸易摩擦与疫情流行两个意外的冲击，出现了罕见的复杂形态，影响了企业家们的认识和感受。

事实上，中国同时启动了两个行动。一方面，中国必须完善市场治理，建立高标准的市场经济体系，强化环保治理、社会分配、反垄断、产权保护等，生成“社会制度提升、法律体系建设和环境污染控制等”制度上新的低垂果实，创造新的空间。另一方面，中国已经摘取了绝大部分的“低垂的果实”，包括人口红利、土地等低要素成本、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以及住房、汽车等普及，需要通过激励企业家创新，获取新的增长动力与效率提升。

一般认为，熊彼特关于企业家是从事“创造性破坏”的观点，更能代表企业家精神的实质和特征。市场饱和的压力会促进各行各业的企业家进行大规模的创新，淘汰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并建立起新的生产体系，这也是一个周期过程。这种“创造性破坏”不是进行价格竞争，而是新商品、新技术、新模式的有价值的竞争。中国目前低质量的竞争水平给企业留下了巨大的改善与创新空间，但需要企业家更快的适应新环境并作出应变，中国尚需经历一个“创造性破坏”的周期。

与美国强调创新与冒险精神不同，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更重视企业家的“工匠精神”，这也是企业家精神的一种特征，即专注、执着、敬业。通过长期专注与持续创新，把产品做到最好，从而获得全球竞争力，这有别于冒险精神。不难看出，包含所有行业的中国企业目前都需要创新精神与工匠精神，两者都是为了实现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共同目的，中国企业家们需要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