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通货膨胀已成为全球在经济复苏过程中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时，近来不少境外机构和媒体却纷纷提出和炒作“中国输出通胀论”。我们认为，这一论断存在着逻辑上的谬误和立场上的偏颇。

商品价格上涨中的中国因素并不明显

商品价格尤其是大宗商品和原材料近期的价格上涨，从短期来看主要反映了供需关系问题和流动性问题。

在供需关系方面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新冠疫情下的供给需求的阶段性错配问题，而这和中国本身关系不大。得益于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方面的进展，部分发达经济体疫情趋于缓和，居民消费迅速反弹，商品消费需求回暖和投资需求的快速复苏，叠加经济复苏预期强化，在需求端推动了商品价格的上涨；与此同时，新冠疫情对部分原材料生产国和全球供应链依然造成了较大的扰动和影响，尤其是部分新兴经济体的疫情防控态势不容乐观，复工复产进程受到拖累，能源开采、原材料出口和工业生产部门产能均难以满足国际市场需求，从供给端抬升了商品价格对需求变化的敏感性。

而在流动性问题上，发达经济体为应对疫情冲击而采取大规模宽松货币政策及财政刺激政策，尤其是美国多次出台的数以万亿计的经济刺激计划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零利率、无上限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严重过剩，扭曲了传统资源配置和投资估值，直接推高以美元定价的商品价格，这是全球通胀风险背后最重要的驱动力。

相比之下，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较为克制谨慎且率先开始逐渐实现正常化，这恰恰体现了中国负责任的态度。

从长期的结构性变迁来看，未来全球长期通胀中枢的确存在着上行的风险，主要原因包括：

第一，过去十多年间，中国的过剩产能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和缓和了全球商品价格的上涨趋势，但在疫情后中国产能过剩的状况得以缓解并逐渐逼近达致产能瓶颈的时间点；

第二，同样在过去十多年间，全球范围内大宗商品和原材料生产和供给领域寡头垄断特征逐渐浮现，相关资本开支的下降带来的供给相对受限，将继续提升供不应求的商品的价格刚性；

第三、全球低碳减碳的绿色转型趋势，意味着降低碳排放的成本将会在全球范围内体现在各类商品的成本和价格中；

第四、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对通胀水平的容忍度有所提高，例如美联储就改为遵从平均通胀目标（AIT）框架，因而对未来潜在的通胀压力做出的政策应对有可能是不及时的、力度不足的。

在上述原因中，除了第一点之外，其他各点与中国的关联度也并不高。

解决焦虑和担忧从根本上说需要各国自身努力

“中国输出通胀论”的论调反映出的焦虑心态和客观担忧，有几个可以理解的原因：其一是中国经济在疫情后率先企稳复苏，而且承担了全球供应链、商品出口中的更大份额和责任，所以全球关注度更高；其二是受新冠疫情影响，各国居民部门的消费中，出现了货物消费对服务消费较大比例的替代，所以世界各国对货物出口带来的潜在的通胀传导比较关注；其三是由于疫情防控、疫苗接种与重启经济节奏的显著差别，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尤其是主要出口国和进口国的供需错配、复苏错峰、复苏步伐不对称，导致经济修复的速度放缓、时间延长，某些国家开始通过寻找外部因素来进行卸责。

要解决这种焦虑和担忧，从根本上说，各国应该更多地从自身去找原因和想办法，来控制自身的通胀压力。

如果我们以美国为例，拆解一下和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挂钩的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Personal-Consumer Expansion Index）的具体分项和权重，很容易发现中国商品出口的价格传导在其中的影响并不大。

我们根据美国个人消费支出来近似计算美国PCE物价指数的分项与权重。在PCE物价指数中，服务和商品的权重比例约为2：1。简而言之，在服务大类中，家庭服务消费远超其他服务和非营利性机构提供的最终服务消费支出，在商品大类中，非耐用品权重超过耐用品。在个人消费支出指数中，

PCE物价指数中约有20%来自住房及水电气支出（Housing and household utilities），2%来自能源（Energy），4%来自能源商品与服务（Energy goods and services），8%来自食品及饮料（Food and beverage），6%来自食品服务和住宿（Food services and accommodations），17%来自医疗保健服务（Healthcare），8%来自金融服务费用与开支（Financial Service Charges, Fees & Commissions）。以上合计的近70%的份额中绝大多数不受中国商品出口影响，剩下的30%权重中，经常出现在媒体报告里的中国出口大部类，也不过机动车及零部件（Motor vehicles）的4%、文体用品（Recreational goods and vehicles）的4%、家具和家用设备（Furnishings and durable household equipment）的3%和服装（clothing）的2%等寥寥数项而已。

可以说，PCE物价指数更多地受价格短期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影响，正因如此，进行经济分析时经常会采用去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PCE物价指数去排除短期扰动、反映经济中长期的价格变化趋势。

受能源价格快速上涨和低基数效应影响，4月份美国CPI同比大涨4.2%（彭博一致性预期：3.6%；3月份：2.6%），增速创2008年9月以来新高。4月核心CPI未季调年率为3%（彭博一致性预期：2.3%；3月份：1.6%），创1996年1月以来新高。4月份美国PCE物价指数同比升3.6%（彭博一致性预期：3.5%；3月份：2.3%），创2008年以来最快增速，远高于美联储的官方通胀目标2%。4月核心PCE物价指数同比升3.1%（彭博一致性预期：2.9%；3月份：1.8%），更是1992年来的最高值。美联储4月公布的经济褐皮书也表示，美国的通胀正在加速上行，而且预计短期内还会继续上涨。各行业——尤其制造、建筑、零售和运输部门——成本全面抬升。

我们认为，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传导，不足以完全解释美国目前面临的高通胀压力。劳动力市场的复杂形势决定了美国通胀压力相对可控且不存在持续上行基础，后期供求缺口的弥合有望减弱价格水平上行的动能。

必须留意和警惕“中国输出通胀论”背后的态度和立场

所以，如果只盯着商品价格，尤其是中国出口商品价格可能存在的传导作用，没有看到本国存在的通胀压力的根本来源，没有看到中国出口企业已经一直在承担的原材料成本和人民币升值等压力，这要么是缺乏相关知识，要么是被屏蔽了客观信息，要么是刻意忽略了前述各种因素。

更重要的，或许应当是关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经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的流动性过剩和通胀风险的危害性。对发达经济体来说，通胀这种“隐形税收”对普通民众、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的利益造成了损害。

新兴经济体面临的输入性通胀，更是有可能让更多家庭和民众面对价格上涨和支出增加的压力，让部分国家不得不面对经济和金融市场调整、资本外流的压力，更有可能让个别存在结构性问题、流动性紧缺、财政赤字、外债危机、国际收支不平衡并叠加疫情反复的新兴经济体出现更多的动荡。某些炒作“中国输出通胀论”的媒体和机构，却往往故意无视了这些问题，这种微妙的态度和偏颇的立场，值得我们留意和警惕。

作者庞溟为经济学博士，华兴证券（香港）首席经济学家兼首席策略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