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由青岛市人民政府主办，《财经》、《财经智库》承办的“2021中国财富论坛”在青岛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出席了此次会议，并发表了以“共同富裕三途”为主题的演讲。

蔡昉从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促进和扩大社会性流动、社会福利全覆盖均等化这三个途径阐述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表示，发展财富、管理财富、增值财富，归根到底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其实，走向共同富裕有很多道路，条条道路通共同财富。上述三个途径和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相关，可以通过这三个方面能够加快共同富裕的推进。

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

第一，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按照现在产品要素、人力资本、生产率等提高的幅度可以测算2035年达到的目标。蔡昉表示，从这个角度看，人均GDP在“十四五”结束时可达到13000—14000美元，进入实现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第一个目标；到2035年时可接近22000美元，也非常接近进入中等发达国家，但是略微差一点。

不过，“未来潜在的能力不是定数，通过改革可以获得红利。”蔡昉表示，做了一些模拟之后发现，如果推进了一些必要的改革就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人均GDP到2025年实现比14000美元多一些，到2035年可接近23000美元。这样就算进入到了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也是我们必须达到的目标，是通向共同富裕的基础。

第二，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同步。蔡昉指出，历史上GDP增长与居民可支配收入常常是分离的，但从十八大以来同步性增强。只有保持两者之间的同步性，才意味着人均GDP的提高可以转化为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为此，我们要继续调整国民收入结构，提高居民收入的份额以及劳动报酬的份额。

第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叠加发力。蔡昉表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下降后开始变得平缓，基尼系数在十八大以来也有所下降。因此，合理的收入分配机构还需要继续努力，但是我们发现初次分配领域不太可能把收入差距降到这个水平。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经验来看，要想把收入结构改善到合理水平，最终还是要借助于再分配的手段。而且，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也显示，归根结底，经济增长也好，技术变革也好，全球化也好，都可以做大蛋糕，但都没有自然而然分好蛋糕的机制，所以再分配手段必须有所诉求。

促进和扩大社会性流动

促进社会性流动的含义是什么呢？蔡昉指出，历史上讲流动的时候很多的是横向流动，如农民工从原来务农转移到非农产业、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沿海地区。其中也有纵向流动，如收入增长了，身份、地位提高了或者岗位上获得了提升。在他看来，“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中等增长、中高速或者中速的增长时期，劳动力的流动显著放慢。这个时候应该关注的是向上流动、纵向流动，这可能就更加重要。”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就是在社会流动。蔡昉提出，“应该进入到一个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计划。从数量上说，我们完全可以实现倍增。”具体来看，倍增计划分为三个群体：脱贫后低收入的农村人口、进城农民工市民化、让老年人过上中等生活。

蔡昉解释道，按照OECD国家采用的相对贫困标准，即中位收入的50%，我们可以假设30%的农村家庭符合这个标准，总人数至少1.53亿，把脱贫后低收入的农村人口培育为中等收入群体，将创造又一个共同富裕奇迹。

第二个倍增是进城的农民工。按照2020年平均工资标准，农民工月收入平均约4549元，已是中等收入群体下限水平。成为真正中等收入群体，仍面对“无形的墙”即户籍制度及基本公共服务。目前，全部外出农民工数量约1.74亿。如何迅速把这部分人群变为中等收入群体，意义非常巨大，注意实现倍增计划。

第三个倍增是让老年人过上中等生活。目前65岁及以上高达1.9亿，60岁以上高达2.7亿，这是一个庞大的中等群体后备军。如何让老年人过上中等收入生活水平是老有所养的基本要求，同时是共同富裕的需求，也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条件。

社会福利全覆盖均等化

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力》一书将经济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财富驱动。前三个阶段是高速增长时期，财富驱动是减速时代。蔡昉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跨过了前两个阶段，需要与时俱进，获得新驱动力，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对于中国来说，核心是把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紧密结合，让两者同时发挥作用。

他进一步指出，“中国长期以来，特别是2012年以来，制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供给侧的速度，这是我们潜在增长能力。但从现在开始，随着中国人口越来越接近于零增长，大概在2025年之前，我们越来越遭遇到需求侧的制约。这就意味着说我们是双重制约。按照迈克尔·波特的分类，我们把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两个阶段和两类手段结合，在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既保持必要速度，也学会运用积累起的财富实现增长。”

现代化不能回避福利国家建设。蔡昉表示，实现共同富裕的最后手段：人均1万到2.5万美元区间，政府社会支出提高10个百分点。我们政府从现在到2035年，正处在这个阶段上。因此，我们必须要真正建立起这个制度。

他补充道，“除此之外，建立福利国家也保证了人的基本需求，就可以实现社会政策托底，支撑创造性破坏。否则没有宏观层面的支撑，就永远会在微观层次保岗位、保产能、保企业、保产业。最后的结果就是旧的不能出去，低效率的企业不能退出。”

蔡昉认为，国力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必然走福利国家的路。我们的中国特色就是七个“有所”，即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对应的是降低三育成本，与人工智能竞争，解决结构性困难，实现全民医保，提高普惠性和均等性，保障性住房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社会救助和解决相对贫困。

最后，他表示，既要关注供给侧保持潜在增长能力，也要从需求侧保障消费能力的提升，以实现潜在增长力，实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