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9月26日，执政16年的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将正式卸任，当天德国联邦议院将选举产生第20届联邦议院议员，以及新一届德国政府总理，德国政坛的“默克尔时代”也将就此落下帷幕。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本次大选对德国乃至欧洲的政治格局都将带来深刻影响。

后默克尔时代的德国将走向何方？中德关系、中欧关系将迎来怎样的新局面？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冯仲平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专访。

德国经济最大的亮点是“莱茵模式”

《21世纪》：你认为默克尔执政16年为德国留下了哪些政经“遗产”？

冯仲平：从个人性格来看，我认为默克尔有两个特点。首先，她的执政风格比较稳定务实、相对理性。当然，德国的政治家也不全是这样，但默克尔是一个典型的德国人，办事都是有板有眼。我曾问过一位中国的外交官，他说默克尔最大的特点就是基本上不会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双方沟通好之后不会突然有变数，这其实也符合中国的外交政策偏好。

默克尔的外交风格比较实在，行就行，不行就是不行，理由也很实在。所以她的外交风格在大国关系中，不论是对俄罗斯还是对美国、对中国，基本上还是增加了德国的国际影响力。

默克尔执政的时候正好赶上法国的地位和影响力有所下降。欧债危机以后，法国的经济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和影响，同时，德国以及北欧国家成为了欧债危机的救助国，再加上难民危机等等因素，让欧洲内部的权力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从欧债危机开始，欧洲很多事务都是由德国担当引领者来推动的。所以，国际形势在推着德国往“台前”走，这给了默克尔一个机会，而低调务实就是她在这一过程中的主要作风。

《21世纪》：除了外交风格以外，你如何评价默克尔经济政策特点？卸任后，她的继任者还面临哪些经济挑战？

冯仲平：当前来看，德国经济最大的亮点就是“莱茵模式”（编者注：强调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利用税收和福利政策来实现社会的和谐和公正）。在默克尔执政期间，德国的制造业一直保持着强有力的地位，制造业在该国经济中占据着较大的比重，这也是德国没有受到主权债务危机冲击的一个根本原因——经济没有虚化。德国以汽车业为主的制造业，一直保持领先地位，能够在世界市场上占据这么大的份额，并非偶然。

但在经济上，德国这几年承受的压力也很大，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德国的经济增长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经放缓了。全球几乎所有国家都受到了新冠疫情冲击，那么德国今后的经济如何重振，对默克尔的继任者是很大的挑战。德国现在在推动两件事情，一是绿色经济，二是数字经济。德国政府希望通过绿色转型和数字转型，使德国和欧洲立于不败之地。无论谁担任总理，都会这样做。

展望低碳和数字领域的合作空间

《21世纪》：这对中国企业的全球市场拓展将带来哪些影响？

冯仲平：我认为是既有合作也有竞争。很多人看到中德在绿色产业领域、数字领域有很多合作的空间，这是对的。因为中国经济在往高质量转型，中国追求的高质量发展和欧洲的绿色转型其实有很多相似点。所谓竞争主要是在传统领域，比如制造业，中德以后的竞争或将增加。

在绿色发展和数字经济领域，德国还要往前推，因为从市场体量和经济规模上看，只有欧洲在这个领域中领先了，德国才能够获益，光靠德国一个国家领先是不够的。这就给中国带来了机遇，因为中国也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已经在推动施行了，那么中国和德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将有助于加强合作关系。在当前国际秩序大变局的背景下，这对于中国而言是很重要的一个抓手。

中德的竞争主要围绕技术展开。实现低碳愿景很重要的一环就是技术，包括绿色技术、新能源技术，中德企业可能会就相关技术的创新展开一定竞争。不过竞争是很正常的，我认为，中国的汽车等行业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发展起来。

竞争还有一方面是德国或许会极力推动欧盟推进碳边境关税。对于德国甚至是欧盟来说，它们的竞争优势事实上在减少，中国的优势在增大，欧盟会倾向于采取一种保护主义的措施。欧盟考虑推出碳关税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保护企业的竞争力，因为欧洲在低碳领域比较领先，进而认为其他国家的高碳企业与其进行产品竞争是不公平的，所以它们力求通过碳边境关税来调节竞争优势。

《21世纪》：中国的企业可以从哪些方面采取措施应对欧盟碳边境关税带来的影响？

冯仲平：我觉得中欧关系在过去几十年里，主要是围绕着经济贸易、技术和金融这几个核心展开，涉及地缘安全的问题较少。现在，欧洲出现了将这种经济关系延伸到一些地缘政治领域的趋势，所以当前欧洲看中国的态度和视角，可能就不像过去完全是经济的合作与竞争关系了。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还是要从经济上着手，要找到对双方都有利的点。

后默克尔时代德国外交或迎来不确定性

《21世纪》：关于即将到来的选举，有媒体报道称，最新的民调显示社民党支持率已超过联盟党，这是否预示着德国政坛格局将迎来大变局？社民党何以赢得更高的支持率？

冯仲平：从目前的选情来看，最后很可能由社民党来组阁。社民党异军突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联盟党总理候选人拉舍特和绿党的贝尔伯克都在大选期间被发现犯了一些错误，使他们所代表的政党支持率下降。社民党的肖尔茨其实在性格上与联盟党的默克尔有一些相似之处，中规中矩，不说大话，但选举的魅力不够大。还有一个优势因素，肖尔茨在默克尔目前领导的大联合政府里任职，他是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所以这几年他也是德国政府的熟悉面孔。

《21世纪》：这几个党派在经济和财税政策上有哪些特点？未来将如何影响德国的政策重心？

冯仲平：联盟党是中间偏右的政党联盟，社民党是中间偏左的政党，绿党则在很多政策上比较激进。无论这次是社民党还是联盟党组阁，近年来快速崛起的绿党都可能会参与内阁，共同组成联合政府。联盟党的政策特点可能更多地侧重于市场经济；社民党更多侧重于社会市场经济中“社会”这部分。

现在德国国内争议最多的是，长期国债占GDP究竟比例应该是多少？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多少较为合适？欧盟各国签订的《稳定与增长公约》要求各国的长期国债率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60%，财政赤字率不高于3%。新冠疫情冲击之下，德国这两项指标都突破了红线，现在的争议点在于，是要继续保持这个突破，还是要收缩、减少债务。德国国内很多人都认为目前还不是收缩的时候，因为疫情尚未结束。在此情况下，联盟党倾向于主张收缩政策。所以这可能是接下来几个党派之间最主要的分歧。

此外，极有可能入阁的绿党，它的政策偏好就是在绿色发展方面提倡的措施比较激进，可能更多地强调低碳以及会大力推进碳边境关税。

《21世纪》：你认为后默克尔时代德国的内政外交将会发生哪些变化？

冯仲平：毕竟默克尔执政了16年，我认为德国可能由于默克尔的卸任而在欧洲内部的影响力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从现在的选情来看，德国新政府组阁可能会比较艰难，新政府的适应期也可能比较长，而且无论哪位候选人上台，其执政经验相比默克尔都可能较弱，所以德国可能在一段时期内会忙于内政事务，而使得法国的影响力和主导权在欧盟内部以及国际事务中相应增加。

在内政外交方面，要取决于内阁是怎么组成的。比如绿党或者自民党，各自都有一些比较激进的政策主张，那么在外交上，无论是对联盟党还是社民党都会造成一定的牵制作用，也会给德国外交带来一些不确定性。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已经比较习惯德国外交现在的风格和特点，默克尔执政16年来双边关系都比较稳定。新政府的磨合适应期会有多久，尚待观察。而且德国政治也是各种力量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企业、媒体都在其中参与博弈，一起影响着外交决策。

德国的事务对欧洲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这也是为什么今年德国大选吸引这么多关注，主要原因当然也涉及默克尔的卸任，各方都希望了解德国今后走向何处。就中德双方经贸领域的合作而言，我们研判未来合作关系面临的变化时，或许还要考虑美国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