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18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经济面临三重压力，“稳”本身就是最大的“进”。简单说，当前重点的目标是稳，政策的要求是发力，应当做到充足发力、精准发力、靠前发力，“把货币政策工具箱开得再大一些，保持总量稳定，避免信贷塌方”。

一般的经济通例，为了有效应对当前经济领域面临的三重压力和缓解经济新的下行压力，短期内需要宽财政、宽货币、宽信用。但必须充分认识到，扩张性货币政策发挥逆周期调节职能刺激需求的空间有限，降息、降准等手段并不一定能迅速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解决精准滴灌和有效支持等难题。货币政策选择应当坚持“稳健”基调，以结构性货币政策改善信用融资约束，通过调整前期部分“紧缩性”产业政策解决当前有效需求不足，最主要的是要稳定市场合理预期，以扭转微观经济主体的“降杠杆”行为、对冲投资增速放缓、缓解就业市场压力并促进消费修复和释放。

在更长一段时间内，针对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三重压力，要用稳预期、扩内需、保供给三重努力来应对，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强化政策协同协调，亟待宏观政策精准有效支持，统筹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和逆周期衔接衔接，继续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加强财政、金融、就业政策联动，稳定市场合理预期。

可以说，不仅仅是货币政策工具箱，各种政策工具箱都应该开得再大一些；问题，还要解决结构难题，更要继续坚持在改革开放中稳增长、促增长的发展问题。央行领导给出了预期引导，也作出了预期引导的行为，但是预期引导不仅是央行一家的事，需要各权能部门一起发力。

17号刚刚公布的宏观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活动总的来说已触底、见底、筑底，经济数据整体与预期较为一致，宏观政策的跨周期调节力度和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步提升，国民经济持续恢复发展，改革开放创新、产业升级发展、制造业纾困支持、民生保障等各项政策效果逐步显现，实体经济继续加强，积极变化逐步增多。

但也必须看到，当前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疫情散发影响仍在持续，国内经济恢复仍然不稳固、不均衡，且在疫情影响之外还存在若干结构性因素，导致国内经济恢复仍不稳固不均衡，供给和需求仍面临较多制约。2021年四季度投资、消费等方面增长动能仍偏弱，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新冠疫情对消费仍有结构性影响和疤痕效应，且须警惕冬季部分地区出现多点疫情散发情况对未来消费尤其是接触型消费的拖累。

虽然有很多因素变化，但是中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大、活力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禀赋特点没有变。2022年中国经济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未来12个月内宏观政策应更为注重稳增长、保增长、促增长。

要做到化危为机、稳中有变、以变求进，就必须更加实事求是、坚定自觉、精准务实、真抓实干、先立后破、稳妥应对，办好自己的事，立足自身长处，发挥自身优势，补上自身短板，解决自身难题，增强自身信心，凸显稳定预期的重要性，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全面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加快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稳预期方面，应继续坚持在多予、少取两方面下功夫，落实好支持制造业、中小企业的助企纾困政策，注重用改革和创新办法，助企纾困和激发活力并举，通过分类指导，精准服务，从体制、机制、法制等各方面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更加重视结构调整，多用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措施，通过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来增强企业和经济发展自身的活力。

扩内需方面，应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用好产业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结构政策和区域政策工具，落实好出台的扩内需实施方案和政策措施，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精准、有效、灵活、可持续地实施宽财政、宽货币、宽信用。

保供给方面，应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破供给约束堵点、痛点、难点，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抓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扎实解决供给端约束对经济增长的限制和阻碍。保障能源、电力和初级产品供给，坚决杜绝“碳冲锋”、“运动式减碳”等现象，并同时推进生产领域的核心竞争力提升、产业升级、数字化改造以及资源全面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和消费领域的全民节约意识以及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财政政策方面，预计对财政支出的强度、进度、效度以及对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支持力度有望获得充分保证。预计通过减税降费、惠企纾困、适度超前支持关键项目建设、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提供有力支撑。

货币政策方面，预计将精准施策，稳步优化金融结构，引导金融机构通过再支农支小再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等结构性工具的方式，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的支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支持高质量发展。预计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将进一步完善，发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效能，推动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稳定宏观经济大盘。预计货币信贷总量将保持稳定增长，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有望较2021年有所上升。

预计2022年PPI通胀率将持续回落；猪肉价格的缓慢回升及上游能源价格的传导，将使CPI通胀率在2022年下半年有所抬升，但估计全年整体平均水平仍将远低于3%左右的政策目标；需求端仍待重振、负产出缺口有所扩大，有可能让扣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CPI低于1.5%的水平，总体上将不再对中国货币政策形成紧约束。PPI和CPI剪刀差有望缩小，部分舒缓下游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的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中小微企业在融资覆盖面、可得性和便利性等方面的种种难题依然有待化解，我国金融业对民营企业特别是对中小微企业的“包容性”仍显不足。事实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三年前针对民营企业“融资的高山”的不少分析和表述，时至今日依然有效：融资难、融资贵是多重矛盾和问题碰头叠加的综合反映——企业受外部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叠加影响，在经营层面遭遇困难，会自然反映为融资能力的下降；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的顺周期行为，风险偏好下降，有的金融机构惜贷断贷，又会加剧企业的融资难度；从根本上说，必须通过长期努力、制度设计来弥补“市场失灵”，补上服务中小微企业的短板。

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要有机结合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把握好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的时度效，把握好政策之间的协调联动，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狠抓政策落地。在出口和房地产这两个疫情以来驱动中国经济快速复苏的主要引擎之外，宏观经济需要努力寻找更为稳定持续的长期增长点，尤其需要在“六保”、“六稳”的基础上努力稳定总需求，刺激和打造真实需求、有效需求。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华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首席策略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