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22年以来，我国煤炭行业政策频频调整。最新的动态是4月2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指出，要通力合作优化煤炭企业生产、项目建设等核准审批政策，落实地方稳产保供责任，充分释放先进产能。通过核增产能、扩产、新投产等，今年新增煤炭产能3亿吨。5月4日人民银行又传达消息，经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增加1000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额度，专门用于支持煤炭开发使用和增强煤炭储备能力，增加的1000亿元额度将充分发挥再贷款结构工具的定向直达、低成本优势，支持煤炭企业技术改造与绿色转型发展。加上去年11月份确定的此种专项贷款2000亿元，总额度增至3000亿元。总体看来，关于整个对煤炭产业的调整幅度和力度都非常大，而且政策非常密集。

回顾而言，本次的政策调整自去年9月份就开始。彼时，煤炭价格受供需两方面因素影响，创造历史新高。在供应侧，受煤炭去产能、煤矿安全生产执法和主要产煤地区治理涉煤腐败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煤炭生产增长乏力。在需求侧极端气候导致的新能源出力不足、出口需求强劲等因素推高了电力以及相应的煤炭需求。

高企的煤价不仅蚕食了电力生产行业的利润，更与电价市场化不足一起，导致一些火电企业出力不足，加剧了电力供应紧张的局面。再加上能耗“双控”等多种因素叠加，导致全国部分地方出现有序限电，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工业生产，甚至居民生活。

2021年我国多地经历的煤电双重紧张，以及最近半年多以来国际能源市场的大幅震荡，进一步凸显了能源安全的重要。而“富煤，缺油，少气”的国情，意味着煤炭在我国能源安全稳定供应中“压舱石”的作用在短期仍然不可动摇。

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煤炭在我国能源安全中的重要性，以及有序推进煤炭消费替代升级的必要性，呼吁国家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此次会议还放宽了能源消费上限，将新增的可再生能源和原材料能源排除在外。

煤炭产能的限制政策也被逆转。自去年9月份以来，我国已核增煤炭产能2.2亿吨左右，并增加应急产能约1亿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21年中国煤炭消费量增长4.7%，达到40.7亿吨的历史新高。此次，国务院再“出手”，明确新增3亿吨煤炭产能。

虽然国际社会担心我国的煤炭政策调整影响双碳目标的实现，但是，这种调整不仅不是对双碳目标的动摇，而且是和双碳的实施一脉相承。

对短期脱碳行动计划适时动态调整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要求。我国仍处在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在此条件下，实现碳中和还没有先例。因此，还有必要摸着石头过河，积极探索实现双碳目标的路径。

对短期的脱碳行动计划适时动态调整也是理性的选择。谨慎探索必然要求根据内、外部环境，及时对脱碳路径做出调整。2021 年末的能源价格飙升和动荡，以及乌克兰持续的危机，已经使得不少国家重新规划了能源转型路线图。例如，能源转型的先驱德国正在重新考虑煤炭和核电的未来，以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如果过快地推进去煤化、去煤电化，加剧对进口油气的依赖，则可能更大程度地暴露于动荡的国际能源市场，影响能源安全，不利于双碳的可持续推进。

我国政府更加谨慎的双碳行动方案不是对双碳目标的调整。脱碳方面谨慎而稳健的做法，更符合可持续脱碳的需要。以退为进，动态调整，理性务实的减碳方案比“运动式”减碳更具可持续性、更能行稳致远。

（施训鹏系悉尼科技大学教授、碳排放权交易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和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国际能源转型学会理事长；杨木易系欧洲能源智库Ember资深电力政策分析师，国际能源转型学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