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家发改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将以适当方式组织开展国际产业投资合作系列活动，为跨国公司投资和地方招商引资搭建平台。同时，继续清理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限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保障外资企业平等适用各项政策，切实享受国民待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引资规模一直稳居全球前三位。2021年实际使用外资（FDI）达到1.15万亿元人民币，位居世界第二，较2012年增长62.9%。今年前8个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8927.4亿元，在去年高基数基础上依然保持了两位数增长。

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中国扩大开放政策以及建立市场化、法治化与国际化的营商环境。首先，外资准入更加开放，连续五年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在汽车、金融等领域推出系列重大开放措施。其次，2020年外商投资法正式实施，确立了外商投资促进、保护、管理的基本制度，保障了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得到有效实施。其三，建立更公平的市场环境，清理与外商投资法不符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充分保障了外资企业公平竞争待遇。此外，还多次修订《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鼓励类外资项目可享受进口自用设备免税等多项优惠政策。

未来，中国仍然需要继续清理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限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保障外资企业平等适用各项政策，享受国民待遇等，继续完善政策与深化改革。但是，除了在市场准入、市场环境、投资服务等方面继续做好工作之外，我们也应看到全球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在被一些国家的非经济因素挟持和重整，吸引外资的工作应该根据这些变化做出反应。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新冠疫情暴发前，一些国家为了发展本国制造业，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政策，破坏基于全球分工的供应链体系。疫情暴发后医护产品短缺，尤其在经济重启时遭遇到了较多供应链瓶颈，使得一些发达国家借机从战略层面关注供应链安全。它们提出要将供应链环节配置到更易掌控的本土、盟友或周边国家。这种趋势又吸引了很多国家参与供应链调整与制造业资源争夺，比如墨西哥、东盟、印度等经济体。

这是我们引资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可以想象的是，全球供应链的调整对我们的一些存量外资制造业会有一些影响，比如为了获得更优惠关税，一些企业可能将工厂转移到越南、墨西哥等地，又或者迫于其国家内部的一些压力进行迁移。这部分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事实上，我们也需要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有必要通过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到这些地区投资制造业。

事实上，当前有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来华投资主要为中国市场服务，尤其是高端制造业领域，这与中低端代工出口模式不同。中国拥有基于市场竞争和专业分工的完备的供应链体系，庞大的规模化市场，以及更具活力的创新生态，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参与到中国供应链体系之中，而不只是销售终端产品。因此，在我们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时，也要组织开展国际产业投资合作系列活动，积极吸引外资关键供应链企业来华投资，参与国内市场竞争。

目前，国际制造业竞争在加剧，但劳动力与人才短缺成为各主要经济体的普遍短板。我们需要培养更多技术人才与高素质工人，提高他们的社会保障水平，以增加吸引外资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我们应该主动出击，制定更多吸引外资的政策，在国内外做好政策宣传，增强产业资本的信心与预期。在此轮全球经济动荡中，尤其是在多国制造业面临能源危机、大通胀以及劳动力短缺等挑战背景下，中国是制造业稳定生产的避风港，并能够通过扩大内需的政策为它们提供更大的市场，中国有能力继续吸引更多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