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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播坤:产业链升级下的“中国+”路径

北大金融评论 2021-06-11

新冠疫情的冲击展示了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的部分脆弱性,但也展示了全球产业链极大的灵活性和动态调整能力。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第一大中枢快速修复,其韧性保证了全球供给的基本顺畅。

华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牛播坤在《北大金融评论》发表文章指出,基于不同产业重要性和供需等特点,疫情后的全球产业链重构具体可能有四个方向的变化。在供给的视角下,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大供应链中枢,并已经成为了亚洲的绝对产业链中心。

新冠疫情是对全球产业链的一次极端压力测试,也是某种程度上在全球范围内的供给侧改革。疫情的冲击展示了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的部分脆弱性,但也展示了全球产业链极大的灵活性和动态调整能力,在一些国家的供给能力受疫情冲击陷入停滞的同时,生产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被重新组织调配,确保全球整体上并没有因疫情而陷入一场短缺危机。其中,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第一大中枢快速修复,其韧性保证了全球供给的基本顺畅。中国出口累计增速也从3 月的-13.3% 反弹至12 月的3.6%,成为2020 年宏观层面上最为出人意料的增长。

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四个方向

新冠疫情将会加速上世纪90 年代以来超级全球化周期的调整。现有的全球分工,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基于经济效率原则的采购与运输物流体系,一旦关键环节断裂将面临巨大风险。疫情后,全球化的布局将适度考虑安全因素,以确保产业链的相对平稳。基于不同产业重要性和供需等特点,具体可能有四个方向的变化。

关键行业回归本土。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原材、零配件、中间投入品尤其是医疗医药等产业的全球价值链,跨国公司可能会就此搬迁回本国,以形成政府和社会所要求的自主可控。事实上,医药行业的回归本土已经在推进中。2020 年8 月日本经产省公布的首批获得政府补贴回归日本的企业中,有40 家即为医药、医疗设备等健康民生类企业。

区域合作深化,从离岸生产转向近岸、在岸生产。不少跨国公司开始质疑长距离供应链。为了避免未来再次遭遇类似风险,跨国公司的供应链系统会要求更加体现自主性和可控性,对实时生产模式和全球分散生产的态度变得更加保守,这样会使企业始终保持一定的生产剩余和配置上更加靠近国内。需要关注的是,事实上,2008 年以来产业链的全球化已经处于停滞不前,更多的被东亚的区域化深化所取代。从全球产业链参与度来看,虽然全球平均关税在2008 年后短暂回升后继续下降,产业链的全球分工程度并未回到增长的轨道。例如,对美国而言,尽管美国本土的制造业衰落,面临实体回不去的现实,不过,将生产转向成本稍高但对美国而言更便利的生产商,如墨西哥、拉美等国家和地区,是完全可行的,也正在成为现实。2019 年,美国从中国大陆的制造业进口减少17%,美国从墨西哥的制造业进口量增长130 亿美元。

分散化以增强产业链的抗风险能力。这次新冠疫情让不少发达国家认为:把供应链集中在一个国家是有很大风险的,容易受突发事件影响全球价值链布局,他们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将其集中于某一区域,而极有可能是分散布局在全球各个主要国家。例如,东亚和东南亚供应链很有可能在形成以“中国+”为特点的分散化。短期内由于东南亚国家的整体工业能力偏弱,中游的转移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已经向东南亚转移的服装鞋靴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会进一步加速。事实上,贸易流从中国大陆转移到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的趋势在2013 年前后已经出现。

靠近市场、就地生产仍会起到锚定作用。相对于供应链,变化较小的是跨国公司靠近市场、就地生产的布局。中国巨大的内需消费市场对于很多跨国公司仍然极富吸引力,也将对跨国公司的产业链布局起到强有力的锚定作用。这也是我们认为,尽管不少劳动密集型行业已经并将继续向成本洼地的东南亚国家转移,但基于中国未来可见的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的潜力,即便是低端产业也不会完全转出。

身在何处:中国产业链的升级之路

从增加值贸易来看,供给的视角下,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大供应链中枢,并已经成为了亚洲的绝对产业链中心,取代了2000 年时日本在亚洲的中心地位。从进出口数据看,中国输出各大类工业品的金额占全球比重约在15%-30%,各类最终消费品比例较高,在30% 左右,欧美进口的消费性制造业产品约一半来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从全球工业品的出口分布看,主要用于直接消费和固定资本形成的机械及运输设备和杂项产品(主要是各类消费品)接近半数由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出口,由中国大陆出口的部分分别达到了16.8% 和26.4%,而主要作为中间产品投入各行业生产的化学品或相关产品和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分别有7% 和18.2% 的出口由中国贡献。

从在全球价值链所处的位置来看,过去的30 年中国的产业升级描绘出了一条完美的微笑曲线(图1)。1990 年-2001 年加入WTO 之前,中国以两头在外的方式融入全球产业链的劳动密集环节,分工位置快速向具有比较优势的下游走。加入WTO 带来了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快速提升,但分工位置并无明显变化,更多是融入全球产业链的广度和量级的变化。关键的变化发生在2008 年前后,此后中国产业链明显开始向更高阶的中上游攀爬。过去5年,中国的通用工业机械、纺织品等的显性比较优势均在上升(图2)。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全球分工位置变迁也显示,过去10 年中,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韩国、马来西亚是分工位置走向上游最为明显、产业升级最为确定的经济体。

目前来看,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的方式,正在朝着简单产业链全产业链化结合部分下游低附加值环节转出,较复杂产业链趋向区域化,极复杂产业链仍然延续全球化的格局。在劳动密集型环节,中国的比较优势从2013 年前后开始明显下降,服装鞋靴箱包家具等行业的产业转移早在中美贸易摩擦之前就已经发生。在较复杂的ICT、化工、机械等领域,以中间品贸易来衡量,中国与东亚的主要经济体形成了紧密的分工关系(表1)。因此,东亚构成了中国产业链供给方的基本盘。此次RCEP 的重大意义就在于终于将事实上已经形成紧密产业关联的中日韩三国纳入其中。

从RCEP看“中国+”的渐展之翼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2 年之前,中国对东盟长期处于贸易差额,2012 年之后中国对东盟出口转为顺差,此后东盟的排名不断提升,2019 年东盟跃升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东盟整体的国际产业分工位置与中国较为类似。贸易流向的变化背后是中国与东盟的分工关系的深刻变迁以及“中国+”网络分工体系的深化。

分国别来看,中国对东盟贸易差额转为顺差主要归因于对越南、新加坡的顺差扩大,对马来西亚和泰国的逆差缩小,而对菲律宾逆差转为顺差。如果从SITC(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一级分类看,贸易差额转为顺差主要归因于第6 大类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第8 大类杂项制品顺差扩大,而第5 大类化工产品和第7 大类机械与运输设备逆差转为顺差。

在东盟所有国家中,越南作为“中国+”的节点意义尤为显著。目前,越南在一些下游贸易品上正在边际取代中国大陆的优势。但与此同时,越南出口也更加依赖中国大陆的产业链,越南出口也为中国大陆带来间接的国内增加值。越南纺织、电子等产业大量出口的下游产品生产离不开中间品的大量进口,这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比重不断增大。例如,电子零部件进口自中国大陆的比重由2004 年的7.1% 增长到2014 年的31.6%,使越南出口中来自中国大陆的增加值大大增加。数据上看,2005 至2015 年,随着越南后向参与度的提高,越南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占比不断下降,而越南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比例不断增长。这两个因素在越南贸易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为中国大陆贡献了大量贸易增加值。十年间越南出口增长了320%,国内增加值增长了265%,而中国大陆在其中获得的增加值增长了1104%,这使得2015 年越南每从出口中获得1 美元增加值,中国大陆就获得25 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