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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机构众生相:有钱就能加盟、会做PPT就能成名师、用钱买学位

显微故事 2021-07-07

“又该找工作了”,这句话已经成为了在线教育圈内人心照不宣的暗号。

今年以来,针对课外辅导机构、在线教育的政策频出。

5月《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一条颇具冲击力:“要明确培训机构收费标准,加强预收费监管,严禁随意资本化运作”。

多家民营教育公司上市、融资、定增暂停,不少在线教育机构曝出裁员新闻。

吴川所在的上市教育公司已连续几年定增遇挫,在意见发布后,吴川在公司内网看同事发帖,只有四个字:“市场死了。”

吴川没拿到上个月的工资,公司没给任何解释,吴川也懒得去问:

“老板们准备跑路了呗,给自己攒点儿跑路钱。同事、媒体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让他们去知乎上搜,有不少曾经的老员工在上面发过帖子,我只能说——里面说的都是真的。”


本期显微故事讲述了包括吴川在内等教育行业从业者的故事,他们之中:

有的人曾是公立学校老师,跳槽去了培训机构后发现,机构内不强调教育本身,更强调“课程系统”,只要能做好的PPT、能引流,就能拿到“百万年薪”;

有的人是培训机构负责人,断言今年50%的线下培训机构都会消失,但市场需求依然存在,教育机构会走向“黑市化”;

还有的人是国内上市在线教育机构中层,公司中高层没人真正懂教育,连自家的线上教育平台都是在外买了软件,1个月后匆忙上线,只为换取股价大涨30%……

教育本是关于教育者和学生之间的事,但在混乱的市场机构参与下,这个生态链涌入了资本、机构、业余教师、家长,数万亿的庞大市场里,没人关心学生和教师本身。

以下是关于他们的真实故事:


文 | 唐山

编辑 | 卓然


这几个月,吴川过得非常焦虑,包括他在内的所有公司高管等“教培新政”的具体措施。

研究政策动向,这本是教育培训机构的“基本功”。但这次不一样,吴川明显能感到,公司里每个人都开始找下家,包括高管。

吴川所在的公司是国内一所知名上市教育集团,涉及的业务包括K12全科辅导、学校信息化建设、留学咨询等,在全国20多个城市都设有分公司。

去年疫情爆发,公司才意识到需要增加线上教学平台,临时指派吴川带领团队做线上平台的研发。

作为一个年净利润近4000万的教育集团,该公司曾设置两个部门做线上平台研发,但做了两年多,吴川发现,

“居然都只是做了个框架,根本用不了,还有一部分是抄竞争对手的架构”。

最后,吴川无奈之下在外面买了个软件,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匆忙上线了。

疫情导致学校无法开课,学生不得不用在线教育软件跟上学习进度,这也让在线教育行业在2020年吃尽了红利。

吴川的公司也不例外,即便是一个匆忙上线的软件,也让公司线上线下业务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仅三个月,股价也跟着上涨了近40%。

好景不长,2021年初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就在202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治理整顿校外培训机构问题。

“大力度治理整顿校外培训机构,这是当前面临的紧迫难题”,陈宝生说。

“这件事非办不可,必须主动作为”。紧接着,各地纷纷出台政策,大力整顿校外机构。

3月初,北京朝阳区、昌平区相继发出继续停课整顿的通知。

4月,重庆开启校外培训机构培训行为集中专项整治,主要围绕违法违规举办校外培训机构培训与招生入学挂钩中小学校及在职教师组织或者参与培训行为、开展校外培训机构超前超纲培训和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

图 | 重庆发布的新闻

“这次政策调整的密度、力度都和以往完全不同”,吴川说道,本来教培行业的流动率就比较高,一般来说,企业人才流失率在每年10%左右,教培行业则在30%左右。

今年政策动荡,很多人觉得培训机构很难再继续做大。

“人心一散,大家都各谋出路,大部分教师对培训机构也缺乏忠诚度”,吴川说,尤其是原本名校偷着出来教书的老师,很快就走了,紧接着生源就会跟着受影响。

更糟糕的是,吴川所在的公司虽然处于一个超万亿的大市场,但市场化、专业化程度却并不匹配市场的规模。

“很多经营者没有完成从名师、培训者再到商人的转变”,吴川说,“至少在我们集团,无规划、无问责体系、无决策制度、无监察部门”。

“之前为了上市,公司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做文件、财务数据上”,吴川说,

“有天,老板开会突然说,‘上市公司原来还要披露信息啊’”。

此前相应工作都交给外包公司做,直到被罚款,大老板才知“上市公司需信息披露”这样的常识。

图 | 在线教育行业作假层次不穷

“他们根本不是企业家,培训的金融化制造出一批傻子”,吴川说。

“卡住培训过度资本化,对于行业的健康发展,也许有一定好处吧。”吴川说。只是作为代价,吴川自己的职场前途亦堪忧。


50%的培训机构活不到明年

“公立教师不来、不超纲教学,培训机构就没饭吃”


“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在我们这个小城市,大概50%的培训公司今年会死”,陈峰说。

2013年,陈峰结束了“北漂”生涯,辞职回江西老家创业做教育培训。如今陈峰任校长的培训学校中,每年寒暑假能开8个班,每班30人,年流水超70万元。

之所以能得出50%这个数字,主要是陈锋根据《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推算,未来“小升初”的培训市场可能会消失。

但在江西,陈锋所在的城市里,当地近一半的培训公司靠“小升初”培训养活,这也占到陈峰所在培训学校的近一半业务。

“很多人以为K12培训很赚,但其实市场空间并不大,盈利空间也很小”,陈锋说。

陈锋的机构一个暑期班每人收费3000元,“一个班不超过30人,也就是9万元左右一个班”。算上增长的人工、房租、以及获客成本。

“如果是高考补习班,需要配9科老师,最起码要配齐5个主科老师,都要发工资、课时费,一个班下来,至少亏两三万元,没人能办得起。”

2015年,国家正式下令,严禁公立教师在民办学校中兼职。据陈峰回忆,当年就有好几家培训中心关门,后来大家发现,“偷着干其实也没人管”。

如今,包括陈峰的学校,80%以上的教师仍来自公立学校,但公立教师们遮遮掩掩,除了假期,日常不会接课,民营培训机构的运营成本大大增加,

“干培训,如今利润率已从2015年的30%—50%左右,降到如今的10%”。

2018年时,培训市场空前火爆,但分摊到陈锋所在的机构上的利润却没有增长,甚至被竞争挤压到逐年递减。

陈锋想不明白,培训的利润率逐年下降,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涌入市场?

原因就在于,2017年3月,教育部办公厅下发了《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因“减负”后,中小学放学时间提前了,家长无法管控。

该《意见》提出,学校可以引入民营培训企业,办一些选修课,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财政补贴”等方式补偿,这可击中民营培训机构的兴奋点。

几乎是一夜间,各种民营机构开办的“素质教育课”、“科学课”纷纷挤进校园,大多数课的水平低下,甚至找不到专业老师,只好放录像。

这种“素质课”会利益均沾,即当地几家大培训机构各切一块,体现出基层教育系统内部微妙的权力结构。

对学生来说,则比较痛苦,周末必须到不同地方去上课,有的城市将“素质课”与中考挂钩,学生不敢不上,但去了也就是签个到,

“没人认真讲,也没人认真听”。

“对培训中心来说,开‘素质课’是不赚钱的,但给了一个吃进公立学校的机会,里面有不少商机,比如帮着做PPT,好多学校有宣传的需要,拍视频、网络发布等,一年也有两三万经费,此外,双方还可以合作办学”,陈峰说。

在培训市场金融化之前,民办学校最重要的增长方式是“开分校”,与名校合作卖入学资格。

招生者会明确告诉家长,没有“学区房”,想进名校的难度很大,但进了分校,只要钱给够,可以保证孩子高中上名校。

这是培训中心眼中的一片“蓝海”。只要能与名校建立联系,他们宁可做赔钱的“素质课”,宁可多花钱搞装修,表示自己有实力、很“靠谱”。

“现在的新政把教育机构和公立学校的连接彻底断开,相当于直接砸饭碗”,陈峰说,基本上没有回旋的余地。


中专学历的PPT“名师”

“只要会做课件,就能帮助机构扩张品牌,吸引到更多‘煤老板’加盟”


教育新政接连颁布后,机构、教师、家长和学生之间,微妙的平衡被彻底打破。

“有些不愿意花钱上培训班的家长可能在拍手叫好,他们觉得自己孩子上不了,你们也别上,这样最公平”,张晓鹏说。

“但实际上,有能力上课外培训的家长一定还有其他的办法,哪怕一对一、请私教,他们都能找到门路”。

张晓鹏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在公立中学做过四年语文老师,后来转行去了一家培训机构做招生老师。在培训公司,张晓鹏见识了什么是“考试民族”:

有单亲妈妈带孩子来报名的,单亲妈妈的月收入才1000多元,反反复复砍价;

有一家三代带孩子来报名的,生怕孩子上课不认真;

还有报不上名,父母当场给校长下跪的……

2018年,张晓鹏又辞职来到北京。让他吃惊的是,在教育机构呆过一段时间后,自己忽然变得很“畅销”:他去几家培训公司面试,成功率达100%。

一家在线教育培训机构的HR还打电话来劝张晓鹏,

“在我们这儿,最好的老师能拿到百万年薪,您还犹豫什么啊?”

张晓鹏的心思被说“活”了,他加盟了这家公司。

第一个月的薪水让张晓鹏吃了一惊——才7000元。问同事才知道,拿百万年薪的要么是大学教授、有社会知名度,要么自带流量,能拉新学员。

此外,张晓鹏还发现,教语文的同事多来自北大、清华等名校,至少有硕士文凭,但很少是中文系毕业生。可不是学中文系的,该怎么教语文课呢?

原来,大家讲的都是文史知识。2018年起,高考语文改革,一夜间,“大语文”培训风起云涌,甚至被炒作成决定孩子命运的关键,教各科的老师突然都变成了“语文名师”。

“名师”拿单模式很简单,讲几节示范课,挂到网上,家长会带着孩子试听,只要能用文史知识“镇住家长”即可,“家长有几个懂语文的?”

“大语文”的最大成果是,一些培训中心出现了专业的PPT制作师——他们不仅能把页面做得漂亮,还能穿插进更多抄袭来的“文史知识”。

这被不少培训机构称为“课程体系”,主要通过连锁的方式售卖,作为加盟连锁的支持。

这让教育培训从重视教育质量,转变成了重视营销效果,毕竟,更好地包装自己的这套课程体系才有助于品牌扩张复制,吸引更多的加盟商。

吴川回忆,2018年到2019年,连锁、加盟成了民办培训业的热词,所有大公司都在疯狂扩张,也包括吴川所在的教育集团,来加盟的,多是煤老板、开钢铁厂的、做小出口贸易的、开小加工厂的。

“他们以为干培训的利润很大,又没有相应资质,特别愿意和北京的品牌培训公司合作”,吴川说道,

“在一些四五线城市,一些民办培训中心有‘清华、北大冲刺班’,可一打听,老师只有中专文凭。”

这些公司有两大问题,一是只想花几万元持牌,方便招生,不想被管;二是短期行为,如招生情况不理想,可能卷款潜逃,将一切麻烦都甩给品牌培训公司。

在市场最火热的时候,张晓鹏一度曾转型去做品牌市场,好赚一笔“快钱”。

可一打听才知道,各大公司在北京一般不设市场中心,而是放到成都、昆明等低收入城市中,他们被称为课程代表,月薪仅四五千元。

一旦被录用,白天上班,晚上要回答客户提问,必须24小时在线,如未及时反馈客户提问,遭到投诉,就会被罚款,等于几天全白干了。

“那是培训业的一个‘血汗工厂’,你干不了的。”同事告诉张晓鹏,这种岗位只招20多岁的小年轻,从没听说哪个30多岁的人能坚持下来。



靠教师引流,也靠教师节流

“出现问题先砍掉教师,但想培训的家长依然很多,就看你有没有门路”


2020年,疫情让张晓鹏陷入困境,没有课时费,基本工资也只发一半,一个月只能拿到3000元,可他租房就要花2千多元。

更麻烦的是,张晓鹏已33岁,父母开始不断催婚。连80多岁的姥姥打电话过来说:“我也快闭眼了,我还能看到你的媳妇吗?”虽已过去一年多,提到这些,张晓鹏的眼圈立刻就红了。

在民营培训公司,谁能赚到年薪百万?

张晓鹏曾做过一个统计,他认识的月薪2万元以上的教师,大多在公立系统中有积累,或者仍在其中,靠师生缘、地缘等,成为培训中心管理者“不愿得罪”的人,要么就是能带来新客户。

“大语文”刚火爆时,找名人到地方搞一轮演讲,当场就会有无数家长带孩子报名。张晓鹏所在公司的强项是在线教育,“大语文”不像英语、数学等科,有“硬标准”,往往是“赢家通吃”。

张晓鹏算了一下,全北京能拿到百万年薪的头部教师,可能只有七八个,从中位收入水平看,低于其他行业,“普通人想当名师,拿到百万年薪,几乎不可能”。

吴川也表示,“为了上市、做品牌等,2018年—2019年,确实有一些头部教师能拿到百万年薪,但市场一下滑,优先砍的就是他们工资。”

今年5月,跟谁学、新东方在线、高思等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因价格违法、虚假宣传等行业,被顶格罚款50万元。

其中,新东方名师风采栏的103名教师中,76名教师的实际教龄与宣传不符,虚假宣传比例达到73.8%。

各个教育机构股价大跌,市值蒸发数百亿,也引发了新一轮的裁员潮。据36氪消息,高途宣布裁员30%, VIPKID裁员比例高达50%,字节跳动旗下的教育业务即将进行大范围架构调整。

张晓鹏说,“影响最大的还是那些被在线教育机构一窝蜂聘请进来的课程代表们”,此外,还有那些企图通过课外培训让孩子跳跃阶层的家长。

在张晓鹏所在的东北某五线城市里,普通工薪阶层的平均月收入在2000元左右。

“我们那儿,年轻人除了高考,没有其他改变命运的机会”,张晓鹏说,“老一代人外出打工,混了半辈子一事无成,自然把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

家长们普遍认同培训,他们很少陪伴孩子,当他们想关心一下孩子、为他们付出时,总是“首先想到培训”。

陈峰认为,这一轮“培训新政”压力更大,因为引入了利益机制。

2018年后,公立学校“减负”后,如何填满孩子们多出来的时间,一直没有解决方案;如今,允许公立学校开“课后兴趣班”,而且允许收费,在陈峰的小城,收费标准是540元/学期,该城每年级约1.5万人,这就是每年1.46亿元大生意。

有了这笔钱,公立学校就有动力把民营教育机构挤出市场。

为了多挣钱,一些公立学校已取消了午休,这样下午课后兴趣班原本只有一节课,现在就变成了两节课,可以多收费。

“今年我们那个小城也实行中考50%分流,即只有50%的学生上高中,剩下的上中专、中技,去年则是60%上高中,压缩了10%,对民营培训机构影响不大,不过是减少了1500名生源而已,不如公立学校可以收费办班冲击大,不过每年1080元的费用,在我们这里不是一笔小数。”陈峰说。

该如何应对“培训新政”?陈峰的答案是“挺下去”,因为地方小,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彼此都会留有余地。

从过去几年看,“年年政策都有变动,谁也说不好,2018年的火爆会不会重来”。

未来两三年将是民营培训公司发展的低潮期,很多公司可能会“黑市化”。

“没有一家民营培训公司是自发产生的,都是市场有需要,才涌现出来的。”陈峰认为。

至于吴川,他则很认真地说:“我真的是要找工作了,没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