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杨梦雪

养老服务信托正在上海逐渐拼出完整拼图。

日前上海三家信托公司联合发布的《上海市养老服务信托十大场景》披露了一组数据。2026年6月至9月，上海已落地养老服务信托试点案例146单，实收信托规模7.42亿元，其中3单试点案例叠加了意定监护。

这是今年6月发布《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后，试点落地的首份季度“成绩单”。

透过首份季度成绩单，四条主线逐渐清晰。三家信托公司差异化卡位价值链不同环节；信托财产从单一现金向不动产、保单等全资产类别扩容；服务聚焦家庭支持网络薄弱群体，呈“三高”人群与“老养残”家庭并存的哑铃型结构；行业定位则从高净值财富管理工具向普通家庭民生工具下沉。同时值得关注的还有，意定监护与信托深度耦合尚处早期，配套制度与服务生态仍需跟上。

机构差异化卡位

从上海三家试点机构的落子看，特色各有侧重。

上海信托以家族办公室路线见长，在试点机构中覆盖场景较全、首单创新最密集，兼顾高端定制与30万元门槛的普惠产品；华宝信托主打普惠标准化，以“喜乐安康”产品聚焦高龄独居老人紧急就医与常态化开支两大刚需；建元信托则锚定特殊需要与监护，深耕“老养残”、身心障碍者与高龄无子女同住老人等客群，以“信托＋公证＋意定监护”的深度叠加为特色。

上海之外，各地养老信托产品也在密集落地。

据公开信息梳理，2026年8月，北京东城落地全国首单特需家庭多类型资产服务信托，由外贸信托将不动产、资金、保单三类资产整合纳入同一信托；2025年4月，北京通州完成全国首单居民住宅类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通州1号”），由国投泰康信托担任受托人。此外，江苏信托与南京市石城公证处合作落地全国首例“石城善护1号”，聚焦社区公职监护资金管护；中诚信托与人保寿险推出“保险＋信托＋意定监护＋紧急代理＋生前预嘱＋监护权行使确认”六维一体项目；中原信托、复星保德信等则围绕“保险＋信托＋养老社区直付”铺开。

把上海三家与各地的首单放在一起看，看似大家在抢同一条赛道，实则不同机构在养老服务信托领域进行差异化竞争，卡位价值链上完全不同的环节。

如有信托公司选择覆盖全生命周期家族办公室路线，客群入口在高端备老人群，现金、不动产、保单等资产以及慈善意愿都能纳入信托规划，服务链条从意定支付、遗嘱衔接到“养老＋慈善”一路贯穿。

也有信托公司选择普惠标准化路线，把养老需求拆解为最迫切的单一刚需，如高龄独居老人的紧急就医与日常开支，再以标准化合同、低门槛切入，靠规模摊薄单笔运营成本。

还有信托公司专注于特殊需要监护领域，聚焦“老养残”、身心障碍者、孤寡与高龄无子女老人这类最窄却最刚需的客群，需求集中在“托付”而非“增值”。

此外，也有信托公司通过“保险＋信托”协同，以保单受益权切入，借保险的杠杆与现金流降低信托设立的实际门槛，再由养老社区承接费用直付。

资产扩容提速

案例的另一条主线，是信托财产的边界正在从单一现金向全资产类别拓展。

此前，养老服务信托普遍以现金受托为主，但试点案例已出现明显突破。如上海信托落地全国首单“不动产＋现金”家庭服务信托，让房产以出租获取现金流的方式参与养老；北京东城项目首次整合不动产、资金、保单三类资产放入特需家庭服务信托；“通州1号”则直接以居民住宅不动产作信托财产。

保险金信托方面，部分案例已通过把保单受益权装入信托，实现信托资金向养老社区的定向直付。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一扩容背后是现实财富结构的倒逼。

上海信托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吴海波认为，需要突破的障碍之一是配套制度有待完善，如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及税费问题、专业监护组织稀缺等。

华宝信托相关负责人同样向记者坦言，目前试点以现金类信托为主，老年人名下不动产、股权等非现金资产的装入机制仍在探索中，非现金资产的信托登记、评估、管理涉及更复杂的法律和操作问题，需要随着试点迭代稳步优化配套机制。

与资产扩容的“快”形成对照的，是“意定监护＋信托”的“慢”。146单中，叠加意定监护的仅3单。这一比例折射出，作为养老服务信托最具制度张力的组合，意定监护与信托的深度耦合尚处早期。

华宝信托相关负责人向记者分析了背后的三点原因。一是意定监护制度与信托机制的衔接有待完善，在协议的签订、履行、监督等环节与信托财产管理的衔接仍需细化；二是信托财产多样性有待拓展，现金之外的资产装入仍在破题；三是服务生态有待成熟，需要与养老机构、医疗机构、社区、社会组织形成协同。

聚焦“家庭支持网络薄弱”群体

剖析146单案例的客群，一个共同画像浮出水面，就是家庭支持网络普遍薄弱。

上海一位信托从业人士向记者概括，其所接触到的核心客群呈“哑铃型”结构。一端是高龄、高知、高净值的“三高”人群，子女在海外或工作忙碌，核心需求是“按自己的意愿尊严地养老”；另一端是“老养残”家庭，子女为身心障碍者，父母最担心自己衰老后孩子的生活问题。

上海信托信睿家族办公室负责人丁宇翔进一步指出，特殊需要信托所服务的家庭普遍存在“我走了孩子怎么办”的真实托付焦虑。独居、空巢、高龄无子女、“老养残”、身心障碍……这些群体的共同点，恰恰是依赖亲属网络的传统养老模式无法为其兜底。

正因如此，养老服务信托正在从单一的金融工具，走向多方协同的基层治理生态，并在机制上形成三重精细化安排。

其一是生态协同。案例中几乎不存在信托公司“单打独斗”。如上海信托在项目中联合民政、公证、街道和社区等，构建“监护人管人、信托管钱、公证与居委会共同监察”的职能分工方案；建元信托引入家长互助组织担任信托财产意定管理人，搭配定期探望机制与律所全程监督，聚焦“老养残”家庭，解决心智障碍家庭的“托孤”难题。

民政、社区、公证、律所、养老机构、社会组织等的共同参与，使信托制度从单一的财富管理工具，下沉为基层治理中串联多方资源、承接特殊家庭托付需求的民生基础设施。

其二是支付机制精细化。以意定支付为例，信托合同预设失能、重病等触发条件，届时由信托公司按信托财产意定管理人指令履行医疗、护理、养老费用支付职能，部分案例进一步设置紧急支付与快速划款安排。

在分配结构上，典型案例已形成“固定零用钱＋定向支付＋临时分配”三层安排，配合资金封闭管理、专款专用、全程留痕，确保“养老钱”只用于养老。

其三是监察制衡。为防止“钱”与“权”的滥用，案例普遍引入多重监督。如建元信托为无子女同住老人设置双监察人机制，在“信托管钱、意定监护管人、双监察人管风险”的框架下，律所出任第二监察人，与第一监察人形成制衡。

普惠化下沉

数据背后最深刻的变化，还有信托这一工具定位的变化，即从高净值人群的财富管理工具延伸为普通家庭的民生工具。

上海某信托从业人士对记者表示，上海试点政策值得肯定之处还在于真正把养老服务信托作为一项普惠性的“公共产品”去设计和推广，包括对信托机构、养老服务机构、意定监护人提出相应要求，实行金融监管部门与民政部门双备案，并鼓励信托机构与养老服务平台进行支付对接。

行业的普遍共识是普惠化是可以实现的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普惠化没有挑战。

华宝信托相关负责人向记者坦言，推动普惠型养老信托主要面临三大挑战。一是公众认知度有待提升，大多数老年人及家庭对“意定监护＋信托”创新模式仍较陌生；二是标准化与个性化的平衡，不同老年群体需求差异很大；三是服务网络的协同与覆盖，需要与养老机构、医疗机构、社区多方深度协同。此外，从机构经营看，还叠加了成本收益平衡、服务链条整合与复合型人才短缺的现实约束。

配套制度亦需跟上。上海某信托从业人士建议，一方面明确养老信托在设立、运行、分配环节的税收政策，对以养老为目的的不动产、股权等信托财产交付出台非交易过户或递延纳税政策，让老百姓低成本运用信托制度解决养老问题；另一方面，对困难家庭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由信托公司为残障人士、孤寡老人等提供养老信托服务，并加强信托制度的认知普及，增进公共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