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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基金“限购潮”:从“拼规模”到“拼策略”

2026-05-15 15:32:56 21世纪经济报道 21财经APP 庞华玮

21世纪经济报道特约记者 庞华玮

当一只基金今年以来赚了超40%,却每天只让你买50元时,你就知道,量化基金的“限购潮”来了。

易方达、国金、博道……5月以来,一批公募基金管理的绩优量化基金纷纷挂出“客满”牌,申购上限从50元到10万元不等。

今年量化基金赚钱效应明显,截至5月12日,年内平均收益13.63%,最高收益超80%,亮眼业绩吸引资金快速涌入,但量化策略的“肚子”装不下那么多了——超额收益正在被稀释,规模与收益的矛盾到了临界点。“闭门谢客”成为管理人的无奈选择。

这场限购潮背后,量化行业正从“规模竞赛”加速转向“α挖掘”的新赛道。


限购潮来袭

5月12日,国金基金公告称,为保护持有人利益,决定自5月13日起暂停国金量化多策略的大额申购,单日单账户限额10万元。同日,博道基金对博道星航混合设置同样10万元申购门槛。而5月8日,易方达科鑫量化选股的大额申购限额仅为50元(含)。

国金量化多策略由马芳与姚加红管理,年内收益超20%,近五年累计净值增长率达115%,一季度末规模已超57亿元。博道星航由量化投资总监杨梦管理,成立仅三个月,净值增长近10%。易方达科鑫量化选股由包正钰执掌,今年以来收益率超42%,成立以来累计收益119%,规模18亿元。

截至5月12日,已有41只量化基金限购,它们大多业绩表现出色,其中21只产品年内收益超15%。表现最好的一批如易方达科鑫量化选股年内收益为42%,广发百发大数据A年内收益为40%,汇安宜创量化精选和华夏科创50指数增强年内收益均为33%。

为何“闭门谢客”?博道基金回应称:“对产品规模进行适度控制,主要是出于维护超额收益的稳定性与提升投资者持有体验的考虑。‘双均衡’体系是我们的一大特色,始终着眼于超额收益的长期可持续性与稳定性,而非追逐短期爆发。”

国金基金量化投资中心副总经理马芳进一步解释:“近期市场情绪高涨,不少绩优公募量化产品因规模过快增长而选择‘主动限购’。这是基金管理人为保护现有持有人、确保策略有效运行的普遍做法。限购的核心在于平衡市场容量与策略相对有效性,保护持有人利益,同时避免资金高位集中涌入。”

格上基金研究员关晓敏分析,今年以来部分量化基金业绩优异吸引大量资金涌入,高位建仓会摊薄原持有人收益,且规模超容量将影响策略有效性,后续或有更多产品跟进。

排排网财富公募产品运营曾方芳补充,限购主要出于三方面考虑——保护原持有人利益、控制策略容量、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也是给市场降温的手段。

规模与业绩的博弈

“限购潮”背后,是量化基金规模扩张与业绩可持续的矛盾。

2026年以来,公募量化产品发行迎来小高峰,年内已成立42只。Wind数据显示,截至5月12日,量化基金共794只(主代码口径,下同),总规模4559.30亿元。分类看,指数型461只,规模2696.66亿元(占比近六成);主动型312只,规模1821.28亿元(占比约四成);对冲型是小众产品,仅21只,规模41.36亿元。

中信证券研报显示,截至4月末,公私募量化股票产品规模合计近2.1万亿元,公募量化约4730亿元;私募端,百亿量化阵营已扩容至61家,管理规模突破1.8万亿元,近年来规模呈快速增长趋势。

目前有115家机构布局公募量化产品,但各家打法和策略不一样。

量化产品规模最大的是国金基金,一季度末规模为357亿元,11只产品全部是主动型量化产品。其中规模最大的三只——国金量化多因子(79亿元)、国金量化精选(79亿元)、国金量化多策略(57亿元)进行了限购,它们年内收益均超20%。

博道基金紧随其后,量化产品规模316亿元。18只产品覆盖主动量化(10只)、指数增强量化(8只)。

易方达基金位列第三,量化产品规模237亿元。20只产品覆盖主动量化(7只)、指数增强量化(13只)。

此外,量化基金规模超过200亿元的公募机构还有招商基金(24只产品合计规模228亿元)、华夏基金(22只产品合计规模217亿元)、汇添富基金(15只产品合计规模207亿元)。

在量化总规模快速扩张的背后,是量化产品业绩的强劲支撑。

今年量化基金赚钱效应不错。截至5月12日,今年794只公募量化基金平均收益13.63%,正收益产品占比95%。年内收益超过20%的产品有162只,超过30%的有39只,仅42只产品亏损(占比5%),主要集中在消费、医药、港股通、红利、北证50等方向。

分类型看,指数型、主动型、对冲型量化产品今年以来平均收益分别为14.48%、13.15%和0.87%。

其中,金信量化精选A以82.27%领涨,宏利绩优增长A、嘉实事件驱动分别涨72.78%、53.88%。今年量化基金收益TOP3均是主动型产品,但收益垫底(跌幅超过10%)的三只量化产品中,也有两只是主动型产品。

总体而言,年内指数型量化产品平均收益最高,主动型量化产品弹性更大,对冲型量化产品回撤最小。

值得一提的是,有人认为,量化基金规模扩张时,超额收益受到影响。当大量资金追逐相似因子和策略时,原本有效的α被稀释。

关晓敏指出,量化基金同质化严重,资金涌入导致交易信号趋同、收益空间收窄。规模超策略容量抬升了交易成本,使得超额收益受损。比如微盘股、红利等赛道已现交易拥挤。

事实上,以前大家买量化基金,收益都差不多,今年却是“有的吃肉,有的喝汤,还有的挨打”。今年量化基金的表现分化非常严重,收益首尾相差94个百分点。

为什么会这样?马芳给出了两个原因:

“一方面是市场环境较为极致,策略适应性表现差异比较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策略丰富度的提升。”

回顾今年的市场,行情很极端,比如科技股猛涨、部分传统板块不涨甚至下跌,不同量化策略的“适应性”差别很大——有的策略正好踩对风口,收益爆棚;有的踩到下跌赛道跑输了。这其实也说明,现在的量化策略比以前丰富多了,不再是一窝蜂用同样的模型。

对于市场普遍观点“量化超额收益在下降”,马芳提醒大家:跑不跑得赢,要看跟谁比。

“超额是对不同基准而言的,对于表现非常强势的基准,例如中证500指数,超额自然弱一些,但相对其他指数的超额又不能单纯用‘承压’概括。”马芳说。

事实上,今年大批量化基金仍取得不错的超额收益。比如金信量化精选一季度的超额收益率达30个百分点。但中证500指数的年内收益近18%,77只中证500指数增强产品中,近一半没有取得超额收益,即使有超额收益也主要集中在0-2%之间。但易方达中证500增强策略ETF年内超额超8个点,万家中证500指数增强超7个点,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各家量化策略竞争激烈。

至于限购对超额收益的影响,马芳认为那只是短期调节手段。

“市场整体的策略供给和管理规模是动态平衡的关系,限购并不是根本影响因素,但对缓解局部波动有一定作用。”马芳说。

简单来说,量化产品规模太大了,策略就可能“钝化”,限购只是临时踩一脚刹车,缓解一下短期的冲击,但长期来看,策略能不能持续赚钱,还得看管理人能不能不断迭代优化模型。限购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真正重要的是量化策略本身的进化能力。

从“规模竞赛”到“α挖掘”

2019年以来,量化行业进入多元精细化发展期。在低利率环境和结构性行情催化下,叠加机器学习等AI技术的全面应用,量化私募规模飙升至万亿级别,公募量化也从边缘走向主流。

然而,规模的快速膨胀也带来了“成长的烦恼”——策略同质化、交易拥挤、超额收益衰减等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那么,行业该如何破局? 从公募的密集“限购”到私募的批量“封盘”,管理人开始主动给规模踩刹车。这并非偶然,有人认为量化投资正从“规模竞赛”转向“α挖掘”。

从公募端看,限购是管理人“主动刹车”,保护存量持有人利益。从私募端看,百亿量化阵营持续扩容的同时,“封盘潮”也在并行——衍复投资、龙旗科技、宁泉资产等关闭部分产品申购通道。

一位百亿量化私募人士坦言:“我们并不追求规模最大,而是希望在策略容量内为现有客户创造可持续的超额收益。规模超过一定阈值后,增加的规模将带来边际负收益。”

转向“α挖掘”,具体怎么做? 业内人士认为,量化行业正从“策略红利”进入“精细化运营”阶段,未来比拼的不再是简单的因子堆砌,而是对市场微观结构的洞察和对交易成本的精细控制。

马芳对此表示,量化策略对α的挖掘是一个持续过程,限购往往是为了缓释规模过快增长带来的波动——既包括对超额收益的冲击,也包括外部环境剧变对产品收益的影响。有经验的管理人会持续投入人力、物力迭代优化策略。

她以国金基金为例:“自2015年使用机器学习技术构建选股模型以来,10余年实盘管理中持续对模型迭代优化,目标是提供持续的、相对稳健的超额收益。”

关晓敏也指出,量化基金规模增长受制于策略容量,超额收益趋于收敛,这倒逼管理人主动控制规模、聚焦策略有效性,致力于挖掘稳定的α来源。

对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什么? 曾方芳认为,私募“封盘”与公募“限购”的现象,折射出量化行业的发展重心正从单纯追求规模扩张,转向更注重策略有效性与长期业绩可持续性。她建议投资者:以长期定投平滑成本,或关注策略清晰、尚未限购的同类产品作为备选。

马芳则从配置角度给出建议:投资者选择量化产品时,应以管理人的长期超额表现为出发点,用配置的思路关注量化团队对标不同指数的产品,而不是盲目追逐短期热销或限购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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