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卢陶然 李德尚玉

（海报设计：陈珊）

今年5月，你的空调已经开起来了吗？

近几年的夏天似乎越来越热，雨水越来越多，极端天气也越来越频繁。网络上，“超级厄尔尼诺”和“史上最热夏天”冲上热搜……这或许不是我们的感觉出了问题——地球确实在“发烧”。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小曳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长期致力于大气成分对天气和气候变化影响的研究，是我国该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在近日举办的美丽中国百人论坛2026年会上，张小曳就“超级厄尔尼诺”、我国碳排放最新数据、2摄氏度温控目标科学依据等话题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 

全球增温仍将持续

《21世纪》：当下，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该状态在夏秋季将发展成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今年夏季我国气候会呈现什么特点？会出现网传的“史上最热夏天”吗？

张小曳：气候变化看的是至少10年以上年代际平均值以及各种相对于它的变化。看气候变暖至少以十年为尺度，国际上多采用二三十年滑动平均。单一年份的气温存在显著年际波动——某年偏暖、次年偏凉均属正常现象，夏季的增温幅度更为突出。因此，某一特定年份或季节的气温是否创下历史极值，本质上属于正常的气候变率范畴。 

以今年5月为例，华北北部实际气温并未偏高，气温的年际波动客观存在，但从年代际趋势看，全球增温仍将持续。 

《21世纪》：长期来看，全球增温会持续多久？是否能预估我国的气温走势？ 

张小曳：预计2050年代初期，预估的全球增温还会持续。但随着中国坚定走2摄氏度温控路径，采取带动全球去化石能源使用的相关举措，到2050年代中后期，全球增温将明显趋缓，与国际现在预估的升温曲线继续上行会有明显的不同——两种叙事路径的分野正在于此。

面对单一年份的气候异常，采取积极的适应和应对措施即可。从当前态势看，中国有能力引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实际情况并不像某些极端叙事所描述的那样严峻。中国的碳中和行动正在切实减少人为二氧化碳排放，其积极效果已超出此前的预期。

我国已接近实现碳达峰

《21世纪》：目前我国碳排放情况如何，能否介绍一下最新的监测和反演数据？

张小曳：根据中国气象局温室气体及碳中和监测评估中心的监测反演结果，2025年全国人为二氧化碳排放量较2024年下降0.6%，表明我国已接近实现碳排放峰值。这一结论主要依托中国气象局自主构建的碳源汇监测、核查与支持系统。该系统通过高精度大气二氧化碳浓度观测，能够实时反演并输出全国分省、分县乃至部分区域1公里网格尺度的排放数据，为碳达峰进程提供了及时、独立的科学判断。

《21世纪》：如何看待《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和《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的出台？

张小曳：这两个考核办法的出台，标志着国家已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约束性指标的形式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体现了中国以有力的行政手段推动碳中和的决心，也向国际社会展示了履行承诺的坚定态度。

压力传导机制必然存在。中国在重大战略推进上具有“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行政传统，各省份将面临明确的减排责任。同时，国家已配套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建设零碳园区等，形成系统推进格局。

当前，我国10万亿千瓦时发电量中已有约38%来自非化石能源。按照我们的估算，预计到203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有望增加到6万亿千瓦时以上。最终装机容量可能达到60亿至70亿千瓦，以年利用小时数2000小时估算，60亿千瓦对应12万亿千瓦时，70亿千瓦对应14万亿千瓦时，且全部由可再生能源提供。

未来的核心挑战在于：能否以80%的非化石能源一次能源占比，持续稳定地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走出一条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新道路。

当前中国的排放强度仍然偏高——以全球18%的GDP，产生了约30%的二氧化碳排放。2025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已大致相当于美国全年发电总量；到2060年前后，12万亿至14万亿千瓦时的绿电，将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巨大贡献。

《21世纪》：我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下降的目标，去年也提出了2035年NDC目标。这样的减碳目标，对我国的技术和经济带来哪些影响？

张小曳：这些目标的核心作用在于统筹发展与安全——即在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增长的同时，保障能源安全与环境安全。

面临的挑战主要是我国必须大幅提升非化石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如果能够以非化石能源支撑电力系统，那么工业生产和电动汽车等终端用能便可大幅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并显著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作为燃料的依赖。 

目前，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消费中约80%至90%用于交通燃料。沿着中国特色的减排路径前行，我们既能适度应对挑战、保持经济社会的平稳运行，也能够为推动全球实现《巴黎协定》目标作出实质性贡献。

《21世纪》：高碳排行业企业要做好哪些减碳工作？

张小曳：中国的碳达峰与碳中和进程，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核心是能源系统。如果能源系统全面转向绿电，企业用热、用电产生二氧化碳的压力将大幅下降。这是不可逆转的大势。

我们不能再延续改革开放初期那种“经济快速增长却伴随环境严重透支”的发展模式。到2050年，我国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既要实现经济富裕，也要拥有蓝天碧水。所有企业都应顺应这一历史潮流，主动迈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以钢铁行业为例，若能用绿电制氢、以氢代煤炼钢，则可大幅降低碳排放。目前钢铁行业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约15%，化工行业占12%左右，但排放的大头仍是其中的化石燃料的燃烧。钢铁企业应减少普通钢产量，转向高附加值产品。

随着电动汽车普及、燃油车保有量下降，化工行业石油天然气消费量将从目前的7—8亿吨降至未来可能的2亿吨——即便2亿吨，也足以支撑行业深度转型。

煤炭企业也应认识到：我国虽然不会走煤电过早退出的路径，但我国煤电二氧化碳排放在2025年已经达峰的事实表明，未来煤电的占比将不断下降。

能源主管部门的首要职责是保障能源安全，在此前提下尽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这正是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要义。每个企业都必须走上这条国家确定的新发展道路，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而且，走这条路已上升为约束性考核指标，所有企业都应为国家走出新的发展道路贡献更大力量。

2摄氏度温控路径可节省300万亿元应对气候变化成本

《21世纪》：我国采用《巴黎协定》的“2摄氏度温控目标”而非“1.5摄氏度温控目标”，这一路径选择背后的科学依据是什么？ 

张小曳：《巴黎协定》形成了全球在2075年左右实现碳中和的2摄氏度目标，同时提出了“力争1.5摄氏度”、推动全球在2050年左右实现碳中和的愿景。然而，过去十年间，“力争”在国际叙事中逐渐被等同于“必须”，这对我国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实际发展构成了较大压力。 

我们提出的2摄氏度路径，能够在保障发展与安全的前提下推进减排，无需采取“先破后立”的激进方式。

目前，我们正在推动以中国碳中和路径驱动全球实现2摄氏度目标的科学叙事。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的减排路径可使全球到2100年的年代际平均增温控制在约1.87摄氏度，可以带动全球实现《巴黎协定》的温控目标。中国已有7个地球系统模式得出这一结论，相关数据库已向全球公开共享。

《21世纪》：与1.5摄氏度温控路径相比，2摄氏度温控路径在经济上有什么优势？ 

张小曳：2摄氏度温控路径相较于1.5摄氏度温控路径，可节省约300万亿元的应对气候变化投入。除了减缓气候变化需要投入外，针对适应气候变化也需要一定的投入，若不采取充分适应措施，未来应对气候风险将付出更高代价，因此加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也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在我们提出的2摄氏度路径下，到21世纪50年代初期，累计热浪等极端事件的影响将显著低于国际此前的预估。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等也相较此前国际层面的估计未呈现急剧减弱的趋势。

中国在IPCC的角色从跟随者转变为叙事者

《21世纪》：今年3月，IPCC第64次全会在泰国曼谷召开，你担任IPCC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这次中国取得了哪些成果？

张小曳：气候变化科学研究自工业革命以来长期由欧美国家主导。IPCC于1988年成立时，尽管有190多个成员国，但科学研究基础和技术能力仍主要集中于全球北方国家。如今，随着中国经济与科技实力的整体跃升，中国在IPCC中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正在提出自己的路径和科学叙事，这是国家科技实力提升的体现。上一次IPCC评估周期中，中国作者数量排名第六；本次评估周期我们已跃升至第二，其中第一工作组中国作者数量位居第一。中国拥有一支高水平的专家队伍，已经成为IPCC国际前沿的重要力量。 

《21世纪》：请评价一下当前国际气候治理的情况。它会不会影响气候科学评估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张小曳：IPCC的评估报告不能只呈现单一团队的观点，而要汇聚不同团队、不同角度的研究成果，进而识别哪些议题已形成共识、哪些仍存在分歧，这是IPCC评估的核心要义。形成共识的结论可为各国政府提供多种选项，作为采取气候行动的科学依据；未形成共识的议题往往成为未来七至八年的研究热点。这种“平衡”与“透明”的原则，可避免由一家之言主导评估结论，保障IPCC报告作为气候变化谈判基础的科学性与权威性。

气象科技护航绿电

《21世纪》：你主持的院士工作站在推动绿电发展和城市能源转型，包括海上风电和可再生能源的高效利用。在能源转型和气候气象科技融合方面，气象科学如何为可再生能源的选址、并网和稳定运行提供更精准的保障？

张小曳：能源转型与气象科技之间存在高度耦合关系。我们的研究旨在揭示未来更符合实际的增温水平，以及在此背景下支撑能源需求的结构性变化。目前，我们已经将气候变化地球系统模式与经济社会综合评估模型耦合，为国家能源规划决策提供支撑。 

举例而言，到2060年还有7个五年规划期，每年需要建设多少集中式光伏、分布式光伏、陆上风电、海上风电，如何实现经济最优布局？需要保留多少煤电用于调峰填谷？需要配置多少储能？储能成本未来能否大幅下降、效率能否提升？需要保留多少外来输电通道？新建多少220千伏变电站？这些问题都需要气象与能源系统协同求解。每年有8760小时的发电潜力，但目前全国平均发电利用小时数仅约2000小时，因此亟需更准确的预报和更精确的长时效预测。

《21世纪》：这种预报是不是比普通天气预报复杂很多？ 

张小曳：其核心技术要求是“百米级、分钟级”。以黄河下游200多个风电场为例，每个风电场都需要百米级、分钟级的风速预报，并准确告知电网未来数小时至数天的发电功率曲线，否则电网无法稳定运行。电网必须维持50赫兹的标准频率，因此需要至少10天的精准预测，才能有效提高可再生能源在电网中的消纳比例。预报精度越高，发电可调度性越强，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就越大——这项任务非气象科技莫属。

此外，还包括未来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与风险评估。风险评估必须综合考虑承灾体：在戈壁荒漠上发生的极端事件几乎不构成风险，但若发生在风电场、超大城市或著名旅游景区，风险则截然不同。这里蕴含大量交叉研究空间。一个城市要投资气候行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时也要提前适应气候风险。以海平面上升为例，不能采用极端情景下的1米预测值——若据此要求上海修建1米高的堤坝，将产生不必要的大量投资。应基于符合实际的增温水平进行预估，例如仅升高10厘米至20厘米，国家提前投入少量资金，即可避免未来海水入侵带来的巨大损失。

这就是“韧性”的概念——兼顾发展、减缓与适应。这涉及气候变化、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经济社会、政策管理五大层面，牵一发而动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