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郑青亭 上海报道

中国企业出海，正在经历一场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迁移。

过去，许多中国制造企业通过产品出口进入海外市场：产品交付给经销商，之后在何处销售、由谁使用，与生产者的联系往往并不紧密。如今，越来越多企业开始在海外设立工厂、建设仓储和销售网络，甚至尝试建立区域总部。企业与当地劳动力、政府、社区和产业政策之间的接触面随之扩大，经营所面对的也不再只是订单和成本。

近日，中国产业研究专家林雪萍在外滩年会上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指出，中国企业这一轮出海的显著特征，是大规模、集体性的海外布局。许多企业过去嵌入的是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如今则需要直接在海外经营，过去积累的国际化经验未必足以应对新的问题。

这一变化发生在一个举足轻重的区域。

2026年11月，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APEC覆盖21个成员经济体。根据APEC官方数据库StatsAPEC，2025年这些经济体的实际GDP合计约61.4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61.6%；其商品出口额约占全球一半。对中国企业而言，这不仅是一个庞大的市场集合，也是观察全球产业链如何重新布局的重要窗口。

中国企业在这个区域的投资与贸易联系已经有相当规模。东盟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与东盟货物贸易额达到7724亿美元；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流入额为193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企业在亚太的经营路径并不相同：有的把这里当作面向欧美市场的生产基地，有的希望贴近当地消费者，也有企业开始围绕资源、零部件和区域市场组织更复杂的产业链。

林雪萍关注全球产业变迁多年，著有《大出海》《供应链攻防战》等。他走访过中国香港、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墨西哥、美国等APEC经济体。

他的观察是，中国企业的海外布局不能只用“建了多少工厂”来衡量。更值得追问的是：工厂在当地承担什么功能？它只是一个生产车间，还是能够连接上下游的供应链节点？它能否进一步形成研发、产品迭代和创新能力？这三个层次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从生产基地到供应链节点

泰国、印尼等经济体已经承接了不少中国企业的生产环节，但在林雪萍看来，多数中企海外布局仍处于生产基地阶段。企业把厂房、设备和生产线落到当地，并不意味着供应链也随之完整迁移。

他将供应链节点比作一个“淋巴结”：它不仅承担生产，还要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连接不同环节，并在区域内形成支撑和中转能力。在他走访的经济体中，他认为越南在这方面相对成熟。一方面，越南与中国地理相近；另一方面，其人口规模和制造业基础为产业配套提供了一定条件。

但即使在越南，生产基地和供应链节点也不能简单画上等号。林雪萍指出，部分企业在那里设厂，主要目的是服务美国等第三方市场，而非满足越南本地需求。这样的投资能够带来产能和就业，却也可能对外部贸易政策高度敏感。

另一种路径，是直接面向当地市场。比如，海尔、美的等家电企业看好东盟经济体的前景，因此，它们在那里的布局就包含了对本地市场的考量。对这类企业来说，投资价值不完全取决于出口通道是否畅通，还取决于当地消费者的需求、渠道和服务网络能否支撑长期经营。

这也是他不愿简单地把中国企业出海划分为几个截然不同阶段的原因。他指出，家电企业很早就开始在海外建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进一步借助跨国公司的全球网络扩大出口。而眼下的变化，则有着更加严峻的地缘政治风险，旧模式并非突然消失，但企业越来越多要同时面对出口、海外生产和本地运营等多重任务。

比较难的一步，是让创新能力也跟着走出去。林雪萍认为，目前不少中国企业的海外工厂仍高度依赖国内的研发、设计与产品迭代能力。以汽车零部件企业芜湖伯特利、上海华培数能为例，它们虽在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但产品的改型与迭代工作仍主要由国内团队主导推动。

他将中国供应链形容为驱动全球工厂迁移的“中场发动机”：工厂可以落在海外，背后的研发、技术和配套体系却仍然主要来自中国。这个模式能够帮助企业快速建立海外生产能力，但也意味着，海外工厂距离真正独立运转、参与当地产业创新，还有一段距离。

相对而言，福耀玻璃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林雪萍指出，福耀在美国设有多个生产基地，并根据当地汽车制造商的需求开发产品。汽车玻璃不再只是简单的遮挡部件，还可集成调光、通信等智能功能。对他而言，这类案例的意义不只是“在海外生产”，而是企业开始在当地需求的牵引下调整产品。

不同经济体，不同的出海逻辑

把APEC看作一个整体，容易掩盖其内部巨大的差异。

林雪萍将这一地区形容为“生态雨林”：既有美国这样的成熟经济体，也有仍在努力推进工业化的东南亚经济体。前者更强调产业安全、本土制造和技术监管；后者则希望借助外来投资发展本土产业，同时逐步提高本地生产能力。中国企业面对的不是一套统一的市场规则，而是不同经济体各自的产业政策、资源禀赋和政治经济诉求。

印尼是其中一个值得观察的例子。中国企业在当地的部分投资已经进入矿产加工和下游产业。印尼投资与下游产业部的公开资料显示，2019年至2024年9月，中企对印尼投资累计约341.9亿美元，其中基础金属产业约143.9亿美元，占比约42%。

林雪萍特别提到青山控股等企业在印尼的布局。他认为，这类投资的意义在于，企业不只是利用当地资源，还参与了从矿产开发到加工、能源和基础设施配套的产业体系建设。对希望摆脱原材料出口依赖、发展下游工业的印尼而言，这种投资有机会把资源禀赋转化为更完整的工业能力。

但当地的工业化诉求也会反过来改变中国企业的经营环境。林雪萍指出，随着当地经济体逐渐具备本土生产能力，政策可能从鼓励进口转向要求本地生产，或通过资源配额、加工要求等措施推动产业链向下游延伸。企业不能假设最初吸引投资的条件会长期不变。

马来西亚则体现出另一种区域价值。林雪萍认为，企业选择区域总部时，不应只盯着新加坡等熟悉的商业中心，还要综合考虑成本、消费市场、人才和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

这意味着，海外布局不只是把中国的生产线复制到另一个国家。企业还需要决定：在哪里生产，在哪里销售，在哪里管理区域业务，以及哪些研发和供应链职能应当留在国内、哪些需要贴近海外市场。

“流浪工厂”的警示

如果说海外投资的收益取决于企业能否找到合适的落点，那么投资的风险则在于这个落点可能并不稳固。

林雪萍用“流浪工厂”形容一类对外部政策变化高度敏感的投资：企业在某个国家建厂，主要是为了继续进入特定的第三方市场；一旦关税或贸易规则变化，原有布局便可能失去经济合理性，企业只好再次迁移。

以中国光伏企业在东南亚的布局为例。过去，一些企业在东南亚设厂，向美国市场出口。随着美国对相关产品的贸易措施不断调整，东南亚的光伏工厂几乎全部停摆。原有的投资逻辑受到冲击，企业又开始寻找非洲埃塞俄比亚等其他生产地。林雪萍提醒，如果新的布局仍然只围绕同一个终端市场展开，那么下一轮政策变化仍可能让投资失去价值。

这里的关键，不是企业是否应该出海，而是企业究竟为了什么出海。

林雪萍认为，关税是推动企业海外布局的因素之一，国内竞争加剧、利润空间承压，也促使企业寻找新的增长来源。但供应链安全已经成为另一个重要变量。企业和政府都可能愿意为更可控的供应链承担更高成本，这意味着过去以最低成本和最高效率为核心的全球化逻辑，正在受到新的约束。

因此，评估海外投资不能只看工厂投产、产能增加或出口增长，还要追问最终需求在哪里、客户结构是否多元、当地市场能否提供持续收入，以及企业能否在当地形成长期竞争力。若一个工厂只依赖某项关税安排而存在，它的产能增长可能很快，也可能在政策转向时迅速消失。

建厂后如何融入当地

比选址更难的，是融入当地。

林雪萍把一些企业对自身国际化能力的判断称为“国际化幻觉”。企业在中国为跨国公司供货，或者参与全球价值链，并不意味着它已经具备在海外独立经营的能力。进入当地市场之后，企业必须理解不同的工作习惯、文化和社会规则，还要应对合规、劳资关系以及社区沟通等问题。

他举例，企业在中国熟悉的管理方式，无法直接用于穆斯林人口占比较高的国家，也同样不适合墨西哥这样高离职率的国家。对当地宗教习惯、员工安排和社会文化缺乏了解，可能让原本看似简单的工厂运营变得复杂。真正的本地化，不是把设备和管理制度搬过去，而是理解企业所在的社会。

在这方面，工业园区能够提供帮助，却无法解决全部问题。林雪萍认为，工业园区可以降低土地、厂房和基础设施方面的进入门槛，让企业更快落地；但它未必能够替企业与当地政府建立稳定的沟通渠道，也不能自动形成社区信任。

他提到，有些中国企业在海外运营时倾向低调，尽量避免与媒体和当地社区接触。在林雪萍看来，这种做法未必能真正降低风险。当争议发生时，如果当地居民和媒体并不了解企业的日常运营、就业贡献和社区投入，企业就会异常被动。

他主张，企业应更主动地与媒体及社区建立必要的沟通渠道。通过介绍自身在当地创造的就业、税收和社区价值，让公司的本地化价值显性化。海外经营所需要的，不只是法律意义上的合规，也包括成为当地社会可理解、可沟通的一部分。埋头默默做事，并不必然就会避开本地媒体可能的“攻击”。

这也引出了他所说的“供应链合成营”，中国需要围绕企业出海建立一套服务系统。中国企业出海当下不得不各自行动，而海外经营需要的支持却横跨多个领域：银行提供金融服务，商会帮助企业沟通协调，专业机构提供法律和合规支持。产业服务体系缺乏，单个企业又很难独立承担所有工作，这就会大幅度削弱出海中企的竞争力。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服务机构之间的协作，可能成为下一阶段需要补齐的能力。

中国企业海外布局的规模已经不小。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截至年末，中国境外企业雇用外方员工296.5万人。规模扩张之外，如何让这些投资更好地融入东道国产业和社会，正成为无法回避的课题。

APEC需要的不只是更多投资

在林雪萍看来，APEC的价值并不在于把21个经济体变成一个统一的关税同盟，而在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能否建立共识，在贸易、投资和产业发展之间找到合作空间。

这并不意味着各方的利益天然一致。希望推进工业化的经济体，可能要求外来投资增加本地采购、生产和就业；成熟经济体则可能出于产业安全考虑，限制某些产品或技术进入市场。中国企业既要寻找市场，也要理解东道国希望通过投资获得什么。

林雪萍将中国企业在区域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概括为“分布式发动机”：它不再只是通过一个集中式的制造中心向全球供应商品，而是通过不同地点的工厂、供应链和技术能力，为部分经济体的工业化或再工业化提供支撑。

这一比喻描绘了中国制造出海的潜在价值，也包含着一个尚待验证的前提：这些投资必须能够持续经营，并且与当地产业形成更深的联系。否则，产能的地理转移可能只是在追逐短期成本优势或贸易政策窗口，难以真正推动区域产业能力的积累。

APEC峰会提供了讨论亚太合作的契机。对中国企业而言，决定出海能否走得更远的，最终还是那些落在工厂日常运营中的问题：产品是否适应本地市场，供应链能否持续协同，企业能否应对政策变化，以及当地社会是否愿意接纳它。

中国企业已经开始把工厂带到亚太各地。接下来更值得观察的，是它们能否把研发、管理、社区关系和长期投资的能力也逐步带过去——从在当地生产，走向真正参与当地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