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财经全国两会报道组周潇枭 雷椰 北京报道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新型储能，扩大绿电应用。另外，还要实施算电协同新基建工程。

光伏是助推实现碳达峰的关键行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光伏累计新增装机量是“十三五”的4.5倍，行业迎来突飞猛进的增长。展望“十五五”，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光伏新增装机量预计仍将保持稳定增长。

不过，光伏行业同样受困于低价竞争，是整治“内卷式”竞争的重点行业之一。2025年下半年以来，反“内卷”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光伏组件的价格出现回升。

3月10日，全国人大代表、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纪凡参加江苏代表团集中采访时表示，反“内卷”治理很关键的一项举措，是相关法律对低于成本销售行为的惩处。相关部门加强价格执法，为行业发展指明了方向，进而推动光伏、储能等产品价格回归合理区间。今年一季度，光伏组件价格较去年上涨了20%—30%，行业进入相对健康的发展态势。

集中采访结束后，高纪凡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回应了有关反“内卷”、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背景下的“算电协同”机遇，以及企业走出去相关的问题。

高纪凡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光伏行业要积极拥抱人工智能技术。“新能源+人工智能”一体化的绿电智算体系，正在推动绿色能源、储能与AI算力的深度融合，既为AI发展筑牢电力支撑，也为新能源产业带来新需求，是双向奔赴、双向融合的好事情。

全国人大代表、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纪凡

反“内卷”取得全面胜利是可期的

《21世纪》：当前光伏组件价格出现好转的趋势，年内会延续下去吗？

高纪凡：我们当然希望反“内卷”取得的初步成效能够继续巩固，光伏组件的价格能保持稳定，行业朝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行。但是，目前来看，还是有一些挑战。

首先，很关键的是价格执法工作，还需要深入全面地开展，确保低于成本价销售的行为得到遏制。

第二，需要协同多种方式来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这包括标准引领、加强产能综合调控、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进科技创新，以此来持续淘汰落后产能以及开工率较低的产能，促进实现行业的供需平衡。

《21世纪》：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高纪凡：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营造良好市场生态。

需要多少时间，取决于政府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的力度，以及多部委协同治理的系统性。总的来说，今年行业实现持续稳定发展，取得全面反“内卷”的胜利是可期的。

新能源与人工智能是双向奔赴

《21世纪》：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会对行业发展带来什么影响？

高纪凡：人工智能对光伏、储能及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行业必须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技术。

以天合光能为例，在科技创新环节，人工智能被用于钙钛矿叠层电池的研发，通过在大量分子筛选中精准筛选符合研发要求的分子，大幅提升了科研速度和效率。

在终端应用环节，借助人工智能可实现分布式智慧能源的聚合交易和虚拟电厂运营，打通市场价格通道，能让老百姓屋顶光伏的电价获得更好效益，目前该应用在稳步推进中。

在生产制造的质量管理环节，也有大量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

《21世纪》：人工智能对电力需求量非常大，是否会助推光伏行业的大发展？

高纪凡：人工智能的源头是电力。

中国在新能源领域走在全球前列。我们目前正着力构建“新能源+人工智能”一体化的绿电智算体系。去年，我们在青海落地了第一个绿电智算项目，如今这一模式正逐步在全国乃至全球推广，核心是将绿色能源、构网型储能与AI算力深度融合。

这种模式不仅效率高，还能产出绿色数据；既能支撑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对新能源产业而言又扩大了需求。对新能源与人工智能而言，这是双向奔赴、双向融合的好事情。

建议完善海外权益保护机制

《21世纪》：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出去”，天合光能是怎么考虑的？

高纪凡：新能源产业就是一个全球化产业。

天合光能经历了1.0、2.0、3.0的发展阶段。初期以产品出口为主。2010年以后，企业逐步推进海外产能布局，以此应对全球错综复杂的贸易挑战，提升发展的自主性。如今，已进入全球化3.0的阶段，出口、海外布局还在做，且进一步将自身的技术、专利、服务和品牌与全球伙伴进行合作，构建更高水平的全球化发展模式。

中国绿色能源体系在全球居于领先地位。中国光伏产业的“走出去”，极大地助推了全球能源绿色转型，以及帮助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比如，一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可以避免走先发展化石能源、再推进能源转型的老路，可以直接进入绿色能源体系的新时代，实现能源转型的“弯道超车”。

《21世纪》：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是否需要一些政策支持？

高纪凡：中国企业 “走出去” ，是中国企业全球地位提升的印证，也是中国企业服务全球市场的必然选择。当然，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水平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除了增强实力、遵守各国法律法规外，也需要国家层面构建更完善的支撑体系。

第一，强化金融机构的协同支撑。金融机构应提升服务能力，为全球化、跨国公司提供综合金融解决方案，而非简单的信贷业务，实现产业与金融协同 “走出去”，为企业全球发展提供关键支撑。

第二，建立海外发展的指导与辅导体系。建议国家层面加强引导，推动中国企业 “抱团” 而非 “扎堆” 出海。这样能避免扎堆投资引发的过度竞争，进而降低被海外制裁等风险，构建更健康的海外发展生态。当然，这个过程中，也需要企业自身警惕扎堆出海的风险。

第三，完善海外权益保护机制。当企业在海外遭遇不公平待遇时，希望能获得国家层面的指导与支持，帮助企业维护自身经营权益，降低海外经营风险，推动中国企业走得更稳健、更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