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智库首席研究员,张立伟
从11月17日起，21世纪经济报道开始推出系列专题“高成长企业论——发现粤港澳大湾区‘瞪羚’样本”，计划连续推出十期。该系列报道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总部、粤港澳大湾区中心与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联合策划执行。该系列报道聚焦粤港澳大湾区的高成长企业，我们试图通过深入的一线采访和实地调研，呈现活跃在大湾区战略新兴产业的“瞪羚”企业的群体故事，挖掘大湾区创业者们对各自所在产业的探索、发现和努力，也试图呈现他们的奋斗、选择和思考。第十期，我们通过启示录的形式对这次系列采访调研活动加以总结，希望为更多创新型企业提供成长经验，为政府进一步完善创新政策体系提供参考。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济也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新环境下，中国企业面临新格局、新市场与新挑战。在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将创新放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省积极落实创新驱动战略，目前已经培育了一批“小巨人”、隐形冠军、瞪羚企业和独角兽企业等创新型企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总部和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日前联合策划执行了高成长性创新企业系列报道，首批选择了9家瞪羚样本企业。瞪羚企业是刚刚越过死亡谷，以创新为驱动力，拥有一定技术优势的高成长性中小企业。一个地区的瞪羚企业数量越多，表明这一地区的创新活力越强，发展潜力大。此次系列采访报道活动让我们对大湾区瞪羚等高成长性创新企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展现了大湾区中小企业蓬勃的科技创新活力。时代呼唤创新型企业家 调研发现，以瞪羚为代表的高成长性中小企业的创始人，大都具有专业技术与产业背景， 具有成为新一代企业家的显著特征。但是，仅有专业技术背景不行，还需要与市场运营能力结合，才能推动技术创新实现商业应用，获取商业利润反哺技术研发，形成良性循环，走出初创企业的死亡谷。 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在短缺时代抓住市场需求，依靠个人胆识与能力组织生产和销售，闯出一条路。1992年后第二代企业家主要以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下海人员组成，主要靠复制发达国家企业管理、商业模式和生产方式等，在制造业与服务业领域施展拳脚。在世纪之交，一些年轻创业者学习硅谷的互联网技术与应用，通过本地化进行商业革命，开启互联网时代。 第一、二代企业家，主要以营销为主导组织规模化生产以及建设商业网络，技术上一般通过模仿、购买等方式获得，尤其是核心技术、材料与零部件在一定程度上需依赖进口。在1980年代，一些大企业曾就发展路线上出现争论，即选择以市场推动研发的贸工技模式，还是选择以技术研发与成果推动生产销售的技工贸模式。华为选择了后者。老一代企业家中部分存在的重视销售与生产而轻视研发的现象，与中国发展阶段有关，规模化的低端增量需求以及创新资源的不足造成了部分企业家的局限性。但是，在进入新时代后，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1万美元，需求结构和生产函数发生重大变化，生产体系内部循环不畅和供求脱节现象显现，“卡脖子”问题突出，消费者对产品的质量性能以及服务水平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解决这种发展矛盾就需要依靠创新驱动，不断提高供给质量和水平，向生产链与价值链高端进军。 在传统制造业与服务业已经饱和，供给质量尚未能满足产业与消费升级需求的新发展阶段，时代呼唤更多的创新型企业家。他们要承担突破重要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的任务，以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实现产业发展自主可控；他们需要投身于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他们应该提升服务业的现代化水平，推动数字化发展。 所以，新一代企业家需要更高的专业技术门槛，不仅要像传统企业家那样擅长组织生产和销售，更要有能力组织创新资源研发原创性技术，采用全新商业模式或者生成新形态。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企业家则成为技术创新的组织者，必然会要求新一代企业家懂技术与产业，善于组织创新要素。样本企业的创始人背景展现了新一代创新型企业家的基本素质。瞪羚企业样本特征 一是以创新为核心。样本企业均拥有核心技术以及持续研发的能力，并通过大量专利建立护城河，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一席之地，甚至部分企业的技术达到了国内或国际领先水平。比如华科创智打破了Cambrios对纳米银线的垄断，解决了国内相关产业被“卡脖子”的问题。邦普循环在动力电池回收循环利用领域实现了技术上的国际领先，占居全球一半市场，并主导了中国相关行业标准的制定。 技术研发与创新在企业支出中占比大。技术创新型中小企业具有轻资产的特点，主要投入研发领域，生产部门大都可以外包。比如海普洛斯 2018年的研发费用占比在70%-80%，2019年40%左右。视臻MAXHUB的员工平均年龄在29岁以下，技术人员占比约60%。 构建了各具特色的创新网络。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技术研发领头人与创新平台，在此基础上，一些企业借助外脑推动产学研合作，形成创新网络。邦普循环建有国家级的“企业技术中心”，并且与清华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等达成专项研究战略合作，建有院士工作站以及”国家创新中心“。华科创智与中山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教授张艺紧密合作获得独家专利授权，与华南理工大学的曹镛院士共建院士（专家）工作站，主要研究的方向是柔性OLED照明技术。 跨界合作成为创新源泉。当前创新越来越涉及到多学科与多行业，同时，创新不仅仅是研究人员与研究机构的任务，与产业链上下游甚至跨界合作成为促进创新的重要力量。精铟海工创始人李光远认为，自己研发团队的长处是善于跨界寻找思路和方法，他认为很多技术由于行业的天然隔绝而没有做到跨界应用，但其实无论是思路还是技术方法，往往在其他行业同样可以很好的应用，要善于借鉴和学习。海普洛斯与北京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高校研究所合作，同时也和人民医院、北大医院等医院合作，准备打造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甚至说大于三的研发模式。 二是以市场为导向。 研发技术只是第一步，如何将技术产品化并实现商业应用，推向市场也至关重要。如果不能实现产业化与市场化，那么，企业就无法通过市场获取利润维持生存，也难以继续反哺研发。 华科创智在拥有纳米银线的核心技术后，必须达到企业应用要求，经过了多年上万次的实验才解决纳米银线商业化技术难题。因此，华科创智成功之处被定位为“将技术和市场很好地结合起来”。云天励飞进入安防市场后，为了满足更好的使用要求，AI技术团队与警务团队试点合作两年的时间去打磨项目。创新型企业必须技术与市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者缺一不可。因此，我们在样本企业中看到一种现象，如果创始人是技术专家型，他会找一个熟悉产业与市场的人合作，如果创始人是产业市场型，他一定会带着产业痛点去寻找研发型人才合作。比如华科创智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喻东旭在十几年的IT制造行业中发现关键材料ITO被日本企业垄断，当他遇到香港科技大学物理学系教授温维佳后，两人创办了现在的公司。周威长期从事医疗器械的销售工作，当他结识清华大学博士、中科院高级工程师吴小光后，两人开始合作创业。三是商业模式创新。创新型企业的最大挑战是，拥有技术后没有成熟市场、缺乏应用场景，或者说市场需要自己开发。因此，创新型企业需要有商业模式创新的能力，能够在技术与市场方面双向探索开发。极飞科技在转向农业无人机方向的时候，他们首先要解决无人机农业应用的技术难题，到新疆开始无数次实验并解决技术难题后，又必须创造出商业应用模式，先是建立直营服务团队，最终让市场接受。彭斌认为“我们不应该只为技术找行业，应该为行业找技术。”MAXHUB生产出第一代会议平板时，这个领域还是一个无人区，MAXHUB不得不自己开发市场，把产品提供给一些重点客户进行免费试用，并不断增加功能，才逐渐打开市场认知。邦普循环在研发成功废旧电池的材料回收技术并实现量产后，尽管价格更便宜但市场上尚未有企业使用，因为市场对其质量心存疑虑，全球也没有同类企业。为此，他们与有关部门和标委会沟通协调，并成为国家电池回收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建立监测方法与质量标准体系后才打开市场。邦普循环又引入宁德时代投资，锁定了最大的供应商与客户，并通过技术合作实现同步迭代，最终实现技术水平与市场规模同时大幅提升。四是坚持专业路线。几乎所有样本企业都强调了会坚守专业，走专特精新路线，未来发展目标对标的是全球行业领袖。华科创智研究纳米银线和CPI关键技术用了多年时间，他们的愿景是成为像美国杜邦、德国巴斯夫、日本住友化学等全球知名的材料公司。极飞科技提出了以“提升全球农业生产效率”为使命的公司愿景，对标的是约翰迪尔和久保田，两者是全球农机巨头。精铟海工所处的工程领域需要长时间的技术积累，李光远表示企业不具有弯道超车的能力，但会专注做下去追赶国际领先企业，十年赶不上那就二十年，需要耐心，不能急功近利，只要老老实实做事，总会有收获。海普洛斯表示未来还是专注在肿瘤基因检测这个细分赛道，成为国内肿瘤基因检测最靠谱、最科学、最具医学性的一家公司，希望做到中国的第一，也希望成为全球领先的生命科技公司。大湾区创新发展优势大湾区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全球规模化制造业中心，形成了生产制造和市场销售为特点的商业文化，同时，大湾区科技研发基础能力不足，企业主导的应用技术领域比较发达。在以技术创新为特征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资源的不足或许会影响大湾区未来的产业发展。 但是，通过此次针对瞪羚企业的调研走访，我们发现，大湾区具有很强的环境优势，正吸引世界各地的创新人才与资源流入，汇聚成为创新高地。在这些企业当中，有两家在相关领域主导或参与了国家行业标准的制定，有两家打破国外垄断，实现国产替代。有的创造出一个新的产业，具有很强的创新力。 这些企业家选择在大湾区创业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大湾区具有全国最优的营商环境以及支持创新的政策环境。大湾区是国内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具有市场化、法治化与国际化的特征，广东省政府以及广州、深圳、佛山等地方政府出台了大量支持创新的政策，在各方面为企业提供服务。监管部门也对创新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比如极飞科技做农业无人机涉及到安全问题，企业与监管部门沟通后很快获得了民航局第一张农业无人机的云牌照。 其次，大湾区有全球最优的产业优势、商业优势与资金优势。创新型企业要同时完成研发、生产以及销售三个环节。虽然大湾区相比北京上海研发资源尚待进一步加强，但是，却有全球最高效和全面的产业制造优势以及全球化的商贸优势。有多家企业表示，将技术转化为产品并实现产业化生产的过程非常具有挑战性，大湾区有完善的生产链供应链，能够帮助企业将技术很快转化为产品，研发与生产人员可以在场沟通磨合，高效解决生产过程中的问题，其他地区不具备这种资源。尤其是某些新材料、新设备的主要应用客户集中于大湾区企业，贴近客户和市场有利于研发效率。与此同时，大湾区的商贸网络辐射内地和世界，商业文化发达，有助于企业更快更好地走向市场。深圳与广州也是中国金融中心之一，聚集了大量的金融机构与风险投资基金、产业基金，可以为创新型企业提供更为高效的资金支持。大湾区所具有的政策优势、产业优势、营商环境优势、金融优势、商业优势等形成了极强的对创新资源与人才的吸引力。从美国回国创业的许明炎表示，这里是全球最像硅谷的地方，甚至在某些地方超过了硅谷。大湾区应该强化已有优势，继续提升营商环境与法治化水平，巩固产业制造优势，推动金融创新，吸引更多的创新型企业家与创新人才来大湾区发展。在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已经由“招商”转向“招人才”，因此，大湾区应该继续完善和提升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质量，改革居住、户籍等影响人才流动的因素，创造宜居的生活环境，让更多的企业家和技术人才在大湾区既有事业，也有更美好的生活。四大制度护航企业家精神创新是一种高风险活动，如何促使整个社会从制度或者成本套利转向创新活动，为创新提供支持，降低创新给企业和企业家带来的风险，需要建立激励制度，激发以创新为主要内涵的企业家精神，夯实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础。 首先是专利制度。企业为了获得技术优势，在创新与专利研发方面投入巨大成本，企业家敢冒风险的原因是预期在知识产权能够得到保护的基础上，将技术转化为商品获取商业回报。知识产权保护是科技创新的基石。 在9家样本企业中，有近一半的企业曾面临知识产权受到侵犯的情况。邦普循环为了防止技术泄漏，实行了严格的保密制度，外来人员携带具有摄像头功能的电子产品必须贴膜密封。中国应该建立更加成熟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创新者提供保护，激励创新投入与知识产权转让。 第二是反垄断。大企业垄断对中小企业创新构成主要挑战。首先是一些国有企业行业垄断，部分中小型企业产品很难进入行政体系的采购流程，难以争取提供服务的机会。其次是一些大企业集团以技术、专利、标准为手段的技术垄断，造成了对部分中小型企业自主创新的限制。他们分别垄断了上游资源与下游市场，使得中小企业面临创新阻碍，部分中小企业取得创新成果后，大型企业通过准入限制以及并购等方式消灭竞争对手。 这种局面将可能影响着创新型中小民营企业与国家急需突破的领域充分对接，以及与跨国公司与大型科技企业为主的高端市场充分沟通，使得中小企业创新范围缩窄，科研投入不充分，降低创新活力。更加公正的全面的反垄断，有助于推动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第三是破产保护。创新是没有先例可循的高风险探索活动，如果没有破产法为创新活动中失败的企业家提供保护，就会大幅增加创新者的风险，减少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与创新投入。创新带来的风险是双向的，创新带来技术进步、产业更迭以及商业模式进化，有时候会产生颠覆性结果，导致大量企业被淘汰出局。同时，创新者面对巨大的挑战与风险，可能在创新过程中夭折，但创新的人才、资源与技术仍在，仍然可以在破产后继续创业。目前，中国只有《企业破产法》，《个人破产法》亟待出台。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提到，将分步推进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逐步推进建立自然人符合条件的消费负债可依法合理免责，最终建立全面的个人破产制度。完善的破产立法可以降低创新者的后顾之忧，个人破产和解协议的确定性也会加速破产自然人重回创新创业的正常轨道。第四是金融体系。创业者要将技术或创意通过研发转化为产品并实现产业化，需要巨大的投资，而创业者往往只有知识、技术与想法，因此，需要金融资本支持实现商业转化。但是对于传统金融机构而言，创新有三个很重要特点，即周期长、不确定性大、失败率高，大部分企业缺乏实物资产，很难在传统金融机构那里获得融资。目前，中国已经存在一些来自市场和政府的风险投资以及产业投资基金，支持那些富有创新精神的项目，并且也为这些资本准备了退出机制，比如注册制下的科创板以及创业板等。但是，目前的金融体系还待进一步完善以更好地发挥支持创新的作用。应该改变金融体系以银行主导、资本市场比重较小的现状，发挥资本市场对于推动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的枢纽作用。样本企业中有几家企业都曾遇到融资困难，甚至一度差点因资金链中断而倒闭。其中，重研究、轻资产的精铟海工经常面临融资问题的挑战。佛山推出了知识产权证券化ABS金融创新，匹配了精铟海工这类企业的特性和融资需求，有力地为企业发展排忧解难。相关阅读：专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院长任颋：瞪羚企业长远发展与地方营商环境密不可分 全球一流交易所代表齐聚大湾区 对话瞪羚企业助力粤港澳发展进入专题：高成长企业论 发现粤港澳大湾区“瞪羚”样本报道集
赵伟
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最新数据显示，前十个月工业累计利润增速转正，其中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9.6%，是对整个工业利润贡献最大部门。可以说，十月实现工业利润增速转正，为全年经济实现正增长奠定了基础。 一般而言，如工企利润短期增速跳升，基数、投资收益等非经营因素可能影响就比较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来看，10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企利润同比增长28.2%、提高18.1个百分点；1-10月累计，利润同比增长0.7%、提高3.1个百分点，均实现由负转正。当月利润增速抬升，主要受基数较低、投资收益增加等非经营因素影响。如果剔除短期非经营因素影响后，10月份利润增速其实是维持了先前增长的趋势，增速与上月大体相当。 装备制造业对工业利润的改善值得重视，但采矿业利润降幅显著收窄，对工业利润拖累减弱，贡献也非常大。10月，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等行业推算当月利润增速分别为-7.9%、31.3%、36.7%，增速分别较9月提高22.3 、16.7和21.2个百分点。其中，前期对工业利润拖累较大的采矿业，10月利润改善显著、环比提高22.5%。同时，考虑到2019年同期基数较低，对采矿业利润增速也形成一定支撑。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是煤炭、钢铁等行业盈利改善显著，但是也要考虑到实际是受投资赶工拉动，主要是非经营因素推动增长。分行业来看，煤炭、钢铁等上游原材料生产行业对10月利润拉动显著。考虑到近两月，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加快赶工、叠加外需向好，支撑工业生产保持景气，对上游原材料需求旺盛；煤炭、钢铁等行业生产和盈利同步改善。此外，汽车、电子和电力行业利润也有改善，但也可能受非经营因素影响较大。 总体而言，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延续回升，中游维持高位、产业链上游改善明显。10月，工企营收增长7%，较上月提高0.1个百分点，延续回升趋势。其中，中游制造业增长10.7%、回落2个百分点，保持了2季度以来的2位数高增长；上游增长5.6%、提高2.8个百分点，改善较为明显。当然不可忽视的是10月投资和生产的较高景气，也对上游行业营收形成提振。 值得重视的是，工业库存重回去库趋势。需求修复背景下，库存周转情况继续好转。10月工业产成品库存同比增长6.9%、下降1.3个百分点，重回去库趋势。产成品周转天数同比增加1.5天，较9月进一步收窄0.4天；库销比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年内首次同比回落。总体来看，需求端的持续修复，带动库存周转进一步加快。 还是重申一直以来的观点，短期来看，中国经济修复最快的阶段或已过去，经济结构特征或大于总量表现，重点关注外贸链、服务消费链上的部分行业需求改善逻辑。中期来看，年底前后或逐步进入信用“收缩”通道，与转型逻辑相匹配；转型框架下，总量经济缺少弹性，市场需要关注结构特征对投资的指引。 （作者系开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巴曙松
当前全球范围内对于收入差距的关注在迅速的提升，从政策研究的角度看，很多问题从理论逻辑上追溯，跟收入差距持续扩大问题直接相关，比如2020年的美国的选情。其实无论是哪一位政治家当选，他的政策方向无非是在美国的不同阶层收入差距拉大的背景下，如何采取相应的举措去校正。从历史轨迹考察，美国的对外经贸政策基调向来是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如果不能优化收入差距问题，美国经济基本面的矛盾就难以缓解，美国现有的对外经济政策在新总统上台后也主要只能是具体操作方式的变化，而不会是方向性的转折。 这段时间，华尔街市场出现大幅的调整，这背后隐藏着一个很重要的担心：美联储希望通过刺激政策，在市场上形成清晰的通胀预期。这个形成通胀预期的金融政策的目标能否实现，其实也和收入差距这个问题息息相关。如果在大规模的量化宽松的刺激下，收入差距还是持续扩大，那么市场上很难形成通胀预期，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资产收益的大部分还是归结到top 1%这一部分人群，市场依然会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通缩预期。因此，收入差距及其影响这个问题需要提出来讨论。 《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比较系统地梳理了这个题目，总体上看，他的数据比较丰富，但是实际上逻辑框架非常简单。具体来说，他的核心基本概念就是资本收入比。Piketty提出两个基本的定律，资本主义第一基本规律和资本主义第二基本规律。这两个基本的定律是一个比较长期限的描述。此外，他还提出了三个重要结论，其中提到了资本收益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微小差异，对于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公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另外一个判断是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那么在长期的积累中，收入差距将不断地扩大。因为从历史数据观察，资本收益率倾向于高于经济增长率，所以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从长考察周期看，将会继续扩大。 对此问题的解决方法是什么？托马斯·皮凯蒂想到的解决方法不是特朗普搞的贸易摩擦，也不仅仅是拜登想实施的高税率，而是对资本累进征税之外，还需要回到对教育和知识扩散的投入，来促进经济增长。 托马斯·皮凯蒂的基本逻辑架构为我们很多的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比如他在分析里披露了一个事实：21世纪全球资本收入比在继续的提高，资本回报水平在继续提高。到21世纪末，全球资本收入比可能接近7倍，资本收入总比劳动收入更不平等。我们可以从1900年到2010年间美国最高10位收入份额的占比波动数据得到这个结论。从数据中可以看出，2010年代初期，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其最富裕的前10%的人群财富总额，差不多占有国民财富的60%。还有一个令大家很意外的统计数据，托马斯·皮凯蒂的数据库显示，这些如此发达的社会经济体里，有差不多半数人口的财富在这个考察期间几乎没有增加，最贫穷的50%人群在这些发达经济体中占有国民财富基本都低于10%，一般不超过5%。 分析这些基本数据，就不难理解特朗普在竞选中的瞄准人群，就是通常被视为是在全球化中得益甚少的所谓被遗忘的群体（即Forgotten），这些人自认为自己被经济增长遗忘。他们对现状十分不满，如果有政治家声称能把这样的格局改变一下，对他们来说就是好的，可能就会吸引这些人群选他。可以想象，若美国的收入差距等经济基本格局不变，无论哪一位总统上台，很多政策运行的逻辑也不会发生显著的变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由这些人选出来的特朗普在应对疫情时采取的超常规刺激政策，实际上加剧了收入的不平衡，因为刺激政策直接带动上涨的是股市等资产，如果计算一下美国在应对疫情推出刺激政策前后，前1%的富裕人群持有的资产份额和后50%人群的份额对比，二者的差距是继续拉大的。美国应对疫情刺激政策推出之前，大致上是前10%的人占据70%的财富，而美国应对疫情的刺激政策扩大了这个差距。 如果从收入差距的角度，尝试去理解特朗普和拜登的不同政策逻辑，可以看出，两者实际上是从不同的路径来试图缓解这一问题。例如，特朗普是希望通过制造贸易摩擦，调整产业链和供应链，尽可能促使一部分就业机会和制造业的回归。他希望促使一部分机会回到美国本土市场，从而为一部分中低收入阶层提供一些中低端的就业机会，即使这是一个与原来的全球化路径相比效率更低的选择，特朗普还是在积极推动这个方向。而拜登呢？他希望推动实施对高收入征税，也希望通过贸易规则的谈判来提高发达国家从全球化中分得的利益。但很遗憾的是，从现有的关于收入分配的研究看，这两个解决路径从长期看还是改变不了托马斯·皮凯蒂所说的资本的回报长期高于经济增长这一基本趋势。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内，关于收入差距及其变化趋势这个题目很可能会成为影响美国以及全球经济政策，经济发展理论，金融市场等方面的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在美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美国目前推动的美国优先政策、以及应对疫情政策，从目前的效果看，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还部分加剧了美国和全球现有治理格局的动荡，所以下一步美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对于全球治理和美国国内外政策产生何种影响，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也有很多研究论文表明：每当美国前10%人的财富和后50%人的财富之间出现了一定比例的拐点之后，美国内政外交政策就会出现剧烈的变化。所以我认为大家都应该共同关注和研究这一个题目。 （本文系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巴曙松教授在第三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青年学者奖颁奖典礼”暨“双循环新格局与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学术论坛的演讲整理而成，已经获作者授权）
王正绪
一代球王马拉多纳突然去世，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的感叹和热议，其激烈程度，可能要达到上个世纪末英国的戴安娜王妃之死的级别。事实上，以他退役后的生活方式——比如长期使用毒品——和过度肥胖的身体而言，他的突然去世，在医学上讲并不算十分令人震惊。但以马拉多纳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全球的足球历史上的突出地位和一直以来他所代表的含义与引发的争议而言，他的离世，的确会引起全世界的震动。在今天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会一直从不同的角度回忆他、怀念他、争论他。 作为一个足球运动员，马拉多纳的成就是毫无争议的。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足球运动员的这个称号，恐怕只有前代球王贝利能够成为他的竞争者。他以后的足球巨星，无论是巴西的罗纳尔多、罗纳尔迪尼奥，还是他的阿根廷同胞梅西，尽管也曾各自在世界杯或全球各大联赛中引领风骚，但是恐怕没有球迷会认为他们中任何一个人曾经或将会超越马拉多纳。1986年世界杯后，在意大利的联赛中，来自荷兰的古利特、范·巴斯滕、里杰卡尔德，曾经带领当时如日中天的AC米兰力压马拉多纳领衔的那不勒斯队。媒体甚至认为在AC米兰战胜那不勒斯的一场关键比赛中，作为球星的古利特的锋芒和光芒盖过了对手的马拉多纳；1990年的世界杯，马特乌斯和克林斯曼等带领的德国队，击败马拉多纳的阿根廷队夺得大力神杯；如此等等，都无法改变马拉多纳作为世界第一球星的事实。 但是马拉多纳引起的争议，却是无比巨大的。足球或许配得上世界上最具魅力的运动的称号，但足球，同样是充满着巨大争议的运动。多年来，不论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低级别联赛，还是欧洲诸多国家的顶级联赛，亦或是各国家的足球协会的官僚体系，乃至世界足联的官员和系统里的一些丑闻，层出不穷。就运动员来说，他们与性、毒品、金钱、黑帮、种族主义、政治的各式各样的纠葛，常常充斥着世界的媒体。也因为此，马拉多去世的当日，必然引起年轻、年少时曾经目睹了他在绿茵场上的耀眼星光的几代人的强烈感叹，但是，对于未曾目睹过他比赛的年轻一代而言，他似乎更和政治、毒品等丑闻和争议联系在一起。马拉多纳让人悲痛和叹息之处，还在于他从足坛之巅坠落后的悲惨境况。他的吸毒与健康恶化，在诸多球星、特别是拉美球星中颇有代表性。一方面，这代表天才人物乃至一般曾经取得过突出成就的出色人物，人生阶段发生转折时，往往无力掌控自己，沉迷于毒品或其它形式的放纵与坠落中。他的悲剧，是很多人的悲剧，也是人性中一直存在的巨大陷阱。天才的人物，稍有不慎，就会坠入万劫不复的境地。相比较而言，我们看到与他同时代的范·巴斯滕、里杰卡尔德、克林斯曼，以及稍晚的齐达内等，从球星的角色，顺利平稳地实现人生的转型，在执教或其他领域，找到新的人生轨迹。 另一方面，马拉多纳的一生承载着阿根廷、拉美国家，乃至世界上一般的受压迫人群的诸多理想与抗争。1986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对阵英格兰。这场比赛因为马拉多纳的两个入球而载入史册——第一个球制造了“上帝之手”的传说，第二个球则成了足球史上无人再能超越的传奇。事实上，如果用手打进的球代表了魔鬼，而一人长途奔袭连过半个英格兰队打进入球代表了天使的力量，这一场球的马拉多纳，正好代表了他在世人心目中的天使与魔鬼的合体的形象。但是，那一场球同时也是世界政治史上的一个事件。此前，英国刚刚在与阿根廷的领土争议中，重拳击败了阿根廷的军队，制造了阿根廷民族的耻辱。马拉多纳带领阿根廷足球队在球场上的胜利，代表了被帝国主义国家、殖民母国所欺凌的拉美人民和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英雄反抗。 同时，马拉多纳一直是拉美国家抗议全球中心国家和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以及球员和下层人民对国际足联、各国足协、政府、资本等建制派势力抗争的象征。事实上马拉多纳也是筹建世界职业球员工会以对抗国际足联和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第一人，同时也是为基层职业足球运动员权利呐喊的第一人，被认为是足坛巨星对抗职业足球寡头的第一人。或者，在很多人看来，他一直都是是官僚体制、政府、各国足协、国际足联、资本的疯狂迫害的对象和受害者，更是一个抗议者。如此，已经死去的马拉多纳一定会在这些迫害者的梦中不断地出现，带给他们良心的谴责。 （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教授，复旦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黄浩博
杨长风展望称，“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能够通信的地方就能够导航，能够导航的地方就能够通信。”
关照宇
2018年开始以来，中日关系整体转暖的势头非常明显，今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减缓了中日关系持续升温的进程，加上今年是日本政治的大年，前首相安倍晋三辞职，日本政坛刚刚经历了政权更迭，这些都给中日关系的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 11月24日，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东京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举行会谈。王毅本次出访，也是与新首相、新内阁之间的首次交流。除了继续加强中日关系以外，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加强 CPTPP与日方的沟通等也是本次访问要达到的目的。具体来说，会谈达成了五点重要共识和六项具体成果，涵盖了政治、经济、人文交流、全球治理、抗疫、人员往来的恢复、农产品、季候变化、军事、安全、建交纪念活动等众多方面，这些成果都对未来更高层的交流以及更务实的对话与合作打下了一个不错的基础，也是稳定当前中日关系的助推器。最重要的是，也能看出来双方维护中日关系大局的决心。 “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核心在于增进互信 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G20大阪峰会召开期间，双方达成了“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的基本共识。此后，中日双方都在这一精神与原则的指导下进行双边互动。菅义伟首相上台后，在外交上整体继承了安倍外交路线，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会谈中重申这一精神也是代表新政府表达对安倍对华外交政策的延续，不会因为首相换人而发生大的变化。第二，过去的一年半，影响中日关系的杂音并没有少，所以在这个节点上重申这一精神，也是为了确保两国关系能得到进一步发展。 安全症结难解，中日关系仍旧徘徊 从这次达成的五点共识与六项成果来看，明显是“重经济”。也说明中日两国在安全问题上仍待进一步沟通。菅义伟上台以后，明显的加强了安全围堵中国的意图，首访越南，推销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上周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访问日本，与日本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继续构建准同盟关系。在这种背景下，中日双方高层互动，安全问题是无法回避的。2018年中日两国时隔十年后重启空海联络机制高层对话，虽然谈判进程仍然很慢，但是双方都没有扩大冲突的意愿，继续从具体议题开始推进安全对话，这个对于维护东北亚安全来说具有现实意义。美国大选基本已经尘埃落定，菅义伟是最早同拜登通话以及讨论具体双边关系的领导人，在通话中拜登承诺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菅义伟或对拜登政府主要有三大期待，第一，继续强化美日同盟，推进以印太为中心的安全合作；第二，改变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强化价值观外交，修复盟友关系，让美国重回自由贸易体系；第三，加强在全球治理层面上与美国的协调。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拜登的上台，日本在安全问题上可能更会坚定的向美靠拢，中日之间的复杂竞合关系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得以持续。 （作者关照宇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问题研究者）
庞溟
据媒体报道，在即将于11月25日香港特区政府《施政报告》中公布的若干惠港措施中，其中一项是扩大“互联互通” 涵盖范围：实施六年的沪深港通机制，将扩大涵盖范围，内地投资者南下资金，将可买卖本港上市的生物科技股及第二上市股份，以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同时亦有措施融入大湾区发展，提供金融便利、提高融通效率。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6月22日在回应中概股二次上市时表示，A股市场还有一些制度建设要跟进，中概股选择上哪上市，中国证监会都乐见其成。我们认为，监管层的态度是积极的、开放的，是与我们预计的方向一致的。 另一方面，即将在年底离任的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日前也在网志指出，港交所未来需要处理的三件重要事情中，就包括争取沪深港通扩大投资范围，把第二上市股份及生物科技股涵盖在内。此外，恒生指数公司已经在11月13日向指数委员会提出了关于优化恒生指数的初步建议，并计划于年内咨询市场⼈士。有关咨询结果预期于2021年2月公布。恒指公司在8月14日指数季度检讨时宣布，“鉴于创新及新经济⾏业在香港市场急速发展”，将提出优化恒生指数的建议方案，涉及如何组合及挑选成份股、成份股数目、权重、⾏业及地域分布等议题，以“确保恒生指数会继续成为香港股票市场具代表性及重要的指标”。 故预计，恒生指数将更具代表性、平衡性和投资回报价值。在11月季检后，恒生指数中金融板块的权重仍高达42%，相比之下，彭博数据显示，欧美、日本和中国内地主要股票指数中金融板块权重平均仅为15%左右；恒生指数目前成份股中资讯科技行业比重已由以前的腾讯一家比重10%上升为目前的25%左右。在恒指修订后，可选消费和信息科技板块的权重有望继续逐步上升。 笔者估计，如果现行的规则和细则得以修订，其他在港第二上市优质公司纳入港股通的时间要求有可能会进一步缩短，或有可能将以是否被快速纳入恒生综合指数等指数产品作为判断标准。网易（9999.HK）和京东（9618.HK）已符合被快速纳入恒生综合指数的标准。考虑到其增长潜力与行业前景，未有收入的生物科技股对内地投资者也有一定的吸引力。 港第二上市和生物科技优质公司被纳入港股通和主要指数产品后，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个股和香港市场交易量、活跃水平与估值水平，并能形成良性循环。 自沪深港通开通以来，北向资金始终都处于领先地位，金额遥遥领先于南向资金，而这一现象在今年已发生了逆转。从南向资金规模来看，今年以来南向资金加速流入港股市场，其净流入规模超过5000亿元人民币，相比2019年已翻番，并创下沪港通、深港通开通以来历年之最。从南向资金流向来看，消费、医药、科技、通讯等行业在内的新经济板块较受投资者青睐。基金三季报显示，多只公募基金在今年三季度加大了对港股新经济龙头的配置。 相关研究显示，至10月底，港股通投资者交易量已进一步提升至香港市场总交易量的20.6%。受益于港股通的发展以及中资在香港市场重要性的提升，2018年，香港股票现货市场成交金额中的11.7%来自中国内地投资者，相比2016年大幅提高了3个百分点之多，中国内地投资者已成为香港股票现货市场除本地投资者外最重要的交投力量。近来，香港、上海、深圳三地交易所的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为拟上市企业提供了更多元、多层次、多地的选择。还可预计，将有更多的中国拟上市企业选择在内地或香港上市。这更多地反映了企业长期的、战略性、商业化的考量，以及希望在资本市场上获得更高的关注度、估值水平和交易量。对有可能寻求第二上市或再上市的中概股而言，相比A股市场，预计其出于境外融资需要、行业受监管情况、VIE结构上市便利度等各方面考虑，现阶段优先考虑的上市地仍将是港股。 2018年修订的港交所上市新规、恒生指数的不断优化调整、内地与香港证券市场互联互通机制等一系列组合拳的助力，让越来越多的新经济公司有望在港上市，进一步提升投资者对港股市场的兴趣以及港股中科技类核心优质资产的估值水平，也进一步形成更多新经济公司在港上市集资的良性循环。随着更多具有增长性和优质基本面的公司在香港上市，恒生指数、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有望获得更高估值水平，香港市场整体也有望获得更高的估值水平、流动性、交易量和代表性。按照我们的估算，在过去的两年半中，新经济公司在香港市场的市值占比已经由23%上升到35%。这一比例有望在未来3年间继续稳步上升到40%甚至更高。 目前，主要中国股票市场的估值水平纵向来看均已不便宜。MSCI中国指数与沪深300指数的前瞻性市盈率分别为18.0倍与16.9倍，分别高于其5年平均值2.8个标准差与2.6个标准差；恒生指数的前瞻性市盈率为13.5倍，高于其5年平均值2.0个标准差。不过横向来看，目前港股市场以市盈率和市净率衡量的估值水平相比全球其他主要股票市场和新兴市场，仍处于较低水平。动态来看，越来越多代表中国经济新方向的互联网、科技、医药龙头公司选择在香港上市。考虑到其盈利增长潜力和低息环境对估值的支持，未来可预期成长股和新经济板块有望继续跑赢。“十四五”规划是2021年最主要的的主题投资机会之一，叠加疫情后的经济反弹、盈利的修复和市场情绪的企稳，科技与消费的中长期投资主线也有望得到支持和强化。可以说，港股市场中长期依然具备较高的投资吸引力和配置价值。 不过，港交所在10月底决定对法团实体采用不同投票权架构的上市公司给予市场更多的讨论与咨询时间，同时拟议中的缩短新股上市招股结算周期的若干改革措施也将不早于2022年第二季才实施。可以说，香港资本市场相关改革步伐略慢于预期，这一趋势叠加地缘政治风险和不确定性，应引起投资者注意。 （作者为经济学博士，华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首席策略分析师）
李春顶,林欣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及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在近期陆续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参加了各个峰会并发表了多场重要讲话，引发国际社会一致赞誉和热议。随着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攀升，我国已经从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逐渐转变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推动者和引领者。 习近平主席的系列讲话为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和完善指明了方向，为全球应对新冠疫情影响提供了思路，为全球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创新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风范，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的复苏贡献了“中国力量”。 一、习近平主席在多场全球治理峰会上发表讲话 11月17日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2次会晤上，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为金砖国家在全球疫情和百年变局交织的国际格局背景下，描绘了金砖发展蓝图和路径。强调要坚持多边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坚持团结协作，合力克服疫情挑战；坚持开放创新，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坚持民生优先，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坚持绿色低碳，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1月20日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27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描绘了2020年后的APEC合作愿景。倡议开启亚太合作新阶段，延续亚太地区发展势头，共同构建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 11月21日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15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努力稳定和恢复经济。建议要构筑全球抗疫的防火墙，畅通世界经济的运行脉络，发挥数字经济的推动作用，实现更加包容的发展。此外，倡议G20在后疫情时代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引领作用。纵观习近平主席近期在多个全球治理峰会上的系列讲话，重点强调了加强三个方面的治理合作：一是加强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二是以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创新增长；三是深化经济全球化与合作共赢。 二、加强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建设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冲击了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影响全球贸易与投资，并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不确定性风险。世界各国的抗疫情、稳经济、保民生之路任重道远，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要保障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顺畅，降低关税、减少壁垒、推动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在此背景下，亟需加强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建设，进一步增强全球治理体系的作用与功能。 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更有效地凝聚全球共识，动员全球资源，协调全球行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更大作用。同时，要完善经济全球化的治理架构，包括坚定维护以规则为基础、透明、非歧视、开放和包容的多边贸易体制，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另外，要提高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能力，加强全球公共卫生体系，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三、以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创新增长 疫情激发了5G、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新技术、新业态、新平台的蓬勃兴起，网上购物、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非接触经济”全面提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路径。世界各国应主动把握时代机遇，促进新技术传播和运用，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释放数字经济潜力。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倡议联合国在数据安全、数字鸿沟和个人隐私等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携手打造开放、公平、公正和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探讨并制定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围绕人工智能加强对话，倡议召开专题会议，推动落实人工智能原则，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以开放和包容的方式探讨法定数字货币标准和原则，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在创新增长层面，全球治理要支持各国打造竞争新优势。促进新技术传播和运用，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经济治理，营造开放、公平、公正和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释放数字经济潜力，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新动力。 四、深化经济全球化与合作共赢 疫情带来国际格局加速演变，世界经济陷入低迷，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必须加强全球治理的合作，推动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深化经济的全球化。一方面，应积极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发挥多边贸易体制的协调作用；加强区域贸易协定的建设和治理，以区域化推动全球化；另一方面，推动投资的开放和便利化，加强投资保护，促进多边或区域投资协定的商谈与发展，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指出，全球治理要联合行动，畅通人员、货物、资金和数据安全的有序流动，推进货物“绿色通道”建设，提高通关效率，搭建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区域和全球经济合作不是零和博弈，而是相互成就与互利共赢的发展平台，应秉持共商共建和共享的理念，不断提升合作水平，实现共同繁荣。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国一方面同各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克时艰，毫无保留地分享防控和救治经验，向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另一方面，在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G20等合作机制下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合作，倡议推动贸易自由化、摒弃贸易保护主义、畅通贸易和清关程序，为维护世界贸易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后疫情时代，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将不断加强，世界贸易组织改革、G20合作、APEC合作、金砖合作、“一带一路”建设等都离不开中国的积极参与。我国新一轮的对外开放也为全球治理合作带来了机遇，从商品和要素开放到制度开放全面扩大了开放的深度和广度；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主动扩大进口战略、外资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制度等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提供了“中国市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上，已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并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而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推动了区域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并加强区域经济的治理。 当前，我国“十四五”规划的建设即将拉开帷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脱贫攻坚战胜利在望，明年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面对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需要坚定的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并贡献“中国智慧”，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与机遇。 （李春顶为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贸易系主任，林欣为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本文为中国农业大学“世界经济新格局”青年科学家创新团队专栏文章。）
周览
一年一度的“黑色星期五”即将来临，这是大西洋两岸共同的购物狂欢季。但今年很特别，法国亚马逊宣布“黑五”促销启动日由11月27日推迟至12月4日。法国人要度过有史以来第一个在12月的“黑五”了。这是因为法国当前仍处于“二次封锁”中，若如期进行“黑五”促销，无疑将造成线上电商大鳄亚马逊“大满贯”局面。日前，法国社会发起抵制亚马逊、支持本土商业与商品的请愿运动。包括巴黎市长和一些议员在内的法国政界人士，以及环保非政府组织、工会、店主联合会等联署请愿书，呼吁消费者不要在亚马逊网站购买任何礼物，度过一个“无亚马逊的圣诞节”（Amazon-free Christmas）。为纾解法国线下商店因封锁错失促销季的不满情绪，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直接劝说各商家将购物节挪个日子，法国财政部还提醒，“黑五”源自美国，而非欧洲传统。背负着“从店主那儿偷了圣诞节”罪名的的亚马逊，顶不住各方压力，终于决定推迟“黑五”促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次“抵制亚马逊”运动只是法国社会对电商巨头不满情绪的冰山一角。由于缺乏可与之抗衡的本土企业，亚马逊已成为法国民众网购的主要渠道，市场占有率已达22.2%。与此同时，亚马逊也日益深陷环境影响、工人权利等社会争议。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以来，亚马逊更是被指对因封锁措施被迫关闭的本地企业构成不公平竞争，成为“众矢之的”。巴黎市长伊达尔戈甚至称，“法国的生活艺术遭到亚马逊的大规模攻击”。法国文化部长巴舍洛更是直言，“亚马逊在自食其果”。 不满归不满，“亚马逊问题”绝非通过简单抵制就可以解决。亚马逊身兼双职，不仅是最大线上卖家，也是中小企业从事线上零售业的依赖性平台。并且它是为数不多的、长期关注中小企业的数字巨头之一，常常为商家提供线上营销培训服务。在欧洲，至少有15万家中小企业依靠亚马逊得到成长，每年为欧洲创造数百亿欧元的收入，以及数十万个工作岗位。疫情更是导致线上销售激增，放大了亚马逊的作用，自封锁以来，仅其在法国的业务就增长了40％至50％。 更残酷的现实在于，欧洲面临的不只是“亚马逊问题”，而是数字经济领域的全盘落后问题。在欧洲，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离不开GAFA：用谷歌搜索，用亚马逊购物，用脸书社交，用苹果打电话。但GAFA均为大西洋彼岸企业，欧盟对其既依赖又忌惮，陷入欧委会内部市场委员布雷顿所批评的“大而不能管”困境。 面对硅谷数字巨头在欧盟市场的强势碾压，欧盟机构采取规制应对策略，竭力扭转自身数字竞争劣势。例如，欧盟竞争监管部门近日初步认定，亚马逊破坏欧洲主要市场的零售业公平竞争，涉嫌利用其规模、权力和“大数据”牟取对其平台第三方卖家的不正当竞争优势，并就亚马逊是否对自营产品和使用其物流配送服务的卖家给予特殊待遇启动调查。 然而，欧盟的数字规制效果不甚理想。欧洲审计法院最新报告显示，欧盟对数字巨头的规制进展过慢。例如，欧委会早在10年前就发起了对谷歌在线购物比较服务的竞争调查，但据此开出的24亿欧元罚单目前仍停留在欧洲法院上诉阶段。报告同时直指欧委会规制能力不足，从企业市场份额、产品和服务价格以及利润率角度审视竞争问题的传统标准已不足以应对数字巨头，因为它们是在夺取市场、而非在市场上竞争，并在加快促成“赢者通吃”的局面。欧委会负责竞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维斯塔格日前表示，要寻找更好的补救措施以确保公平竞争。 在此背景下，欧委会拟于今年12月出台《数字服务法案》，对大型数字平台施加更多压力，使其承担更多责任。参与法案讨论的人士透露，该法案可能迫使大型数字平台企业与小型竞争对手分享数据，并禁止其在自身平台上进行不公平的自我推广服务。该法案也意味着欧盟迈入数字监管新阶段，并与美国、中国在全球新开启的数字监管竞赛中一争高下。监管力固然关键，但与竞争力毕竟是两码事。相对于在数字监管领域的高歌猛进，欧盟及其成员国在培育自己的“亚马逊”上依然知易行难。“黑五”促销可以被推迟，但无法被推迟的是全球数字经济竞争的加剧态势。 （作者系数据治理资深观察者）
杨志勇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第43次会议要求秉持“零容忍”态度，维护市场公平和秩序。会议指出近期债市违约是“周期性、体制性、行为性因素相互叠加的结果”，要求严厉处罚各种“逃废债”行为，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 近期债券市场违约个案有所增加，原因是复杂的。在市场经济下，借债还钱，天经地义。市场融资方式多种多样，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应该合适。当前中国金融结构仍然以间接融资为主，融资成本相对较低的直接融资发展相对滞后。企业（公司）直接发行债券融资，是直接融资的重要方式，是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重要途径。因此，面对债券市场出现的问题，需要厘清问题的成因，尔后采取有效措施，让债券市场健康发展，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做法。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投资人的市场信心。如果投资人不愿意参与，那么债券市场无论如何都发展不起来，发展起来的市场最终也会失去融资的基本功能。信心比什么都重要。信心是建立在债务契约的真正落实上的。一些企业经营中确实有困难，本来可以克服，但不是想着如何去克服，而是想着如何去规避责任，这很容易导致违约。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种不正常的债市文化。不够成熟的债券市场，不够理性的债券投资者，操作不够规范的债券中介结构，让债券市场风险在某一方面出现，市场的传染效应就容易出现。债券市场的公开透明，规范运作就显得尤其重要。只要是市场，风险就永远存在，投资就应该承担相应的风险。要摒弃的是不规范的债券市场的各种操作。如何减少“传染效应”，进而稳定债券市场，关系到债券市场乃至中国资本市场下一步的健康发展。 “逃废债”在一定程度上就和不够健康的债券市场文化有关。第一，如果债权人的利益都不能保障，那么股东利益如何保障？第二，如果是股东有意识地通过“逃废债”侵害债权人的利益，那么这本身就是违法行为，是不履行债务契约的具体表现。前者要求高度重视债券市场的风险，即使从当前来看，债券市场违约是极其有限的，但也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后者需要政府各相关部门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让“逃废债”无处藏身。 需要注意的是，约束“逃废债”不是没有具体制度。可以说，相关具体制度一直在那里，关键的是怎么让具体制度得到有效执行，让不能得到有效执行的具体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逃废债”涉及企业（公司）的具体行为，确定企业（公司）行为是否构成“逃废债”行为需要充分的信息，信息的收集和传递机制就至关重要。 这些信息应该有助于厘清“逃废债”行为的相关损失和责任。企业（公司）债券发行是否造假，如有，造假带来多大损失？这涉及债券发行企业以及相关的中介机构。债券筹集的资金是否用于融资指定用途，是否存在挪用并造成损失？这主要涉及企业（公司）。企业（公司）业务收入是否正常，有无故意转移收入以逃避偿债责任？是否存在转移资产，或通过企业组织的变更，以逃避偿债责任？这些都是企业（公司）的责任。企业（公司）承担有限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相关责任人还需要承担个人责任。同时，相关监管机构是否履行了应尽的监管义务，也需要厘清。所有这些责任的界定，都需要充分的信息。相应的激励和惩罚机制，都建立在信息之上。 有效的信息收集和处理机制，伴随债券市场规范的全过程，并非段段时间就可以做到的。当务之急，更重要的是采取有效措施，让企业（公司）和属地政府负起应有的责任，减少债券市场的违约行为，防止风险传染效应的形成。同时，加快债券市场信息的有效传递，树立投资者对债券市场的信心。从中长期来看，一个有活力的债券市场，需要更加健康的债券市场文化，需要有效的资本市场监管机制，需要更加成熟的投资者。健康的债券市场必须让逃废债文化无处藏身。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财经智库》副主编）
张燕玲
11月15日上午，在东亚峰会全体会议上，东盟十国与5个对话伙伴国：中、日、韩、澳、新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标志着世界最大的自贸区诞生。 RCEP旨在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一个区域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 一 、何为RCEP RCEP中文译本586页，序言+20章+4个附件+清单，这就是一本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便利化的路径书。企业及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这些政策和便利条件，保护自身利益，提高效力效益。首要的是学习掌握具体条款，起码知道什么规定在哪章，使用时能够立即找到。千万不能束之高阁。 值得一提的是，越南作为东道主，三天之内在首都河内主办了一系列视频峰会，包括5大机制：第37届东盟峰会、第15届东亚峰会、第11届东盟一联合国峰会、第8届东盟一美国峰会、第2届东盟澳大利亚峰会。 这些峰会交叉进行，各有各的主题，但共同使命是促进全方位合作。从中可以看到全世界对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向往。去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历史倒车，是没有市场的。我国商务部表态：“RCEP是一个全面、现代、高质量和互惠的自贸协定。”这可以视为我国对RCEP的定性。新加坡总统李显龙表示：签署RCEP是促进世界经济迈出的重要一步。这可以视为东盟对RCEP的定性。 11月13日召开的“海南自由贸易港与东南亚区域合作国际论坛“上，笔者在会上听到很多内外发言嘉宾都提到希望建立东南亚自由贸易区，RCEP显然是人心所向。更值得一提的是，大家认为，从开放政策、地理位置、文化渊源、发展前景看，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也非常看好。 二、中国加入RCEP的意义 中国加入RCEP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深远。 从RCEP各成员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差距较大，发展不均衡。国有大小之分，发达程度参差不齐。有工业国，有资源国，立国主业不同，消费市场强大，彼此互补性强。在RCEP内部很容易形成新的良性经济循环，未来发展潜力十分巨大。中国做为区域所有国家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最大进口国的加入，意义不言而喻。 从国内经济角度而言，加入RCEP也将加速国内经济转型升级，促进双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 RCEP将大幅提升区域内的贸易活动，使得我国深度融入亚太区域经济一体，进一步拓展海外需求。加入RCEP不仅会推动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也将加速中欧协定的实施及加入CPTPP的进程。 三、落实RCEP是当务之急 亚太地区国家和地区需要稳定的货币，稳定的贸易，稳定的旅游，稳定的人文交流，稳定的生态环境。RCEP为稳定提供了条件。创造性的落实协议非常重要，需要15国无缝对接。如推动国际防疫健康信息互认，推动搭建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平台，维护全球和地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畅通运转。 本地区在全球经济增长最快，资金需求最旺盛，所以，需要区内协调金融政策，避免资金币种、时间、使用错配。防止再一次成为将来的金融危机重灾区。 要加强金融方面的合作，建立人民币在区域的使用地位。比如区内成员间贸易，应倡导使用人民币结算，以避免不必要的成本和风险；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大量放水，各国货币汇率波动频繁，但亚洲货币与人民币波动同向，显示人民币在本地区作用和需求。 四、从RCEP到CPTPP有多远 习近平主席20日在APEC（亚太经合组织）第27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言中指出，“中方欢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完成签署，也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同天日本首相菅义伟在视频讲话中表示期待未来CPTPP的覆盖范围能够扩大。由于美国的退出，日本被视为CPTPP的牵头国，有很大的话语权。而且明年日本将担任CPTPP委员会轮值主席。 作为具体职能部门，中国商务部同日也表示：中方将积极考虑加入CPTPP。 RCEP15个成员国，总人口、经济体量、贸易总额均占全球总量约30%。而CPTPP11个国家仅覆盖5亿人口，占全球经济总量13%。两个机制成员的差别在美州四国，加拿大、智利、墨西哥和秘鲁，其余七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均为RCEP成员国）为两机制重叠国家。 对于中国加入CPTPP障碍，从中国方面看，目前应该达到了CPTPP所谓的高标准，包括关税、贸易规则。在知识产权，环境保护，数据流动等方面，中国现在已经走在世界前面。从CPTPP方面看，加拿大和墨西哥因与美国有协议（USMCA），可能要经过美国的默认。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加入抱以期待，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数据，中国加入CPTPP后，将为自身及现有成员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贸易量将增长50%，全球收入将增长76.7%，达6,320亿美元，中国的加入对全球极为有利。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将始终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方愿同所有国家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以对话弥合分歧，以谈判化解争端，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共同努力。相信中国将从RCEP稳步走向CPTPP。（作者系中国银行前副行长，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郑玮
11月23日-24日，备受关注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发展论坛”将在浙江乌镇举行。大会召开前夕，世界互联网大会组委会发布《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行动倡议》（下称《倡议》），从发展共同推进、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成果共同分享四个方面提出20项行动倡议，呼吁以切实的措施推进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今年7月，国际咨询公司We Are Social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7月，全球共有45.7亿互联网用户，约占世界总人口的60%。9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则指出，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9.40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7.0%。数字技术打破了地域限制，让全球过半数人民置身于同一虚拟空间之中，也让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逐渐被提上日程。今年以来，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恢复全球经济的过程中，数字技术亦发挥了积极作用，更进一步彰显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2019年全球数字经济平均名义增速为5.4%，高于同期全球GDP名义增速3.1个百分点，其中中国数字经济同比增长达15.6%，领跑全球。下一步全球数字经济如何把握机遇，实现协同发展？且看“中国方案”。数字化转型可使制造业企业营收增加22.6%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抓紧布局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着力壮大新增长点、形成发展新动能。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梳理发现，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倡议》主要从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产业融合与经济转型升级以及让中小微企业更多从数字经济发展中分享机遇三个方面作出呼吁。首先，《倡议》呼吁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携手提升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与服务水平。支持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建设、应用和发展，打造新的经济增长动能，助力经济恢复与发展。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披露数据，截至今年9月底，中国累计开通5G基站超69万个，5G累计终端连接数已超过1.6亿。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SMA）日前发布分析报告指出，中国5G连接数全球领先，预计在2020年将达到2亿，占全球5G连接总数超过85%。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监测，截至今年5月，中国在实际场景中落地的5G应用已有484项，2020年至2025年，中国5G商用有望间接拉动经济总产出约24.8万亿元。其次，《倡议》呼吁促进数字产业融合与经济转型升级。鼓励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提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推动数据要素的开发利用与共享。国家发展改革委披露，据有关机构测算，在不考虑疫情影响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可使制造业企业成本降低17.6%、营收增加22.6%，使物流服务业成本降低34.2%、营收增加33.6%，使零售业成本降低7.8%、营收增加33.3%。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产业数字化占数字经济比重达到84.3%，占全球GDP比重为35.0%，产业数字化已成为驱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主导力量，全球数字经济融合发展趋势更加深入。据国际数据公司（IDC）预测，2020年全球数字化转型技术和服务支出将增长10.4%，达到1.3万亿美元，2020-2023 年企业数字化转型投资将达7.4万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将达17.5%。到2023年，数字化转型支出在ICT总投资中的占比将从目前的36%增至50%以上，增长最大的领域是数据智能与分析领域。同时，《倡议》呼吁让中小微企业更多从数字经济发展中分享机遇。鼓励各国加大政策支持，帮助中小微企业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产品、服务、流程、组织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增加就业机会，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今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 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面向中小微企业推行普惠性“上云用数赋智”服务，并搭建数字化转型服务供需对接机制，解决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中面临的“没钱转”和“不会转”难题，激发企业数字化转型内生动力，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支撑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合作共赢应是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主旋律进入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合作共赢的营商环境。11月20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数字经济是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创新是亚太经济腾飞的翅膀。中方倡议，各方分享数字技术抗疫和恢复经济的经验，倡导优化数字营商环境，释放数字经济潜力，为亚太经济复苏注入新动力。在《倡议》中，“共同”一词出现了24次，“合作”出现了11次，“共享”出现了8次。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是这份“中国方案”的核心立意。在电子商务领域，《倡议》呼吁畅通贸易渠道，减少市场准入壁垒和其他壁垒。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探索建立信息共享和互信互认机制，鼓励使用安全可靠的数字化手段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共享电子商务发展红利。《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自2013年起，中国已连续7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截至2020年6月，中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7.49亿。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挑战，网络零售市场为支撑消费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2020年上半年，全国网上零售额达51501亿元，同比增长7.3%，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已达25.2%。在营商环境方面，《倡议》呼吁各方推动建立健全多边、互信、共赢的数字产业规则，积极引导人工智能、物联网、下一代通信网络等新技术新应用在技术标准、伦理准则方面开展国际合作，保障全球信息通信产业链供应链开放、稳定、安全，推动全球经济健康发展。11月19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世界互联网大会组委会主席庄荣文就发布《倡议》接受书面采访时表示，中国欢迎各方支持和参与行动倡议，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增强网络安全战略互信，维护网络空间和平与安全；加强对话协商，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努力缩小数字鸿沟，实现共同繁荣。“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共同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庄荣文指出。
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林芯芯
11月21日，国际金融论坛（IFF）第17届全球年会（F20峰会）在广州开幕。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讲致辞。以下为演讲实录：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并代表中国对外作出了承诺，提出要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习主席还多次论述强调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他的很多说法，也逐步扭转了持续多年的将发展与气候变化对立起来的思维。那么我特别想讲一下，碳排放市场在性质上就是一种金融市场，它也是绿色金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二氧化碳排放的罚款或者分配使用的一种机制，它更多的是以供求关系为基础，涉及到多种不确定性的风险定价的市场，更是一种跨区配置投资与风险管理的市场。因为实现碳中和或者说实现净零排放，需要大量的科技创新，需要大量的投资去谋求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在未来获取碳减排或者碳权价的收入来回收投资，其中有大量的期限转换和风险管理，也有许多和其他绿色金融相交叉相合作的。前不久我在清华讲了一些分析和意见，我也简单综述一下。第一，实现碳减排和碳中和，要明确主要依靠什么样的激励机制，激励机制应该是来自于碳市场，那么二氧化碳排放市场要能正常工作，就需要制定总量，对总量进行分解。那么中国在这方面还需要加紧努力，那么这些计划明确以后，我们会发现，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任务是相当艰巨的，必须付出很大的努力。第二，我们说未来的碳中和计划需要许多行业都参与进来，当然有一些最主要的行业，一般是能源、交通等等，但是还有很多行业他们都需要参与进来，因此需要给出各个行业有关碳排放和未来减排计划和有关新的技术工艺的减排效果的参数。第三，在碳中和的后半期，可能注意力更多的要转向碳沉降，或者是碳汇和碳普货，这样的话才能够确保在未来实现碳中和。第四，我们需要比较主要的两种激励机制，一个是二氧化碳排放市场，一个是碳税。那么我们说，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讲，二氧化碳排放市场有更重要的角色和更大的潜力。碳税如果要搞的话，也要参照这个碳市场所形成的价格。第五，我们除了每个国家都要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计划，做出自己的努力，还需要对一些跨境的二氧化碳排放做出一些必要的努力，这里包括跨国的国际航线的飞机，国际贸易的海运的船只等等。如果要在这些方面做好的话，我认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合作具有很大的潜力，或者说是亚洲和欧洲之间的合作具有很大的潜力，也有很大的必要性。那么我们建议在这方面金融市场可作的课题，希望大家给予关注。有这么三点想法，一个是碳市场要想办法进行连接，就像我们资本市场，例如股票市场，中国在2014年搞了沪港通，后来又搞了深港通，再后来搞了沪伦通，但是沪伦通还是很初步，还有很多可以深化加强的地方。全世界的储蓄和投资本来就是有流动性的，那么气候变化的投资更是如此，面对着全球变暖的现象，如果投资有收益，也是全球性的收益，将市场割裂开来，那么定价本身就会出现毛病，割裂的市场效率也不高，它不利于互通有无，也不利于协调全球的行动。甚至如果市场分割的话，也会给过度投机创造太多的机会。那么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共同研究碳价格合理化，防止不合理的大起大落的这种机制。理论上说市场规模越大，供求关系也就越合理越稳定。因此我简单提一下，就是参照沪港通的做法，下一步要研究中国或者亚洲的碳市场和欧洲的碳市场的连接问题。第二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跨国的飞机、船舶的碳排放问题，欧盟老早提出了一些意见和设想，但是过去大家认识还不统一，中国也存在这样的现象，那么就会出现抵制欧盟所提出的对于进出港的飞机的碳排放收费的做法。我认为渐渐来讲，大家在气候变化方面的觉悟都会不断提高，中国也是这样。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在这方面对大家进行了引领。但是，如果对碳排放收费的话，那么这个税交给谁？谁去支配使用？可以想象就是难以协调的。假设我们有全球性的财政机构，哪怕是很小的、功能很局限的职能，那么有可能就可以避免过多的争议。这个就有点像欧盟90年代初，欧洲搞一体化的时候，那时候最开始没有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协调，再后来就有了欧元和OECD，再后来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有了存款保险的需求，那么也逐渐有了部分财政协调的职能。当然这些也并不容易。我们说建议在中欧之间或者亚欧之间，可以研究建立一个专项基金，专门处理跨欧亚的交通的排放问题，按照碳排放的价格，将收入交给基金，支出用于减排的或零排放的新的交通或其他减排或碳沉降方面的应用。那么这样的努力也为未来碳交易更成熟的时候，对于其他含碳的成本的费用如何进行管理做出尝试。第三个应该研究的题目，就是气候变化的国际交易，包括货物与服务的交易，包括设备与技术的交易，应该实行零关税，零壁垒。我们说特别要强调的，减排和碳中和需要使用大量的技术和设备，不仅应该把壁垒降下来，同时还要利用多种绿色金融的机制加以配合和支持，使这项工作能够顺利的开展。那么以上是我对此次大会所做的一个发言，希望对大家研究的题目有所帮助，讲的不对的地方也请大家批评指正，引起大家的讨论。再次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陈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11月20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应日韩两国外长邀请，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将于11月24日至27日对日本、韩国进行正式访问。此外，在回答王毅访日期间会否与日方讨论中国加入CPTPP提问时，赵立坚表示，“只要是顺应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方向... ...中方都持积极和开放态度。” 自今年3月日本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状况快速扩大后，中日两国的很多外交活动都不得不改为线上进行，而此次王毅访日，则是3月以来中国政府高官首次访问日本，也是自2月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以来，王毅再次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举行面对面的线下会谈。中日外长线下会晤的重启，这将有助于推进两国其他政府部门逐步恢复线下互动，进而实现两国领导人的早日会晤。此外，日本国内疫情状况近期有所严重，甚至出现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2100人的情况。在这样背景下，王毅外长访问日本，可以说是对日本政府抗击疫情的信任与支持。 由于此前日本还是安倍政权，而如今则换成了菅义伟政权。因此，了解和确认日本新政权的对华政策、对中日关系的认知尤为重要，特别是在一些核心问题上，通过与日本首相菅义伟直接交换意见、听取其表态，不仅有助于维护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而且也能避免出现中日战略误判。 在访问期间，预计中日两国外长将就深化抗疫合作、深化两国经贸往来等议题进行深入沟通。日本三季度GDP呈正增长，为21.4%，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经济从疫情中复苏，而是日本政府经济刺激，特别是对华出口增长的结果，比如日本共同社在16日的报道中指出，日本对华出口额已经连续3个月正增长，成为日本外需最主要的、不可替代的来源。日本半导体与汽车产业尤其受益，主力企业纷纷调高业绩预期。 中国是世界范围内较早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阶段性胜利的国家，是较早实现经济复苏的国家，并且还是日本第一大贸易对象国，所以中国对日本经济复苏有着重要的作用。鉴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不久前刚刚签署，间接让中日两国之间实现了首份自由贸易协定，预计借此，中日两国将会进一步深化经贸往来，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尽早达成。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由于RCEP的签署，所以日本国内舆论再次关注中国是否会加入由日本主导的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是从美国主导的TPP脱胎而来，尽管美国在特朗普上任总统后，便从中退出，但日本“接棒”改造的CPTPP在亚太范围内的影响力仍不可小觑。根据日本外务省数据，CPTPP成员国总计人口约5亿人、GDP总量 约10.57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3.1%，经贸总量为5万亿美元。近年来，日本国内，包括CPTPP成员国也都一直有声音呼吁中国加入，进而壮大CPTPP的经济规模和吸引力。在今年5月28日两会闭幕后的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就表示，中国对加入CPTPP持积极开放的态度。11月19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回答有关CPTPP提问时，也做出了类似的表态。再到今天，外交部发言人也强调“对于不同的自贸安排，只要是顺应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方向，符合透明、开放、包容的原则，有利于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中方都持积极和开放态度。”因此，有利于相信，中国在加入CPTPP问题上的表态并非偶然，而是基于一定的客观现实基础。 一方面，中日关系是中国加入CPTPP与否的重要因素。经历携手抗疫后，中日两国凝聚起更广泛共识、两国关系也出现向好发展趋势，这为中国加入CPTPP营造了更好的现实环境。 另一方面，“后疫情时代”各国均有强化经贸往来的需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疫情导致人员、资本、物品流动受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损，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受到冲击，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甚至还引发关于经济全球化逆转的忧虑。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与世界多国既有推动“后疫情时代”本国经济复苏的重任，也有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责任。中国如果加入CPTPP，在为自身经贸发展打通一个新通道的同时，也能够强化与他国的经贸联系，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更强劲动力。 （作者系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程永林,陈宇柠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金融领域的飞跃式进步，我国的数字金融产业得以迅猛发展，新型金融组织和金融业态不断涌现。尤其在零售支付、网络借贷、数字货币、区块链等领域处于国际前沿甚至领先位置。一方面，科技和金融之间日益相互交融，大数据等技术应用于金融，金融科技在助推创新驱动发展、拓宽金融可获得性、提高金融机构效率、减少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有利于供给和需求更好匹配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技术创新也为金融监管增加了难度，传统的金融监管手段日益滞后于金融科技的发展，使得金融风险难以及时发现和处置，法律法规对于金融科技活动的监管也存在诸多空白，给金融违规行为留下了可趁之机。新技术在驱动金融发展和创新的同时，部分改变了金融风险的发生机制、传播渠道和表现形式。相比传统的金融体系，数字金融体系一旦在局部出现风险事件，很容易因为连锁反应导致系统性风险，而且其风险传播速度更快，影响范围更广，风险后果更加难以预料和处理。 为此，2020年1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支持保障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新闻发布会。会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龚稼立提出，要全面配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改革和试点注册制，严厉制裁以金融创新为名掩盖金融风险、规避金融监管、从事非法套利等违规行为。这意味着国家既要鼓励金融创新，同时也不会在金融监管上掉以轻心。只有正确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打好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攻坚战，守好金融风险的底线，为国际国内双循环格局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具体来说，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力： 坚持审慎监管原则，平衡金融创新和风险管理的关系。为了有效应对金融科技变革和金融创新，金融监管机构需要及时制定新的金融政策，并改革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以适应金融创新需求。鼓励金融科技创新增进经济和社会效益，谨防监管过度以至于过度限制甚至扼杀那些合规的金融科技创新。同时要严厉制裁以金融创新为名掩盖金融风险、规避金融监管、从事非法套利等违规行为，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确保金融市场健康安全发展。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赋能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提质增效，营造守正、安全、普惠、开放的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环境。 与时俱进，加快创新金融监管技术。金融监管部门要积极探索将大数据、机器学习、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于金融监管执法中，要变革传统的金融监管手段和流程，加快监管方式向数字化、程序化、自动化转型，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可以同互联网企业合作建立监管大数据平台，设置各项数字金融风险参数，对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管和快速预警。建设完善互联网金融风险预警体系，在互联网金融发达城市率先开展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试点。目前，我国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业已覆盖北京、上海、深圳、重庆等9个试点地区60个惠民利企创新项目，涉及60余家金融机构以及30多家科技公司。值得注意的是，智能化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虽然有助于提升监管效率、降低合规成本，但是无法替代金融监管部门的基本职能，也难以改变金融科技风险的隐蔽性、传染性和突发性。 因地制宜，加快推进中国式监管沙箱在各城市的试点工作。监管沙箱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在2015年提出，指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为金融科技企业提供一个实验新产品的监管宽松的环境，同时政府也可以探索合理的监管边界。这种方式可以在防范风险的同时也鼓励金融科技企业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在借鉴国外主流的“监管沙箱”设计理念和运行模式，于2019 年12 月推出了“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守正创新、规范发展。2019年12月，北京市已经率先启动监管沙箱试点。2020年，在上海市、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河北雄安新区、杭州市、苏州市等地扩大试点，未来将会有更多城市跟进。为此要将各地试点的经验进行总结，探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监管模式。这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其实优势更大，应该争取在全国范围内的先行示范。 完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制度建设。第一，针对新型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应当明确其性质，如果已有对应的传统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法律，则按照同等标准来监管，如果属于新产品，则应该对其潜在风险展开评估，设立相应的法律，补齐制度短板。只要是从事金融活动的企业，应当一视同仁，严格准入和监管。第二，对于用户隐私数据的利用和保护做出规定，防止企业利用用户数据进行大数据杀熟和诱导消费金融产品，提高企业的数据安全意识，避免黑客攻击而导致用户数据泄露。第三，针对金融领域开展反垄断立法，维护金融市场公平竞争。金融领域因其特殊性质，如果出现寡头垄断或民营企业一家独大的情况，不仅可能导致寻租设租获取垄断收益，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不断损害消费者利益，金融风险也会高度集聚，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第四，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金融违规的形式和手段更加多样化，也更加隐蔽化，为此要推进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的立法工作。 注重协同，建立和完善中央和地方的双层监管制度。中央金融监管和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要各司其职，明确分工，同时要注重协调合作。中央统筹协调，明确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权力、责任和监管的范围，避免地方和中央金融监管重叠，设置有效的激励考核机制，督促其积极开展区域金融风险监管，守住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而言，可以先推动建立中央和粤港澳地方政府金融信息共享平台，率先推动中央对地方政府的金融风险管理工作开展监督，同时也对可能的金融风险及时提示。尽快完善地方金融监管制度，推进地方金融监管立法工作，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开展立法，以便地方监管部门在开展工作时有法可依。加强金融安全教育，提高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各种新型金融诈骗层出不穷，同时还有一部分企业存在虚假宣传或是夸大其词以诱导消费者选择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行为。普通消费者本身就对于新型金融科技产品和金融理财产品缺乏了解，因此权益很容易受到侵害。有关部门要更多普及金融科技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理性投资。 （程永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陈宇柠，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向小田
今天早上大公国际公告，决定将福建福晟主体信用等级由A+调整为C，多个福晟发行的债券评级由A+调整为CC。 这个信息令人震惊。震惊的不是福晟评级调整成了C，而是大公竟然到现在才调整——路人已皆知了。大公作为一家专业的评级机构，没有提前做出反应也就算了，从A+直接到C，中间连个转变都没有，而且来得如此之晚。 在最近几年楼市的调控之下，不少房企面临资金压力，福晟就是其中之一。福晟出事，早有预兆。今年年初，福晟因为债务危机已经被世茂入主代管。实际上早在2018年，2019年，就有业内传出，福晟资金链紧张，债务压力巨大。彼时，以大公为代表的评级机构，竟然还能持续给出A以上的评级。 大公此案并非个例。前几天，永煤相关信用债违约，中诚信才姗姗来迟，将永煤控股评级从AAA降至BB。 中国的评级行业，很多时候都是在行业或者公司暴雷之后才下调相应的评级。评级机构需要起到前瞻性的作用，这对资本市场来说，非常重要。评级机构理应起到一个预警作用，但是对中国的一些评级机构来说，成了公司客户的附属品。 评级行业已经多年没有颁发新的牌照，没有竞争的情况下，行业内相关公司不思进取，业务僵化。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来说，笔者呼吁监管机构应该加快评级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引入市场化主体进入，改变现在评级行业“放马后炮”的普遍现象。 （作者系资深财经观察家）
彭波
5月27日，人民币在岸汇率最低达到7.1775。此后人民币汇率节节走高，11月18日晚间，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收报6.5590元，继续维持在高位，离岸人民币盘中则一度升破6.54。许多出口企业强烈感受到人民币汇率迅速走高的压力。但是，总体上看，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国出口的负面影响有限，对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正面作用大于负面作用。 首先，人民币升值对出口带来的负面作用可以通过结算币种的调整加以抑制。人民币升值之后，如果交易采用人民币结算，则国内出口商的利润不会受汇率影响，但是国外进口商的成本会提高。这时候会抑制国外采购。如果交易采用进口国货币，则国外进口商的成本不会受汇率变动影响，但是国内出口商的利润会减少。一般情况下，出口商利润不会超过10%，甚至只有5-6%的水平。所以，人民币汇率只要上升5-6%，出口商就可能陷于亏损。但是，这个问题并非不能解决。通常出口商可以倒逼自己的上游，通过提升国内整条供应链的效率，将汇率上升所带来的成本提升由整条供应链共同分摊，从而保障出口。而且人民币汇率升值也有利于降低进口成本。另外，进出口双方还可以约定以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外币加以结算，从而共同分摊人民币升值的风险。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数据显示，9月份欧元自2013年以来首超美元，成为全球第一大活跃货币；人民币全球支付份额有所下降，占比由8月的1.97%降至1.66%，这是今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进出口双方对于美元贬值及人民币过快升值风险的趋避。 其次，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影响有限。此轮人民币汇率升值属于出口带动。4月份以来，中国对外出口持续保持较高增长。这是因为3月份之后，国内疫情控制较好，生产较快步入正轨。与此同时，国外多个地区则深陷疫情冲击，难以正常生产，供应链遭受严重冲击。为保障必要的物资供应，不得不增加从中国的进口。这种进口具有较强的刚性，不可能因为人民币汇率升值导致进口成本有所提高而大幅减少，因而影响力度有限。下一步，中国可以加快科研开发及国内产业链的升级增效，不断提升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部分抵消人民币升值的影响。 第三、人民币汇率此轮升值周期不会长期持续。当前国际上疫苗开发进展较快，辉瑞（Pfizer）和默德纳公司（Moderna）皆宣称其疫苗有效率达到90%以上。美国宣布将在明年4月份之前完成全部国民的疫苗注射。随着疫苗的加紧生产和疫情得到控制，各国生产逐渐恢复，国际金融市场步入常态，人民币此轮升值周期也将结束，大概率会出现一定的调整。 当然，我们还必须要意识到，中国正在逐渐跨越有意识追求贸易盈余的发展阶段。中国是个大国，不适用国际贸易的“小国模式”，单纯扩大出口及出口盈余的发展空间有限，而且必将遭到严厉反弹。出口导向为主的贸易模式正在逐渐让位于进出口并重，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发展模式，进口驱动的作用将逐渐超越出口驱动。作为国内的出口商而言，当然希望出口越多越好，增长越快越好。但就中国的长远发展而言，贸易平衡更加符合中国的整体利益。当前，人民币进入长期升值周期的趋势已经相当明显。人民币合理升值有利于鼓励进口，并且通过进口带动出口，长远来看对扩大出口，推动国家经济健康发展更加有利。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石英华
从11月18日公布的2020年10月份财政收支数据看，伴随疫情态势减弱，经济逐步修复，财政收入基本面趋于好转，财政支出继续向民生领域倾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连续五个月转正回升。10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531亿元，同比增长3%。如果扣除去年同期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等抬高基数的因素，10月份全国收入增长9%左右，实际增幅比上月继续提高。10月份，全国税收收入增长11.2%。1-10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8533亿元，降幅比1-9月收窄0.9个百分点。全国税收收入累计下降4.6%，连续6个月累计降幅收窄。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面临更多风险挑战的情形下，今年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规模性助企纾困政策加快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逐步显现。经济逐步复苏、稳中有升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主要指标在全球疫情蔓延背景下表现依然亮眼。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0.7%，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0.8%，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0.7%，全国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0.6%。三季度GDP增速回升至4.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季增长0.9%。财政收入基本面的好转，表明经济逐步复苏，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分税种看，企业生产经营加快恢复，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产指数、企业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持续改善。主体税种增幅回升。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6.9%。受工业生产增长持续加快和服务业逐步复苏影响，国内增值税增速8月份开始由负转正，10月份国内增值税增长9.1%。2020年1-9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2.4%(按可比口径计算)，降幅比1-8月份收窄2.0个百分点；1-9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1%。企业盈利能力在逐步恢复。受企业利润连续3个月两位数增长拉动，企业所得税月均增速显著提升,10月份企业所得税增长15.7%。此外，受益于进出口形势好转，10月份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6.3%。房地产市场回暖，带动10月份契税、土地增值税分别增长38.5%、15.3%。受益于股票市场的活跃，证券交易类印花税7月以来连续4个月呈现正增长。2020年1-10月，印花税同比增长29.1%。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同比增长50.9%。财政紧平衡状况仍将延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降幅收窄。1-10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9439亿元，同比下降0.6%。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27080亿元，同比下降1.8%；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2359亿元，同比下降0.4%。财政支出继续向民生领域倾斜。分项看，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7396亿元，同比增长9.3%。卫生健康支出15217亿元，同比增长6.2%。8.林水支出17566亿元，同比增长8.7%。从财政收支形势看，尽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支出的降幅在收窄，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税种收入累计同比仍在下降。财政紧平衡状况仍将延续。从1-10月份累计数据看，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5.5%。全国税收收入同比下降4.6%；非税收入同比下降10.3%。全国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教育费附加等专项收入分别下降4.1%、1.5%。中央、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同比下降8.7%和2.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下降0.6%。其中，中央、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分别同比下降1.8%、0.4%。1-10月份全国主要税收收入累积同比均在下降。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企业所得税分别同比下降11.4%、5.6%、2.2%。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关税、出口退税分别同比下降8.0%、10.3%、10.5%。城市维护建设税同比下降6.2%。车辆购置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分别同比下降2.2%、7.5%、1.2%、5.2%、10.1%、6.0%。总体判断，经济稳中有升的态势仍将延续。我们预计2020年全年经济增速2.1%-2.5%，主要经济指标仍将延续恢复性增长态势。财政收入累计降幅会逐步收窄。财政支出还需要进一步优化管理，保障重点，倾斜民生。财政政策要积极有为，也要更加注重政策的“质”与“效”。优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截至2020年10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58074亿元，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288074.3亿元之内。其中，一般债务128498亿元，专项债务129576亿元。债务付息偿还压力较大。1-10月份债务付息支出8244亿元，同比增长15.6%。地方政府债券的扩大发行，对于缓解疫情短期内对经济的冲击，克服经济下行压力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需要进一步 优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提前预判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风险。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与PPP等其他方式的融合或搭配使用，更好地发挥政府资金对社会资本的引导作用，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合力。 （作者单位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