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
毫无疑问，2020年3月是全球金融市场波动率最高的一个月，也是全球金融市场打破和改写历史记录最多的一个月，这个月我们一起见证历史。在电脑屏幕前，望着那些上下翻滚的数字、起伏不定的曲线，感觉全球金融市场就像一只大船，正在穿越惊涛骇浪。尽管我的关注仅仅是从一个宏观政策研究者的视角，仍能从惊心动魄的市场波动中，强烈地感受到人类的恐惧与从容、脆弱与坚强。 本文将分析，2020年3月疫情冲击下的全球金融市场，包括全球股票市场、国际外汇市场、国际石油市场、世界国债市场，并说明全球金融市场剧烈震荡的原因、影响和未来走向。 一、恐慌的全球股票市场 对于具有200年历史的美国股市来说，2020年3月是有史以来最动荡的一个月。10天内四次熔断，3天中暴涨20%以上，让冲浪和过山车等极限运动相形见绌。（一）暴跌暴涨3月，美国股票市场共有22个交易日，所有的交易日子都在暴涨暴跌，包括4次熔断、8天暴跌、10天暴涨。3月9日美国股票市场出现了今年第一次熔断。3月12日和3月16日美股开盘不久均再次熔断，此为今年第二次和第三次熔断。3月18日美股盘中触发了今年第四次熔断。从2月20日到3月16日，道琼斯工业指数、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分别下跌30.9％、29.2％、29.3％，美股进入技术性熊市。3月24日，美股强势反弹，道指收盘上涨逾2100点，创1933年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从3月24日到26日，美国股票市场暴涨20%以上，重回技术性牛市。 （二）市场恐慌 美国股票市场巨幅震荡的背后，是市场的极度恐慌。一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三大股指持续上涨，从2009年3月到2020年2月，道琼斯工业指数、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分别上涨了359.13％、408.93％和677.36％。与此同时，从2009年到2019年，美国名义GDP和实际GDP累计增长48.3%和25.4%。处在历史空前高位的股票市场，缺少实体经济支撑，面临着巨大的调整压力，疫情蔓延成为引爆市场恐慌的导火索。 另一方面，由于新冠病毒具有较强的传染性，需要采取隔离措施。隔离对生产和消费活动都会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疫情爆发以来，各大航空公司被迫缩减国际国内航班，不少城市下令关闭餐厅、剧院、酒吧和电影院。企业的生产活动受到限制，交通物流受到阻碍。更重要的是疫情切断了人与人接触，导致人们的社交活动几乎停止，对于支撑美国经济的服务业和支持美国经济增长的消费支出均形成重创。服务业占美国经济总量的80%以上，服务业停滞将抑制消费支出和经济增长。此外，股票是美国家庭的重要资产配置，美股暴跌造成居民财富大幅缩水，拖累消费和投资。在消费、投资和经济增长均受冲击的情况下，关于美国经济衰退的预期进一步加剧了市场恐慌。 （三）恐慌传染 市场恐慌具有传染效应。3月9日，欧洲主要股指也全线重挫，欧洲斯托克50指数跌8.26％，英国富时100指数跌7.69％，德国DAX指数跌7.89％，意大利富时MIB指数跌11.17％。同时，加拿大、巴西、韩国、泰国、巴基斯坦、印尼、菲律宾、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国家的股票市场也遭受重创，出现了大幅下跌并触发熔断。 二、逆行的国际外汇市场 3月，在全球金融资产遭到抛售、资产价格剧烈下行的情况下，只有两样东西在持续大幅上涨：一是恐慌情绪，二是美元指数。3月18日美元指数突破100整数位心理关口。 （一）市场悖论 美元指数是美元对欧元、英镑和日元等一篮子货币的比价。从理论上讲，美元指数升值是美元相对欧元、日元和英镑等一篮子货币走强，或者说，是欧元、日元和英镑等一篮子货币相对美元走弱。自2012年起，由于美国复苏情况相对较好，美联储加息步伐相对较快，使国际资本流动发生逆转，大量资本回流美国金融市场，推动美元指数持续走高，由此，美元指数进入历史上第三个升值周期。 今年以来，美国经济面临较大压力，尤其是随着疫情蔓延，美国股票市场剧烈动荡，美联储采取了力度空前的降息行动，于3月3月和16日两次下调联邦基金目标利率150个基点至0-0.25%。面对美国经济放缓的预期和美联储非常规的降息行为，美元指数大幅贬值将不可避免。然而，无视其各种传统利空因素的影响，3月的美元指数走出了一波有违理论、有悖经验的行情。3月16日美联储紧急降息100个基点，并且启动7000亿美元的资产购买计划，美元指数不仅没有贬值，反而继续升值。3月17日美国公布2月份零售销售增长率为-0.5%，美元指数不仅继续上行，而且于3月18日突破100整数位心理关口，3月19日突破102，3月20日突破103，创2017年以来历史最高纪录。这波动反常的行情，成为外汇市场悖论。与此同时，欧元兑美元下跌200个基点至1.08，英镑兑美元下跌500个基点至1.14，创1985年以来历史新低。 （二）原因分析 第一，3月上旬，欧洲和英国疫情相对严重，经济下行风险相对较大，再加上英国正式脱欧，使欧洲经济和英国经济雪上加霜，欧元和英镑走弱带动一篮子货币贬值，推动美元指数走强。第二，美国股票市场大幅下跌造成了美元流动性紧张，全球金融市场避险情绪持续升温，市场纷纷抛售一切可以抛售的资产，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和国际主要结算货币受到追捧，对美元需求空前增大，带动美元指数上行。第三，受恐慌情绪影响，各类资产失去安全边际，变现成为首选，美元作为避险货币作用显现，变现推动美元指数逆势走强。 （三）影响分析 第一，美元是国际大宗商品的主要计价货币，美元指数持续升值的直接影响之一，就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在较长时间内低位徘徊。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中的国际石油价格和国际食品价格会进入各国消费物价指数篮子，并且占较大比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位波动，是当前世界性“低通胀、低利率”的重要原因。第二，美元指数持续升值会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稳定形成挑战，尤其是那些本币汇率与美元挂钩的国家，以及大量负债以美元计价的国家。前者可能出现本币汇率升值，出口困难；后者可能出现债务负担加重。第三，美元指数持续升值也会影响美国出口增长，进一步扩大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和贸易逆差，加重世界经济失衡。 （四）拐点在什么地方？ 此轮美元指数升值周期的拐点在什么地方？从已经公布的世界经济数据看，目前美国经济情况略好于欧元区、日本和英国；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略高于欧洲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和日本中央银行，因此，短期内美元指数将继续维持升值态势。结束此轮美元升值周期的拐点当在欧元区经济和日本经济复苏处。 （五）流动性互换协议 美元指数大幅升值可能引发全球流动性危机。为此，3月19日美联储宣布与九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建立临时流动性互换协议，为澳大利亚联储、巴西央行、韩国央行、墨西哥央行、新加坡货币当局、瑞典央行等6家央行各提供最高600亿美元的流动性互换额度。为丹麦央行、挪威央行、新西兰央行等3家央行各提供最高300亿美元的互换额度，协议期限至少6个月。随后美元指数上涨势头有所收敛，全球美元流动性紧张情况有所缓解。3月22日美元指数下行至98.31，3月31日美元指数稳定在99.53。 三、失衡的国际原油市场 3月WTI原油期货价格下跌幅度超过50%，为历史最大单月跌幅。3月30日WTI原油期货价格跌至19.92美元/桶，创2002年以来历史新低。最近国际能源署表示，国际原油价格仍有20%的下跌空间。 （一）持续暴跌 3月5日和6日，石油输出国组织全体会议，以及OPEC与非OPEC国家部长级会议先后召开，会议关于减产计划的讨论未果，OPEC+减产协议破裂。3月8日，沙特率先打响原油“价格战”。沙特政府宣布，调低官方油价，下调幅度创20年最低，并将增加原油生产1200万桶/日。受此影响，国际石油市场恐慌情绪上升。 3月9日，国际石油价格暴跌，WTI原油期货跌破30美元/桶整数位心理关口，跌幅超过30％，创1991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3月30日，WTI原油期货跳空低开，跌破20美元/桶整数位心理关口，最低跌至19.92美元/桶，创2002年以来历史新低。 3月31日，有关国家表示将就稳定国际石油市场问题进行讨论，原油价格略有回升，当天WTI 原油期货收于20.48美元/桶，涨幅1.90%，布伦特原油期货报25.94美元，涨幅13.97%。 （二）供求分析 一个时期以来，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石油市场持续动荡。最近新冠病毒疫情蔓延，许多国家相继出台了各种防控措施。受此影响，国际原油市场同时遭遇需求减少与供给过剩困扰，呈现持续暴跌态势。 从需求方面看，对疫情的防控措施影响了各国生产和消费，进而抑制了原油需求。国际能源署预测，2020年世界原油消费将下降2000万桶/日。高盛预计，2020年世界原油需求将暴跌2600万桶/日，超过去年全球日均需求总量的四分之一。 从供给方面看，OPEC+减产协议破裂，沙特政府表示将大幅提高原油产量，再加上沙特与俄罗斯互不相让的增产压价，造成原油产量激增，全球原油储能已经逼近极限，过量供给不断施压油价。最近市场人士呼吁，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相关石油生产国必须大规模限量减产，否则可能出现更为严重的供应过剩和价格暴跌。 （三）页岩因素 有人认为，沙特打压国际石油价格是为了警告俄罗斯。有人认为，沙特意在夺回被美国侵占的市场份额。因为美国开采页岩气的盈亏线为30-40美元/桶，如果国际原油价格下跌至20美元/桶，就有可能造成美国页岩油生产企业破产倒闭，退出国际石油市场。最近美国政府表示，将通过大量购买页岩油，增加石油储备，稳定国际石油价格。美国政府承诺将向页岩油生产企业采购3000万桶页岩油。 （四）未来走向 从目前情况看，如果疫情在短期内得不到有效控制，需求不足的情况无法改变。如果俄罗斯与沙特之间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供给过剩的局面难以扭转。如果国际石油市场供求严重失衡的情况得不到及时纠正，国际石油价格仍有可能继续下跌，再创新低。此外，处在升值周期上的美元指数持续走强，也会对国际石油价格上涨产生抑制作用。 四、动荡的世界国债市场 受恐慌情绪驱动，全球资金涌入国债市场避险，3月的世界国债市场经历了历史上最剧烈的动荡。3月4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行至0.98%，首次跌破1%整数位心理关口，创美国国债市场历史记录。引起市场关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是否将下降至负值的争论。 （一）历史最低 自3月4日起，在避险资金推动下，美国中长期国债价格大幅上涨，收益率不断走向历史新低。当日，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下跌至0.98%，创历史最低纪录。3月6日，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继续下跌至0.76％，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跌至1.29%。3月9日，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进一步跌至0.50%，最低触及0.31%，再一次打破历史最低纪录。3月11日，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转降为升至0.74%。值得注意的是，3月25日，一个月期和三个月期国债收益率均跌至负值，为四年半以来首次，其中一个月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跌至-0.046%，三个月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跌至-0.056％。后来在力度空前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下，3月31日，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为0.68%，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为1.34%。 （二）跌为负值 在疫情冲击下，处于对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和全球金融市场脆弱性的担忧，3月，一些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的国债需求增加，价格上升，债券收益率持续下行。其中，德国10年期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至负值，英国2年期和5年期国债收益下跌至负值，比利时、法国、爱尔兰、瑞士和荷兰等国的多个期限国债收益率也下降为负值。 （三）原因分析 一是随着疫情蔓延，投资者对疫情的担忧逐步演变为对世界经济衰退的恐惧，大量资金迫切寻求安全港，国债受到青睐，需求增加，价格上升，收益率走低。二是美联储多次开展紧急公开市场操作，推出量化宽松政策，扩大国债购买，大量投放流动性，造成短期国债利率下行，影响长期国债利率走低。三是去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形势快速变化，国际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现，受全球避险情绪升温影响，大量资金流入美国长期国债市场，也在一定程度上压低了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 （四）临时性回购协议 为了维护国债市场稳定，3月31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将为外国中央银行和其他国际货币当局设立一项临时回购协议安排，这项安排将允许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拥有账户的外国中央银行和其他国际货币当局与美联储达成回购协议，使其可以用持有的美国国债从美联储直接换取美元，提供给各自管辖范围内的机构使用。美联储表示，这项安排可以使外国中央银行避免在公开市场出售美国国债来获取美元流动性，有利于世界国债市场稳定。 五、简要总结 3月，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与国际经济的高度金融化有关，与世界各国结构改革滞后有关，也与各国政府的非常规政策长期化和常态化有关。实际上，在今年3月集中爆发的是全球失衡的长期积累，市场以如此激烈的形式进行调整必有深层原因。全球金融市场这惊心动魄的一个月，背后是半个世纪甚至一百年的世界经济变迁历史。 全球金融市场的巨幅波动，也表现出人类在遭遇自然灾害和病毒传染时的非理性行为，包括对风险的恐惧，对不确定性的惊慌。同时，一些过于极端的应对政策也加剧了市场恐慌。3月，全球金融市场走过了惊涛骇浪，前方也许是震荡的收敛，也许还有更大的震荡。为此，我们仍需高频关注、认真研究、理性应对。 （王宇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研究员，本文为个人学术看法，不代表供职单位观点）
施训鹏,姬强,张大永
北京时间4月9日晚,OPEC及其盟友将举行视频会议,其中一项全球瞩目的议程是讨论减产协议。无论会议结果如何，可以预见的是原油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况不会停止。 一般分析认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石油需求大跌，导致国际原油市场供求失衡，油价疲软。然而，最近一个月油价出现历史性的暴涨暴跌。很显然，此种程度波动的原因不能简单的归结于需求疲软，而更多的是背后主要市场力量的博弈与操控。简而言之，就是OPEC及其盟友的混战以及特朗普因素等非市场行为导致的。 3月4日，欧佩克和俄罗斯曾协商讨论进一步减产已应对当前市场的需求疲软。但是，意外的是，俄罗斯拒绝接受沙特和其他国家支持的额外日产量减少100万桶至150万桶之间的计划。“欧佩克+”会议的无果而终导致布伦特油价从50美元/桶的价位开启了本轮的“过山车”之旅。当地时间3月6日，沙特单方面打响原油价格战。不仅大幅降低原油的官方销售价，并且计划4月份增产30万桶到1000万桶/日，最高可增产至1200万桶/日。国际油价应声下跌，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原油价格一度跌破25美元/桶。 当全世界都预期原油价格将在20美元/桶的低价位徘徊甚至跌入10美元/桶的油价时代时，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一条推特之后，油价暴涨超过30%，超过30美元/桶。虽然特朗普有关沙特和俄罗斯政府同意削减全球石油供应的10-15%，即减产1000万桶/日-1500万桶/日的说法，旋即遭到俄罗斯否认。但是，在过去几天里，更多产油国表态支持这个减产计划。 这轮油价的暴涨暴跌已经演变成各国之间博弈的闹剧。左右石油价格的不是市场基本面，而是主要参与者的策略行为。市场基本面因素，往往是被沙特、俄罗斯和美国这样的玩家作为操纵市场的遮羞布。今晚OPEC的一切结果皆有可能，如果维持现状，则可以解释为沙特和俄罗斯继续联合打压美国页岩油产业的决心不变；反之如果达成减产协议，则可以认为美国主导的多方博弈出现新的市场均衡。当然在疫情进一步发酵，未来国际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即使多方达成一致，其能够维持多久也是值得怀疑的。 再好的分析师，也无法预测政治再平衡引发的“黑天鹅事件”。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由于这些操纵行为的存在，石油市场很不透明，技术层面对供需基本面的简单判断已经无法准确预判市场走势，市场参与者都将成为各种博弈的牺牲品。 当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被“看得见的手”替代之后，多年来形成的市场规则将被打破，未来的不确定性将会进一步增强。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在国际原油市场中仍旧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参与者，大部分时候也是这种市场操纵行为的受害者。中国石油企业和决策者需要更清晰的认识到国际市场中的这些转变，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一方面思考如何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原油市场的博弈；另一方面发出自己的声音，保护自己的利益。 （施训鹏系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姬强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张大永系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管理研究院教授）
信海光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月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针对全球疫情严峻形势，会议决定，第127届广交会于6月中下旬在网上举办。广邀海内外客商在线展示产品，运用先进信息技术，提供全天候网上推介、供采对接、在线洽谈等服务，打造优质特色商品线上外贸平台，让中外客商足不出户下订单、做生意。 广交会首次网上举办，这是因应疫情防控需要，但也是非同寻常的创举。 广交会创办于1957年4月25日，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州举办，是中国目前历史最长、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商品种类最全、到会采购商最多且分布国别地区最广、成交效果最好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它虽然地点在广州，是广州的一张名片，但如其全称“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它同时也是“中国第一展”，是一张中国外贸名片。 疫情隔断国际交往，很多会议都被喊停，甚至奥运会、世博会都遭延期，但广交会却照常举办，这凸显进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也凸显中国作为世界产业链最重要的一环的不可或缺性。 时至今日，对外贸易仍然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三大马车之一，而全世界的经济正常运转，也离不开中国制造。广交会转由网上举办，总归是如期而来。那些最重要、最紧迫、最急需的国际贸易，不会因为线上、线下的区别而停顿，哪里有需求，哪里能创造价值，市场的力量就会涌向哪里。 广交会的网上举办，同时也显示出，由于科技进步，使中国经济增加了许多韧性。而这种韧性，得益于中国近年来领先于世界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往昔，作为中国第一展，广交会在线下举办的时候，每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18.5万平方米，境内外参展企业近2.5万家，2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0万名境外采购商与会，出口成交额在上一届是2070.9亿元人民币，这么大的规模，即便打个“狠折”，转由网上举办也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但至少在软硬件设施、技术支持以及商业模式上，中国是完全可以完成的，甚至可以说已经走在了世界前沿。去年双十一购物狂欢节，仅阿里巴巴平台，一天的交易额就高达2684亿元人民币，不但总数超过了任何一届广交会成交额，而且交易全程也没有发现任何系统性问题。 但网上广交会与双11有一大不同，即后者主要是境内消费者的电商购物，而前者则主要是跨境电商的应用。从这个角度讲，广交会上网有可能把中国的跨境电商向前推进一大步。 事实上，广交会上网举办，正是中国为了对冲全球疫情大流行对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投资带来的巨大冲击，而决定大力发展跨境电商的一个结果。 为了以新业态助力外贸克难前行，除了网办广交会，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还决定增设46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推广促进跨境电商发展的有效做法，实行对综试区跨境电商零售出口货物按规定免征增值税和消费税、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等支持政策，研究将具备条件的综试区所在城市纳入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范围。 同样是4月7日，中国最大的跨境电商平台阿里巴巴也同时宣布针对疫情推出五大方面16项扶助措施，包括外贸升级线上突围、助力外贸开拓内销，其中包括减免年费，开辟绿色通道，帮助没有线上经营经验的外贸企业上线等一系列措施。 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要善于化危为机。3月10日他在武汉考察时说，要危中寻机、化危为机。4月1日在浙江，他再次表达这一观点：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 而网上办广交会同样也可说是一种“危中寻机”。 中国虽然经受疫情冲击，生产暂时停顿，但却内在活力未减。统计显示，在投融资领域，国内一季度已披露的拟投资总额较2019年一季度公开投资总额同比增长高达26.96%。尤其是在疫情受控后的3月份，甚至实现了环比增长117.17%的增幅，受疫情影响，全球股市遭受重创，但A股却跑赢全球，创业板指数甚至成为全球一季度唯一上涨的指数。 中国如果能够在疫情中，仍能借助新技术新模式最大限度完成接近正常的生产与贸易行为，这不但有利于中国经济恢复运行，同时也是向世界广而告之了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这是安全感，同时也是信心保障，所谓趋利避害，其对全球的资本和产业都将产生相当吸引力。 （信海光系互联网产业资深观察家）
汤蓓
特朗普今天在推特上表示，要“对世卫组织的经费进行强有力的控制”，甚至考虑停止供资。事实上，在今年2月制订2021财年的联邦预算时，特朗普政府就提议将对世卫组织的拨款减少53%。鉴于美国在拖欠联合国会费上的一贯劣行，上述威胁并非不可信。那么问题来了，这张“财政牌”能够达到美国的目的吗？ 虽然特朗普没有说明扣留资金的具体打算，但从世卫组织的预算构成来看，无非是两种可能：拖欠评定会费以及减少自愿贡献资源。 成员国缴纳评定会费是国际法定义务，这部分资金如何使用，由所有成员国组成的卫生大会决定。根据世卫组织的《组织法》规定，如果会员国未履行财政义务，卫生大会认为情形适当时，可停止该会员国所享有的选举特权和便利。美国至今尚未缴清2019年度会费，拖欠比例高达70%。继续拒缴评定会费，可能出现的是其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系的重演——先失去投票权、然后退出。如果失去成员资格，那美国自然失去了对这一多边组织的影响力。 美国的第二种选择是继续不情不愿地缴纳会费，但是减少自愿贡献资源。恰如其名，提供自愿贡献资金并非成员国的义务，国家出于对国际组织目标的认同以及各自利益自由决定。供资方对资金使用方式也有更大的话语权，可以指定用于何种项目或者哪些国家，类似于成员国和世卫组织达成的双边协议——我出钱，你干活。由于发达国家在世卫大会中投票不占优势，传统上它们更愿意通过指定用途的自愿供资方式实现对国际组织活动的管理。 美国是世卫组织自愿贡献资金的最大提供方，2018年度供资额度达到2.88亿美元，大大超过评定会费。这也是特朗普政府最可能扣留或者减少拨付的款项。但是，这项政策自我矛盾之处在于，该部分资金本就是用于美国感兴趣的国际卫生项目，减少拨款其实是自废武功，美国实际的政策话语权会下降而不是上升。 财政资源一直是世卫组织的软肋，特别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经常性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如果美国真的“断供”，对其打击不可谓不大。世卫组织很可能削减大量职位、特别是高级别职位，减少在发展中国家的活动，并缩小职权范围退回传统的技术性领域。二战后的多边主义安排之所以对各国具有吸引力，重要原因就是它基于各国认可的规则运作，一定程度上具有政治中立性，跳脱了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如果国际组织对大国俯首帖耳，那小国何必绕个弯弯参与多边会议，还不如直接处理双边关系。因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特朗普要通过预算来威胁国际组织、增强美国话语权的目的都不可能达到。事实上，特朗普如此不加掩饰地宣示控制世卫组织的目的，将多边主义彻底踩在脚下，对美国领导力的伤害更胜于国际组织对其他成员国的赞扬。 （汤蓓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
陈洋
鉴于日本国内新冠肺炎感染人数激增，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紧急事态宣言”，而适用对象包括东京都、大阪府、神奈川县等7都府县。预计“紧急事态宣言”将于4月8日零时生效，并持续一个月至5月6日，在此期间，上述7都府县民众的生活将受到一定的影响和限制。“紧急事态宣言”实施后，将有助于遏制日本国内新冠肺炎的扩散。 3月14日，日本国会通过了《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的修正案，赋予首相发布“紧急事态宣言”的权力。发布“紧急事态宣言”需要满足两个前提：疫情可能对国民生命或健康造成重大伤害；疫情可能导致全国性的、快速地蔓延，对国民生活和国民经济造成巨大影响。由于首相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后，将有可能限制私权，对普通民众的生活，特别是正常的国民经济造成冲击，所以在修正案通过后，安倍首相并没有立即动用该权力。如今，在日本国内新冠肺炎确诊人数突破4000人、新冠病毒几乎覆盖日本47个都道府县，以及东京奥运会确定延期一年的背景下，使得安倍晋三需要更加集中精力应对国内疫情，由此才宣布“紧急事态宣言”。 “紧急事态宣言”发布后，将赋予日本政府一些临时性的权力，即强制性权力和非强制性权力。前者主要包括，为建设医疗设施而临时征用土地或建筑，且不必获得土地或建筑所有者的允许；向指定机构征收或要求其保管口罩、防护服等必要的医疗物资，若有意隐瞒或拒绝将受到处罚等。后者主要包括，要求人们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前往人员密集场所、建议有关机构不要举行演唱会或体育活动；学校、美术馆、电影院等公共场所可以关闭或有限开放等。需要注意的是，普通民众即使在“紧急事态宣言”实施期间，依然有出门活动、前往人员密集场所的自由，而公共交通也将维持最低限度的运转，并不是完全停滞。因此，日本的“紧急事态宣言”不等于“封城”。不过，“紧急事态宣言”所起到的心理作用不容忽视，预计将能够提升日本民众对新馆肺炎疫情的重视、自觉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和配合政府抗击疫情，而这也正是日本能否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 （陈洋系媒体人、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周南
周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对英国民众发表极为罕见的电视演说，以二战精神勉励其国民，表示在面临封锁与自我隔离时，“如果大家能够保持决心，就能战胜新冠疫情”。此次演讲是女王在位68年来的第五次全国演讲。女王直接引用1940年代二战时期英国最著名的歌曲如此表示，“更好的日子将会回归。”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这次演讲，鼓励正在抗疫中的人民坚定必胜的信心。须知，英国首相约翰逊是全球首位宣布确诊感染的大国领导人，并且由于高烧已“预防性”入院。同时，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英国消费者信心创下逾45年最大跌幅，因经济停摆扩大以减缓新冠疫情蔓延，打击了家庭的财务希望。英国经济大面积停摆。因此，女王的演讲，对英国来说是一种“至暗时刻”的精神抚慰。 女王也强调，面对疫情要“加入全球其他国家的行列一起努力”。国际共同抗疫的表态越来越密集，也显示国际抗疫的协同性将会加强。IMF总裁近日表示，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的全球经济活动停滞使全球陷入衰退，此次衰退将比10年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得多。IMF正在与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呼吁，要求双边债权人暂停让最贫穷国家偿债至少一年，直到疫情消退。 上周四，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就欧洲在应对冠状病毒危机方面缺乏团结向意大利道歉，并且，欧盟将向受灾最严重的国家提供多达1000亿欧元的救助，帮助弥补工资损失和保住工作岗位，首先是意大利。 在过去几十年里，欧盟一体化进程一直是一个教科书般的地缘协同成功示范，主要表现在规则、经济、社会与移民等方面。此次面对疫情，给欧盟协同带来新挑战，其内部的共识正在重新集聚，越来越多的方面意识到，欧洲采取共同、有序、强有力且迅速的应对措施，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作者系特约评论员）
中信资本投资投研团队首次集体发声，万字长文深度解读新冠疫情下的投资机遇与风险，本文共分为三个篇章：资产管理行业篇、宏观资产配置篇以及资本市场投资篇。
冯煦明
（1）4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了一组货币政策操作组合，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对部分中小银行进行定向降准，二是下调金融机构在央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可以简称为“定向降准+间接降息”。 （2）政策组合的内容之一是定向降准。目的在于增强中小商业银行的放贷能力，从而使得中小商业银行更好地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和“三农”部门，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加强金融支持，帮中小企业和“三农”部门渡过难关。 此次定向降准主要针对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和仅在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中小银行植根于县域经济，一方面，在服务支持中小微企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不论是其服务对象还是中小银行自身，近期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都相对更大。针对这些中小商业银行定向降准1个百分点，能够释放长期资金4000亿元。 （3）政策组合的内容之二是下调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或者说“间接降息”。央行决定自4月7日起将金融机构在央行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从0.72%下调至0.35%，这一操作针对的对象是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存放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并不直接针对存贷款利率，因而是看作“间接降息”。 但是，考虑到超储利率在我国政策利率体系中发挥着“利率走廊”下限的作用，因而此次“间接降息”对于引导广谱利率下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也具有重要意义，政策意图很明确，政策力度也不小。超储利率降低之后，银行间市场利率跟随之下行，进而会部分地传导至债券市场利率和贷款利率的下降。 一言以蔽之，此次下调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之后，包括银行间市场利率、货币市场利率、债券市场利率和贷款利率在内的“广谱利率”均将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行。 （4）央行此次并没有直接下调存款基准利率。这是因为，当前受猪肉等食品价格上涨影响，通货膨胀率处于高位，而降低存款利率会让储蓄者利益受损，不利于民生。 （5）“定向降准+非对称降息”仍将是我国央行未来一段时期货币政策操作的主要方式。一是通过定向降准，加强对重点行业、中小微企业、三农部门的支持。特别对在疫情中受影响较大的地区和行业加大支持力度。二是在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引导信贷利率下行的同时，暂时不调低存款基准利率。 （6）目前虽然国内疫情形势已经基本稳定，但海外疫情仍在加速扩散。海外疫情扩散一方面增加了我国防止疫情输入的压力，另一方面会导致欧美经济二季度出现较为严重的负增长，而外需断崖式下滑也将给我国经济造成新的挑战。对今年第二季度出口外贸企业的困难和就业压力要有充分估计。 （7）当前，货币政策应当把握好消费领域“防通胀”和工业领域“防通缩”的结构性平衡；更加注重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来应对结构性冲击、化解结构性矛盾。 （8）预计央行在第二季度还会采取额外的政策手段，增强商业银行消化处置不良资产的能力以及新增信贷的能力。这是因为：首先，对于疫后经济恢复而言，商业银行仍将在“一揽子”政策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其次，很多企业和家庭的现金流和资产负债表在疫情期间遭受冲击，不久之后也会反映在商业银行存量信贷资产的质量上，导致不良率上升，对消化处置不良资产提出了更高的需求。 具体而言，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二季度还将有2个百分点左右的下降；此外，财政大概率将在二季度对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 （冯煦明系中国社科院财经院综合经济研究部副主任、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盘和林
周五（4月3日），央行决定对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和仅在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于4月15日和5月15日分两次实施到位，每次下调0.5个百分点，共释放长期资金约4000亿元。这是年内第三次降准。 此次定向降准选择了中小银行，这些银行的客户多是中小微企业，尤其是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等，旨在通过降准释放中小银行的长期资金，从而让他们有更多资金支持中小微企业，此次定向降准可释放长期资金约4000亿元，平均每家中小银行可获得长期资金约1亿元，有助于促进降低中小微、民营企业的贷款实际利率。此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在3日新闻发布会上表示，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1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等政策正在陆续下发，人民银行将通过再贷款再贴现工具，向中小银行提供低成本的资金支持，还将将会通过奖励性考核引导中小银行降低对中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相信，通过奖励性考核引导、再贷款再贴现工具、降准等一系列措施，只要政策落实有力，降准所释放的资金大部分流会向复工复产亟需资金支持的优质中小微企业，帮助他们度过资金难关。此次，降准对贷款利率没有直接影响，但银行上缴的存款准备金减少了，从货币供需关系来看，供给增加了，价格（利率）可能会出现下调，比如基准利率上浮减少等。 实际上，更为重要的一个意图是，为下一步引导LPR报价下调甚至降息做准备。LPR报价下调甚至降息都意味着银行的利差收缩，银行的盈利减少，动力减少。因此，在央行要求未来贷款利率明显下降的背景下，通过降准，实际上是降低中小银行的资金成本，从而在未下调存款利率的情况下，尽可能降低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压力。因此，近期为了引导贷款利率下行，不排除央行还会有全面降准的操作。当然，降息也是选项，降息的同时也很可能下调存款利率。降准或下调存款利率都有助于缓解商业银行净息差收窄压力，为银行降低贷款利率提供空间，进而促进LPR报价明显下行。综合来看，此次降准并未消除市场对全面降准及降息的市场预期，实际上在美联储降息背景下，我国全面降准和降息的空间已经被打开，央行只是在等待更合适的时间窗口而已。（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
4月2日晚，瑞幸咖啡曝出22亿元销售造假黑天鹅，随即股价出现大幅跳水。这到底怎么回事？涉及造假行为的COO刘剑又是什么人？瑞幸咖啡结局将如何？其线下门店是否会关闭？南财号为你解读。
施训鹏,姬强,张大永
全球新冠感染人数今日超越百万，其蔓延趋势仍然没有停止，给全球经济又增加了更大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国际原油市场又传来惊人的消息，布伦特原油期货六月份到期合约四月二日夜盘暴涨超过30%，之后价格虽然有所回落，但仍维持在30美元以上的位置。此次暴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在推特上所发信息密切相关。 特朗普星期四说，以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为首的主要石油生产国有望达成供应协议，从而结束这场石油价格战。在此前的周三，特朗普就表示他有信心帮助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在未来几天内达成减产协议。国际原油市场规模大、流动性强，所以国际原油价格能够较好地体现市场中的供求关系。那么，为什么特朗普的推特能够有如此影响力呢？首先，石油市场中特朗普因素是美国国际地位的一个体现，其在国际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使其能够实际的对国际原油市场产生影响。其次，页岩油的迅速发展使美国成为全球石油生产的重要力量，改变了全球能源版图，也颠覆了多年来形成的国际能源市场格局。美国在国际原油市场中的话语权更强，其政策导向也成为市场投资者判断未来走势的主要依据。此外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和体量也对国际油价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回顾近期油价的走势以及美国金融市场的动态，可以发现，美国股市的每一次动荡都与石油价格息息相关。三月份美股四次熔断的时间点与国际原油价格暴跌都一一对应。随着美联储推出的无限量化宽松的政策，其股市开始回暖，然而四月一日道琼斯指数又一次暴跌将近1000点。在这个时间点上特朗普在推特发声很显然意味深长。随着油价暴涨，石油公司如Chevron，ExxonMobil股价也获得了巨大收益，美国三大股指也迅速回升。 一些舆论背后是否有资本市场的推动不得而知。但是在美联储即将用尽其干预手段的时候，特朗普的推特可能是干预市场的一种有效的非常规技术手段，资本市场的因素不可忽视。 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与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网络舆情和网络信息传播成为引领市场交易的新的驱动力。其迅速的传播和实时性的影响必将会颠覆传统的市场机制。特朗普因素并非个人的随机行为，在投资决策中要充分考虑到其对市场情绪的影响。 （施训鹏系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姬强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张大永系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管理研究院教授）
程永林,徐其清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实体经济与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了重大外生冲击，也正在深刻影响广东省内的产业业态和经济结构。与疫情防控和治疗直接相关的生物医药产业，毫无疑问在应对重大挑战后，正迎来了战略发展机遇期。3月30日，马兴瑞省长在推动广东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专题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优化顶层设计、强化政策供给，把我省生物医药产业打造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支柱产业。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全球生物医药产业的软肋和结构性问题被暴露出来，这也使得全球对生物医药产业正在给予更多关注和投入、政策扶持与资金支持。国内各地方政府在疫后复产复工良好形势下，对于生物医药产业的相关扶持和促进措施也正在酝酿和陆续出台之中。那么，广东省作为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大省，该如何把握这一战略机遇，将生物医药产业打造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支柱产业呢？ 近年来，广东省现代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迅速。2016年，广东省生物医药产业实现产值超过3000亿人民币。2017年，广东省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增长11.6%。2018年，广东省生物医药企业超过1200家，产值超过3500亿元。目前广东省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速度和产业规模均处于全国前列，产业体系也日趋完善。广东拥有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中山大学医学院和附属医院、暨南大学医学院和附属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广州医科大学、广东药科大学等一大批科研基地，其中已建成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1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116个。广东省生物医药行业申请知识产权数量和权重较高，2018年，广东省生物医药产业专利申请量为49479件，约占全国的11%。 然而，应该清醒认识到，广东省在将生物医药产业打造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支柱产业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亟待破解的瓶颈约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仍需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产学研结合程度，广东省在医药制造业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方面，还需加大。其次，广东省生物医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亟待加强，目前化学药品和大部分生物药品主要为仿制品，并且重复生产现象较为严重。产品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是目前制约广东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和不足。最后，广东省生物医药企业规模总体偏小，从业人员数量、质量和结构，产品品种、产品竞争力和行业研发水平等指标，需要以国内先进省市和全球生物医药巨头缩小差距。生物医药产业本质上属于高技术产业，具有开发周期长、资金投入大、风险高等特点。广东省要大力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既要按照产业演化路径和市场发展规律推进其跳跃式发展，又需要政府加强政策扶持、理性引导和有效规制，防止省内各个地区和企业一哄而上、盲目竞争导致资源错配和浪费，从而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和企业科学发展、有序健康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为此，我们建议： 第一，广东省需要进一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医药卫生领域“放管服”改革，在扶持生物医药高技术企业方面需要加大投入促进产出，引导市场预期，加强宏观调控。例如广州市政府2020年第1号文《广州市加快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若干规定（修订）》中，提到了对自主研发及在广州市转化的生物医药产品分阶段给予资金扶持，并对于各类相关项目也会视情况给予不同程度的奖励及优惠补贴。为此，各级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在使用资金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医药产业关键技术和创新产品实现业化时需要制定好规则和严格的制度。针对生物医药产业的新兴发展方向，各级职能部门应多利用政策扶持这一信号，引导市场理性预期，多吸纳社会资金和企业参与生物医药行业的快速发展。 第二，结合疫情防控需要，加强生物安全关键技术研发，加快国际化高水平综合创新平台和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生物医药领域研究的投入力度。针对目前省内接近90%的化学药品和大部分生物药品为仿制品的产业发展现状，广东省应围绕生物医药产业的重点发展领域进行产业规划和技术攻关，尤其是加强对制约生物医药产业的关键共性技术瓶颈开展联合攻关，提升行业和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着力抓好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大力支持创新药前期开发研究和二次开发。这意味着广东省在十四五规划中，需要进一步提升对省内高校、医药科研机构、生物医药企业研发创新能力的经费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 第三，完善吸引高水平生物医药人才培养、引进、使用等配套机制建设，深化粤港澳生物医药产业合作，努力抢占全球生物医药产业制高点。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多渠道引入社会资本，建设高水平生物医药产业园区，打造广州、深圳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高地，完善生物医药产业研发、试验、应用、生产、反馈链条，引导和推动一批生物医药企业兼并重组，加快培育生物医药龙头骨干企业，形成一批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粤产生物医药品牌。大力扶持高新技术生物医药企业加强人才汇聚、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提升生物医药产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程永林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徐其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助理、国际商务英语学院助教。）
杨国栋
近期以来，随着中国国内疫情的缓解，外防输入逐渐成为中国下阶段防疫的重点。疫情防控期间，围绕着在华外国人的应急管理问题先试发生了如北京澳籍女子抗拒管理事件，4月1日又爆出青岛崂山区外籍人士插队惹出社会事端，使得涉外应急事件的管理问题尤其是法律适用问题浮上台面。 从法律角度而言，我国行政和刑事法律皆实行属地主义管辖原则，属地优先也是接受范围最广的法律管辖原则。这意味着，在相关法律法规并未以国籍为标准做出明文的区别性规定时，对于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任何人皆一体适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平公正对待也是一项行政法基本原则。遍览我国涉及应急管理的主要法律法规，无论是《突发事件应对法》还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皆未对在华外籍人士的行为规范方面做出专门规定或特别规定，只有《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对治安管理处罚种类的规定中有一涉外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的外国人，可以附加适用限期出境或者驱逐出境”。用于规制在华外籍人士相关事务的《出入境管理法》、《出入境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亦并未对在华外籍人士于各级政府实施应急管理时做出特别规定。 因此，对上述现行法律法规的考察足以表明：当中国各级政府对突发事件实施紧急管理时，境内的中国公民和外籍人士对相关法律法规皆一体适用，包括其在违反相关规定时所受到的制裁方面——对外籍人士可视情况与行为严重程度附加限期出境或驱逐出境。固然，由于语言沟通等问题，对在华外籍人士在进行应急管理时可以采取一定的灵活安排，但是，这种灵活安排应当限定在以下范围内：1.仅仅以解决语言沟通等问题为目标；2. 所采用的手段不应当超出解决沟通问题所必要的范围；3. 不应当经由程序上和实体上的特别安排产生对本国人士在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差别对待的效果。 （杨国栋系德国汉堡大学法学博士）
盘和林
中共中央政治局3月27日召开会议，会议强调，要加快释放国内市场需求，在防控措施到位前提下，要有序推动各类商场、市场复工复市，生活服务业正常经营。要扩大居民消费，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启动实体商店消费，保持线上新型消费热度不减。要加强国际经贸合作，加快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建设，保障国际货运畅通。 公共消费指的是政府或非盈利机构供公众消费的包括国防、教育、社保、公共卫生在内的服务或者商品。这里需要与财政支出做出区分，财政支出是为了给公众提供产品或服务而进行的支出，而公共消费是政府直接进行购买且消耗的产品或服务的支出。 公共消费的资金来源是社会基金，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财政收入和提供产品或服务的非盈利机构，因此公共消费事实上是政府购买性支出的重要部分，其的目的在于分配社会基金，促进消费公平，防止居民消费水平差距过大。不过公众消费品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很容易导致市场缺乏竞争，供给不足，是公共消费的重要缺陷。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虽然公共消费的目的在于刺激居民消费，但是其对消费的刺激和拉动作用其实有限。 同时，公共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在25%-28%之间，就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而言，比重偏低。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当前消费不足，另一方面表现在存在一定的消费不公平现象，比如医疗、住房、社保方面。此外，公共消费中政府自身消费增长过快，也导致了社会性消费不足，对内需拉动后劲不足。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公共消费的比重应当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制度基础之上，随着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技术的发展，公共消费比重的提高是必然趋势。但是考虑到目前的疫情影响，用以财政收入为支撑的公共消费来刺激经济，对于那些具有财政压力的地区而言是具有很大困难的，因此公共消费的增长还是应该量力而行，渐次展开。 需要指出的是与消费券相同的是，虽然公共消费可以直接快速有效的促进消费，但是就长期发展而言，若想持续拉动消费，根本上仍在于调整劳资关系，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且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调整经济发展动力。内在的逻辑在于，公共消费与居民消费的此消彼长，互相替代的关系。 一般而言，当公共消费不足时，一方面会导致居民消费风险增加，居民消费的不确定增加便会增加个人储蓄，进而增加社会总储蓄，促进社会投资。另一方面，会“挤入”其他方面的消费，导致居民总消费水平降低，反之当公共消费充足时，会“挤出”部分资金，用于其他消费，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 事实上，除了以上提到的财政收支的压力外，影响公共消费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进行公共消费投资的意愿。过去在地方性财政激励和竞争下，生产性投资为政府部门热忱，如今在经济动能转换、疫情影响的情况下，如何引导并激励政府调整生产性投资和消费投资结构，引导经济动能转换，是事关长远的谋划。 因此，公共消费是一个事关效率和公平、生产和消费的概念和行为，就短期而言，实现基本消费的“公平”是最紧迫的任务，就长期而言，提高公共消费比例是基本趋势，扩大居民个人消费是中间手段，促进经济动能转换，经济恢复是最终目标。（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
马汉智
三月底，伊朗的新冠肺炎日确诊病例又升到了两千多，原本十多天的下降疫情拐点再次落空。伊朗本是新冠肺炎疫情较严重的国家，疫情防控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到整个中东地区公共卫生系统安全，也关系到全球疫情防控的最终胜利。疫情发生后，伊朗政府得到了中国政府鼎力相助，但要取得疫情防控完全胜利依然任重道远。另一个方面看来，伊朗虽然确诊病例人数爬升，但是病死率却在下降，粗病死率已经落到了6%的区间。伊朗准确的感染率目前未可知，但是数据上的一升一降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伊朗防疫加强重症治疗的作用，有国际公共卫生学者因此认为伊朗希望发挥国家规模大，年轻人口多的优势，不做声的运用群体免疫力策略。不管怎么说，伊朗目前的措施可能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典范的防疫措施，未来发展中大国更可能走上伊朗防疫的方式，非常值得关注。一、形势依然严峻、防控终现曙光 伊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持续攀升。2月19日，伊朗政府首次确认国内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名患者来自什叶派宗教中心库姆，均在死亡后确诊。随后几天，疫情在以库姆为中心的多个省份爆发。截止3月30日，伊朗累计确诊病例41495例，死亡2757例，累计治愈13911例，现有重症病例3511例，死亡率达6.64%。 伊朗疫情防控现曙光。2月底，伊朗政府已经采取多项措施阻止疫情进一步扩散，例如关闭学校、取消艺术文化活动，此外还在全国范围内指定了至少230家定点医院来治疗新冠肺炎患者。3月3日，伊朗全国范围内的“防疫战”正式打响，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令，要求军队协助政府卫生部门防控新冠肺炎传播，伊朗整体进入备战状态。3月5日，伊朗启动了国家动员计划。根据该计划，疑似感染者将到医疗机构接受检测，检测结果为阳性的病例将被居家隔离，并收到药物和使用说明。3月26日，伊朗新冠肺炎疫情管理全国委员会宣布，到4月3日伊朗新年假期结束之前，该国将实施“社交疏远计划”，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链条。3月24日，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新冠肺炎住院患者和死亡人数正在减少，证明政府采取的措施取得重要成效。3月29日，伊朗卫生部副部长哈利其表示，在伊朗31个省份中，有13个省份疫情情况有所好转。 二、内外多重因素导致伊朗成为重灾区 长期制裁导致伊朗检测能力等不足。美国的长期制裁不仅严重限制了伊朗购买西方国家生产的医疗器械和药品，还限制了疫情当下急需防控物资的进口，如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等，影响伊朗对病患的检测、治疗和防护工作。美方自退出伊核协定以来，恢复了对伊朗的制裁，尤其是掐断了伊朗海上出口石油的通道。伊朗的经济主要依靠石油经济，因此经济发展受到重创。加上美方在其他领域也对伊朗进行了制裁，如禁止一些民用物资和军用物资进入伊朗，特别是医药方面，此前美伊关系正常的时候，每年伊朗要从美方进口8亿美元的药品，但是因为制裁，这个数目降为2000万美元，导致伊朗国内的药物价格飞涨。不少国际机构和企业曾准备向伊朗提供资金及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但由于美国的制裁以及反洗钱监督机构对伊朗实施的新制裁，使伊朗无法正常与这些机构进行资金往来。 宗教因素增加防控难度。伊朗宣布确诊第一例新冠病毒病例后，伊朗政府下令关闭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库姆的圣坛和清真寺，但该市的神职人员抵制了数天。甚至在伊朗当局取消了原定于3月初举行的为期三天的宗教节日后，库姆居民仍然拒绝遵守省长安全委员会关闭圣坛的命令。一些宗教强硬派人士反对在库姆进行全面消毒，他们认为库姆的圣寺原本就是“治愈之地”。直到3月17日，库姆多所圣寺最终被暂时关闭。 防控意识淡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80％的德黑兰居民对新冠肺炎有所了解，68％的人认为不会感染这种疾病。同时数据显示，30％的人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所以，伊朗国家电视台主持人曾在电视直播节目中突然跪下，恳请大家尽量待在家里，以防止新冠病毒进一步传播。另外，伊朗人的文化传统不太接受长期呆在家里不去，让他们放弃聚会、去咖啡馆、水烟馆等地方，是很难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防控难度。 三、中国经验助力伊朗疫情防控 伊朗积极借鉴中国“四早”经验，启动国家动员计划。根据该计划，30万个疫情排查小组从疫情严重的地区开始，根据民众的个人信息进行逐一问询，疑似感染者将到医疗机构接受检测，检测结果为阳性的病例将被居家隔离，并收到药物和使用说明。该计划旨在尽早发现疑似患者，并进行隔离治疗，缓解医院的接诊压力。截止3月29日，伊朗国家动员计划已经完成超过6000万民众的疫情排查工作。 建设方舱医院，提高收治能力。为应对确诊病例持续增长，加大对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的收治能力，在中国专家建议下，伊朗政府也开始了方舱医院的建设工作。疫情严重的多个省份宣布征用展览中心、停工工厂等场地建设临时“方舱医院”。方舱医院的建立极大地缓解了伊朗收治能力不足的矛盾。3月26日，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由于国家的良好规划，伊在全国范围内准备了大量病床；目前武装部队准备的4000张病床、各地医院准备的1.3万张病床尚未被使用；与此同时，伊已经培训了10000名新护士，以减轻一线护士的工作压力。 中国援助帮助伊朗提升检测能力。2月29日，我国红十字会志愿专家团队刚抵达伊朗时，伊朗可做核酸检测的实验室只有3家，每日检测能力为200次左右。到3月13日，能做检测的网络实验室已达到30家，每日检测能力已达约6000次。虽然伊朗自身的实验室基础水平较好，但不具备自己生产核酸试剂盒的能力，中国援助的6-7万人份试剂盒与专家团队帮助其迅速提升了检测能力。3月30日，伊朗国防部宣布其研发的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实现量产，产能将达到每周8万份以上。据介绍，该试剂盒检测所需时间为3小时。检测能力的提升有助于进一步查明伊朗的实际感染人数，做好筛查、隔离与治疗工作。 四、完全胜利依然任重道远 伊朗抗疫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医疗资源的严重不足。由于设备短缺，已经有很多医护人员感染。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伊朗将面对医护人员大量短缺的局面。目前伊朗医生建议大部分症状不严重者回家隔离，但没有能力对这些人全部进行核酸检测，因此很多人未能计入确诊数字。所以国际公共卫生学者认为伊朗是主动推动群体免疫力的建立，也并非没有道理。 但是对伊朗防疫而言，目前的关键其实是防范院感加重。中国援伊专家团队通过拜访伊朗卫生部、多家医疗机构、研究院和社区医院，发现医护人员的防护装备较为薄弱，在防护服和高等级口罩方面有较大缺口。另外，由于检测能力有限，伊朗主要根据是否有呼吸困难、发热咳嗽等症状判断是否可以出院，而不做核酸检测，这在一定程度上埋下隐患。 美国制裁加重，伊朗经济深陷危机。由于国际石油价格连续暴跌，伊朗的外汇收入已经大幅减少，再加上美国不断强化对伊朗出口石油的封锁，令伊朗经济雪上加霜。由于美国的经济制裁，伊朗当前的原油出口只有峰值时的十分之一。Kpler的数据显示，伊朗今年2月的石油出口已经降至24.8万桶/日，比1月的25.4万桶/日还要低。而在2018年5月美方恢复制裁前，伊朗原油出口一度高达250万桶/日。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由于受到美国更严厉制裁的影响，伊朗经济2019/2020年度经济预计将收缩9.5%，高于此前预计的6%。严峻的经济形势为伊朗的疫情防控埋上阴影。 防控经验匮乏。中国驻伊朗前大使华黎明表示，伊朗在历史上极少经历大规模疫情，该国的传染病报告、监测和跟踪系统并不健全，没有成熟的应对方法和经验。所以，尽管伊朗的医疗水平在中东地区整体上还不错，但应对如此突如其来的大规模传染病仍旧压力重重。 （马汉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林鸿潮
今天下午国家卫健委宣布，对新冠状病毒无症状感染者案例，要求24小时内完成个案调查和密切接触者登记，通过系统上报。严格隔离管理，集中隔离14天后两次核酸检测阴性解除隔离，如阳性要继续隔离和观察。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者也要隔离14天。同时4月1日起，每日疫情公报将公布无症状感染者情况。同时卫健委对目前的无症状感染群体的研究情况也作出了说明。 这次新闻发布会是一次非常关键的风险信息发布，对无症状感染者的情况发布，是非常典型的这个风险信息沟通的问题。无症状感染者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风险问题，就在于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其潜在危害性非常大。无症状感染的不确定性我们都很清楚。但是，具体这个群体有多大规模？其次，无症状感染到底会不会传染，且传染性有多强？再次，前期的潜在的无症状感染者，本身受控程度如何？这些问题答案并不明确的，但这些恰恰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如果我们目前的答案是情况比较严峻，随之而来影响又会非常的大，所以这首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风险问题。 从目前舆论情况看，无症状感染已经成为一个焦点问题，包括总理亲自讲了这个问题。接下来这段时间无症状感染者信息风险沟通，确实会成为一个比较考验政府的沟通能力的问题。我以为解决这个问题，要坚持这么几个原则，第一，风险沟通必须要及时。虽然我们现在很多东西还不确定啊，但是已经知道多少，就要先说多少，这里有一个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过程。同时肯定要抓紧去进一步搞清楚目前尚不清楚的情况。特别是要通过抽样的调查，要在不同的区域的进行抽样，武汉肯定是要进行抽样调查，武汉的周边地区也要展开抽样，还有其他的省份也要进行抽样调查。 只有对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区域进行抽样研究之后，然后才能进行评估无症状感染群体的规模，以及具体的受控的程度，也才能进一步去搞清楚无症状感染者的传染性到底如何。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各种研究结果有不一致的。无症状感染者可能有传染性，而且传染能力还不弱，但是到底传染能力有多强，目前并不确定。无症状的感染者占比例有多少？无症状感染者有一定比例是要转向发病的，那么他在转向发病的的过程当中，开始有了一些发病症状的时候，才能比较明显的传染能力？还是一开始就能传染？目前给出的信息还是不够明确的，其实也是很关键的信息。 这类问题比较复杂，同时公众所关心的东西，可能要追问的东西，又会非常的多。除了及时沟通之外，还需要做好风险沟通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要尽可能的比较详尽把已知的信息公布出来，信息沟通尽量能够比较详尽。尽可能的把前面提到问题，特别是这些细节性的问题一一说明。当然科学问题必然有一定复杂性，日常的风险问题，我们有时候向老百姓发布的时候，也可能不会想到讲那么多。但是越是社会焦虑的问题，当局越是需要交待一些细节。从而让大家能够根据这些信息，去做一个理性的判断。 第三，要及时地更新信息。目前无症状感染者的情况并不确定，我们不能排除一定的可能，即无症状感染者可能造成疫情的反弹。即使没有反弹，我们对无症状感染群体的研究，具体抽样评估肯定是不断推进的，所以肯定要及时的更新最新的发现。通过政府渠道发布信息也好，或者通过专家的研究解读也好，要及时完成信息时更新。假设我们发现无症感染群体规模很大，也确实有一定的传染性，但是传染性怎么发生，具体环节也还不明确。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需要调整防控策略了。目前严防死守的策略，这样一个新的感染规模下还能继续，就需要全面评估。根据评估的结果，所有的防疫策略就要随之调整。 如此又涉及到防疫政策的方向性的调整，又要说服公众，这又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其实更难，可能还必须要及时的做一些铺垫，需要让大家提高无症状感染者群体的规模，以及感染病例发生的容忍度。及时引导公众的心理的容忍度调整。这是风险沟通的重要的工作。 （林鸿潮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应急法研究中心主任）
徐奇渊
3月31日，新发布的中国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2.0，在上月大幅下降基数上环比回升，比上月回升了16.3。对于这一数据的变化，有很多观察者表示不解，认为3月外部环境大幅恶化的情况下，PMI指数难以出现这么大幅度的反弹。 对此，统计局官方已经给出了明确解释：“3月份采购经理指数回升至临界点以上是2月份大幅下降后的反弹，更多反映的是一半以上的调查企业复工复产情况比上月有所改善，并不能代表我国经济运行已恢复正常水平。” 统计局的解释有个背景，PMI指数是环比指数，在此基础上50以下表示较上月环比收缩，如果50以上表示较上月环比扩张。不过，还是有很多观察者对这一数据变化表示不理解。下面笔者尝试给出一个更加直观的解释： 下图是PMI原始指数，未结处理。可以看到，2020年2月，PMI指数为35.7，低于2008年11月的上次历史谷低。 但是正如之前所说，PMI原始数据是环比口径，3月是与2月相比的情况。下面将其做同比化处理（图中的同比增速仅供参考，根据不同的参数选择，同比增速有不同的结果，但是图形的波动形状、收缩和扩张情况将保持不变）。 下图是PMI指数经过同比化处理之后的结果。 可以看到，虽然环比角度（原始指数）已经从35.7大幅反弹到52。但是同比化处理后的PMI指数，在3月仍然达到了-4.9%，较2月-5.4%的降幅略有缓和，但是仍没有看到明显的反弹。这正是环比、同比两者之间的反差。而且在疫情爆发和后期复工的特殊情况下，这种反差达到了多年以少见的水平，所以有一些观察者的直觉似乎受到了挑战。 实际上，从上图来看，目前的PMI指数的环比大幅上涨，仅反映了同比恶化情况的轻微改善。看完这两个图，我们再来回顾统计局的评价，就可以更好的理解了：“3月份采购经理指数回升至临界点以上是2月份大幅下降后的反弹，更多反映的是一半以上的调查企业复工复产情况比上月有所改善，并不能代表我国经济运行已恢复正常水平。”（徐奇渊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首次提出“发行特别国债”。这是继1998年、2007年之后，我国第三次发行特别国债。那么，特别国债是什么？对市场影响有多大？机构专家怎么看？南财号为你解读。
央广网北京3月29日消息（记者蒋勇 刘柏煊）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道，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以及发行特别国债。专家分析：时隔十三年，中央重启特别国债发行，能够有效缓解疫情对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时隔十三年 中央重启发行特别国债1998年、2007年，我国曾两次发行特别国债。第一次是1998年向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长期特别国债，所筹集的资金全都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第二次是2007年发行1.55万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购买约2000亿美元外汇，作为即将成立的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资本金。2020年，我国特别国债将迎来历史上第三次发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主任刘怡认为，本次重启特别国债发行，主要意图是缓解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财政收支压力。刘怡表示：“之所以会提出发行特别国债，主要是疫情对各地的财政都形成了较大的压力，财政缺口是加大的，经济的恢复也需要加大财政的投入。在刺激经济政策方面，我们能够考虑的手段除了减税、增加支出以外，债务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从收入下降、支出压力扩大的角度思考，我们可能要启用特别国债。”在我国，一般国债的筹集资金主要用于弥补财政赤字，补充国家财政资金；而特别国债资金则专门服务于特定政策，支持特定项目需要。从预算管理来看，特别国债仍属于政府债务。特别国债纳入中央财政国债余额管理，在发行时调整国债余额，但纳入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不列入财政赤字。从历史上的刺激政策来看，特别国债产生的促进经济稳定的效益明显，而政策副作用也较少。本次特别国债有望补充财政收支缺口、撬动消费杠杆目前，关于本次特别国债的具体金额、期限和用途等细则还没有出台。不过，很多业内人士已经开始对资金的用途进行预测。刘怡指出，这次特别国债很可能主要用于提振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和领域。刘怡表示：“近期可能会用于防疫物资、医疗机构所需设备的采购，药品研发以及患者的救治；长期来看，应该会用于加大对交通、运输、教育、医疗、卫生等受到疫情影响较大行业的恢复，以刺激需求、稳就业、稳增长为目的的支出，从而更好地缓解疫情对经济带来的影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建议，本次发行的特别国债应该优先用于公共消费或公共服务领域，以此来带动个人消费的回暖。刘尚希表示：“在投资和消费顺序上，我觉得现在公共消费比公共投资更加重要。因为有很多研究表明，公共投资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而公共消费有带动效应。通过公共消费可以带动居民的私人消费，对抑制当前消费下行的态势有积极作用。”此外，刘尚希还认为，本次发行的特别国债一部分资金可以重点用于提升失业人员的劳动技能。刘尚希表示：“因为相当一部分人处于待业、失业的情况。对这些人员进行培训，让大家充电，提高劳动技能；等到疫情结束后，就会有高素质的劳动大军可以为经济的恢复、发展打下更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