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军
千呼万唤，国企改革最重磅的文件《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即将面世。 各方正在猜测文件内容，也会在文件出台之日第一时间学习贯彻。作为长期跟踪研究国企改革的业内人士，在此做一个跳出文件细节的趋势性解读。 第一，理解不理解，都要见行动。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新一轮国企改革，至今已经过去快7年了。期间出台了“1+N”系列指导性和规范性文件。鼓励“改”，推动“试”，也允许“看”。不论对前期改革试点的评价如何，作为一项事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重点改革，不能再没有约束地拉长周期了。这是“行动方案”，不是“指导意见”，有时间表和任务图，到时间就要检验成果，要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那么，在已经过去的7年间，那些曾经等一等、看一看的心理和表现，都该彻底扔掉了。 第二，“序曲”已过，该上“华章”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国企改革依次推出了“四项改革”“十项改革”“双百行动”“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等，层层递进、渐次加码。正如一部交响乐，该有的章节都已经演奏完毕，下来就是雄浑的高潮部分了。改革“工具箱”里，该给的政策已经七七八八了，难道就没有一件适合本企业吗？不要指望后面还有更适合自己的，甚至是给自己量身定做的改革“工具”。应积极地参与“大合唱”，在唱的过程中迅速找准自己的声部和站位。 第三，莫辜负国企改革最好的环境条件。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国企的价值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对国企的信心和信任指数空前提升。熟悉国企改革历程的同志知道，国企改革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舆论环境阶段。近几年西方势力对中国发展的高强度打压，让国企的中国经济“顶梁柱”“压舱石”地位作用得以充分彰显。多年来改革发展所积累的企业规模、市场、资金、技术、人才等，都为这一次“行动方案”备足了“粮草”。三年以后，我们没有理由不交出最好的改革答卷。 综上所述，国企改革的大势已经确立，天时地利人和，理应顺势而为，乘势而上。 （作者系广东省国有资本研究会会长）
郑联盛
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造成了冲击，在科学防控、精准防控基础上，国内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复工复产正稳步推进。相对其他经济体，我国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平衡上取得积极进展，其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回顾过去数月，新冠疫情的应对政策整体是合理有效的。财政政策发挥公共危机应对和公共服务功能，在危机防控和复工复产中发挥了基础性的支持功能。货币政策采用降低存款准备率、引导市场利率下行、实施具有针对性结构性政策，为新冠疫情防控、金融市场稳定、融资成本下行和经济恢复重建提供了重要支撑。 近日，资深学者余初心在“正确认识应对非常事件的货币政策”一文中强调要正确认识特殊政策的阶段性特征，特殊政策不可能长期持续存在，需要对刺激政策做提前调整的安排，考虑“适时退出”，并提示市场可能存在投机状况，需要做好风险管理。该文对新冠疫情危机应对的政策安排及其边界做了具有针对性的分析，指出阶段性特殊政策的效用、副作用以及局限性，是具有合理性的。同时，对于市场风险的警示是一种良好的市场沟通，对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及风险管理都是有益的预期引导。 考虑政策副作用并做“适时退出”的政策思考是有建设性的，需要从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的现实需要来把握。 目前经济面临的主要情况包括：一是新冠疫情仍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国内进入了疫情防控常态化。 二是经济复苏亟待政策支持。此前政策应对更多是一种纾困机制，当政策目标从疫情防控向经济恢复倾斜时，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功能可能更为重要，财政政策可能需要更积极，货币政策需创造相对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 三是金融稳定亟待政策保障。疫情之后，主要经济体都进行了重大的政策应对，美联储迅速将利率降低至零并出台规模巨大的量化宽松政策，使得疫情冲击下的金融风险暂时得以缓释。但是，如果疫情继续扩散，经济衰退深化，金融资产价格下跌可能趋势性的，金融市场稳定将成为显现问题。政策留有余量、保持弹性、打击投机等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安排，”等等看“比较稳妥。更重要的是，宏观经济政策需要考虑非常时期的政策统筹，尤其是需要优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非常”配合。假定经济衰退更为严重，财政政策将因收支双重挤压面临巨大收支缺口，债务融资将可能是必然的政策选择。而较大规模的债务融资可能会显著冲击市场流动性以及市场利率，这就需要货币政策作出针对性的匹配之策。熟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关系的人，绝大多数对公共债务货币化持审慎甚至反对意见，但是，面对“非常”疫情的冲击，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可能需要“非常”之策。货币政策并不必然要为公共债务货币化提供便利，但要为疫情演进、经济增长、财政赤字等的不确定性及其潜在的金融市场冲击做好政策安排，更好地统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郑联盛，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施训鹏
据南方能源观察报道，6月中旬，深圳市人民政府同意在深圳前海联合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加挂“深圳天然气交易中心”牌子。至此，筹备多年的深圳天然气交易中心，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浮出水面，有望成为全国第三个天然气交易中心。 不过，深圳天然气交易中心的成立，目前对于天然气行业改革乃至形成天然气中国价格的作用有限。上海、重庆已建立两个天然气交易中心，并运行多年。当前深圳天然气交易中心交易的天然气品种，完全可以在这两个交易中心买卖。 天然气价格发现的综合体通常被称为交易枢纽。交易枢纽主要包括以交易中心为主要形式的交易平台、现货和期货交易产品和天然气产权物理交换的交割地。通俗地说，交割地是商品的集散地，而交易中心是电商平台。一个交易枢纽上交易的产品，必须要有一个指定的交割地，但这些产品可以在多个平台交易。比较典型的交易枢纽是美国“亨利枢纽”这样的在多条管道物理汇聚点交割的实体枢纽，和英国国家平衡点这样的天然气在一定范围管网内交割的虚拟枢纽。 相较于天然气交易中心，天然气交割地更为重要，也更难以设立。我国天然气市场目前还没有得到市场认可的交割地。现有交易中心上交易的产品，由于交割区域太大，管网相对不发达，限制了天然气交割，不利于价格信号发挥作用。 所以，申请设立设立深圳交易中心，其深远意义体现在促进广东本地形成天然气交易枢纽。相比其他交易中心，深圳交易中心更有动力在广东本地设立交割地，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天然气现货和期货产品。 此外，深圳天然气交易中心的成立，如果意味着广东在天然气市场改革方面发力，那则前景更为可期。 广东具备形成虚拟交易枢纽的硬件条件。一是广东省天然气消费量大，来源多，具备发现市场价格必备的气-气竞争的物理基础。广东省气源包括LNG、海上气田、西气东输等多种形式。2019年，天然气设施供应能力达到约470亿立方米/年，消费量达到251亿立方米。2018年，仅大湾区天然气消费量就是浙江省的1.36倍，超过绝大部分省级行政单位，亦超过比利时等发达国家。 二是广东省天然气管网基础设施相对较好。到2020年，将形成以大湾区为中心，联通21个地级市的天然气输送网络，形成全省“一张网”的格局。 当然，如果要将前景转化为现实，深圳天然气交易中心还需要广东省乃至国家有关部门的配合。天然气枢纽要具备价格发现功能，除了物理交割地这个必要条件外，还需要有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包括但不限于竞争开放的上游、独立的管输系统，和互联互通、公平准入的的基础设施。这需要省以及国家层面的通盘考虑。在划定交割地方面，可能涉及到管网独立运行、不同所有制管网的互联互通，管输计费，打破固定价格合同等难题。由于国内没有先例，还需要广东下定决心，先行先试。 （施训鹏系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澳大利亚能源转型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
长期以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分工格局是：财政政策主要管结构，货币主要管总量。疫情之下，这一情况正在改变。央行在6月1号发布《关于加大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力度的通知》，明确说要按照季度购买符合条件新发放的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的40%，期限不少于6个月。这跟美国主街计划非常类似，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实际上，自2014年以来我国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就快速发展，到现在已形成了一个由多种多样工具组合而成的体系。与之对应的是，近年来财政政策也有明显的总量特征。一是支出工具，自2008年以来，财政支出的增速大部分年份远高于GDP增速，增加的态势很明显。二是债务方面，一是中央政府的赤字率一路走高，地方政府债务花样翻新，速度和总量都非常惊人。以专项债为例 ，2015年引入时，当年只发行了1000亿，但到2020年已经是3.75万亿了。三是收入方面。2015年以后，基本上每年是1万亿左右的规模减税降费，2019年是2.36万亿，今年是2.5万亿。这些都大大抬升了整个社会的总需求水平。今年“积极财政政策三支箭”——提高赤字率、增加地方债、发行抗疫特别国债——也有同样的总量特征，共同目标都是提升总需求水平。疫情冲击之下，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明确担负了一定的总量调节的新使命。如何才能更好地履行好这个新的使命？换个说法，积极财政政策怎样才能更加“有为”？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调整认识，认清新时期财政政策正在显性化和强化的总量调节的新使命。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近些年围绕着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学界屡屡发生激烈论争，说明大家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说明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愿望和现实还存在相当的差距。当前，积极财政政策通过“三支箭”把总量推上去了，但这只是第一步。第二，在使用过程当中要金融化、市场化，放大财政资金的杠杆效率。第三，要创新财政政策工具。财政要履行总量调节的功能，就必须要有相应的工具和抓手。地方融资平台、PPP、政策性金融、SPV、财政担保、财政贴息、特殊转移支付等，都是可以大力使用的政策性工具，当然需要克服一些固有的问题。第四，除了加强对地方债的行政控制与管理，还要强化其市场约束。这些年，围绕地方债务管理，从行政层面出台了很多办法，能用的手段都用上了。但债务作为一个介于财政和金融之间、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交叉物种，还要有实实在在来自于市场本身的约束，目前这一点远远不够。第五，要增强地方债的市场功能，要有一个活跃的地方债二级交易市场，长期、中期、短期债券都可灵活交易，这样不仅可以满足投资者的需求，而且也能满足财政资金灵活周转的需要。第六，要切实加快各级政府的年度财务报告、资产负债表等技术性工作，为国债、地方债的投资交易创造更好的条件。第七，要深化改革，尤其是那些厘清政府间财政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相关改革，这样才能防止一些问题（如隐性债）的反复出现。（6月21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如何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更为有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冯俏彬出席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本文为演讲实录。）
当前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这一点确实已经做到了。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根据中国2020年预算安排，广义的赤字率已经达到了11%，可能按照世界银行专家的口径，我们的赤字率水平跟国际上相比也不算低了。当然，按我们国家的口径，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是3.6%，还加了一个“以上”，也就是有点弹性，应该说财政要更加积极，实际上就是有更大的力度来对冲疫情带来的影响，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体现在“实”与“虚”两个方面 财政政策力度大了，更加积极了，如何才能做到更加有效？这个“有效”可以从两个方面谈，或者从两个方面理解：一个方面，从实体方面理解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这就涉及到经济学上讲的乘数效应。因为财政花钱要么变成消费，要么变成投资、形成资本。无论是变成消费还是变成投资，都会产生一个乘数效应。乘数效应越大，说明这个效果就越好；乘数效应越低，这个效果可能就越差。一些比较研究发现，当前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是下降的，而且下降得很厉害，至少跟2008年是没法相提并论的。再看消费所带来的乘数效应。地方发放消费券还是有一点作用，但是这种所谓的乘数效应是短暂的。初步统计，各地加总大概是200多亿的消费券，乘数大概是6-7倍，也就是1200-1400亿的规模。显然在需求受到疫情严重冲击以后，利用消费券撬动一下，还是有一点积极作用。但是从5月份的数据来看，社会零售指标其实还是不太理想。消费需求依然是比较乏力。这说明，要从实体角度分析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包括投资的乘数效应、消费的乘数效应，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当前部分财政政策是阶段性的，有的到2020年年底，有的到明年，但是最长也就是到明年。减税降费也会产生一定的乘数效应，但是其边际效果也是在递减的。2019年减2万多亿，但是2万多亿带动GDP的增长，去年算出来的官方数据就是0.8个百分点，并不是太理想。所以，现在从实体方面看，积极的财政政策产生的乘数效应在过去的那种条件下是比较大，在当下高度不确定的条件下，实际上是变小了。为什么变小了？是条件发生了变化，这要从虚拟方面分析。从虚拟的角度分析，就是更多地从心理、市场信心以及预期、行为模式的角度，来分析财政政策的效果。这些方面的分析和实体方面的分析并不矛盾，相反，两者是相互支撑的。在高度不确定的这种环境下，市场主体的行为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对未来的预期、对市场的预期其实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例如，宏观数据显示储蓄反而增加了，消费需求相对处于收缩的状态。为什么储蓄增加了？就是预防性动机增强了。联系到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的大环境，现在跟过去是不一样的。相对而言，现在大环境是高度不确定的。当前全球，包括国际、国内都面对高度不确定的状态。高度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可能也是一个常态，不是短期的。因为国际关系在变化，地缘政治、微妙的周边关系等等，加上国内各种因素影响，明显使这种不确定性实际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表现出预防性的动机增强，即减少当前的消费、增加储蓄。对投资者来说，可能也会表现出一种观望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依然是不太理想的。所以虽然我们基建投资5月份表现比较出色，但是工业投资依然没有力度，甚至可以说是萎靡的。于是稳预期或者改善预期，就很有必要。从这点来看，其实还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所以从“实”和“虚”两方面来分析，实体乘数效果在下降，政策刺激的效果在下降。另外，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使行为模式发生改变，要关注国企、民企、消费者、居民的行为模式变化。还有地方政府的行为倾向也发生了变化。刚才谈到，分给地方的专项债指标一些地方政府不要，而过去是多多益善，明显跟以前的情形不一样了。在当前情况下，财政政策的力度也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大，远不是2008年时的4万亿那个规模了。但是我们没有用这么一个概念去表述，而是在分散在各项数据里头，用分散的指标来分别去表达，可能担心数据搞得太大了，会不会有大水漫灌的嫌疑。我们的政策从整体上数字上应该说力度已经很大了，但是在表述上、在实施上好像有点化整为零，分别来表述和实施。其实，这种顾忌反而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政策的规模效应被弱化了。我在疫情早期时候就提出政策要整合形成一定的规模，有规模效应才能有效地引导预期，如果政策今天一个、明天一个，加起来政策不少，数字不小，但这样一来，市场对政府的行为、力度、打算就难以有明确的预期。所以，加强政府和市场的有效沟通，其实是有必要形成一揽子的规模政策的。总理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我认为在当前这种条件下，没有必要过多去考虑4万亿心理阴影的问题，还是应当更多地强调一揽子的规模政策效应，这样对引导预期是有帮助的。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考虑到经济运行的大环境已经变了，中国的财政政策更多要从虚拟方面做文章，即怎样增强市场信心，不仅稳定预期，同时也改善预期，使各主体的行为模式变得更加积极，更加具有创新性，而不是形成预防性的行为模式。只有这样，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才能真正扩大，要不然，乘数效应反而可能更小。实体方面和虚拟方面是互为条件的，否则即使实体方面力度很大，若市场主体信心不足、行为保守，其政策效果可能也不理想。财政政策的体制基础制约其有效性还有一个看法是关于财政政策的实施基础。任何政策不能脱离体制基础去讨论，也就是说任何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依赖于一定的体制基础。如果体制基础比较完善的话，政策效果就会比较好，否则，政策的实施效果可能就要大打折扣。从当前的体制基础来看，其实有很多方面需要进一步去完善。主要就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这是财政政策的体制基础。一方面，我们有2万亿以特殊转移支付机制直达市县、惠企利民，但是现在缺一个辖区的财政责任。这种一竿子插到底的方式不是今天才采取的，其实以前就有，十几年前以前财政部还有一个乡镇财政处，管到乡镇层面。2005年的时候很多市县发不出工资，非常困难，搞了“三奖一补”，实际上也是一竿子插到底。现在很显然是吸取了以前的经验做法，还是直达市县、一竿子插到底。省里实际上没有更多的自主权。在这里，可能是担心省里会截留，所以直达市县，中央直接分配，不用省里再去分配资金。但是这样做，省里可能一个是观望的态度，另外，省里该给市县的财力是不是都照样给“足”呢？这个时候信息是不对称的，省里应该下沉多少财力是不清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央尽管2万亿已经直接分配下去，但省里应该怎么做，表面上知道，实际上是不太清楚的。加强监管也无法解决信息不对称这个问题，若强监管，则会带来其他的严重负面作用。这种下沉财力的做法能解决眼前的一些短期问题，比如市县财政受疫情冲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能缓解，但是考虑这种体制基础，会有一些其他的影响。因为省里可能该下的不下那么多，本来要下百分之百，中央力度这么大，省一级可能就下80%，甚至50%。甚至还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这边往下沉，那边往上收。这种情况会不会存在？我认为是可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因为从以往的经验和行为模式来看，并不是完全可以排除的。即使派督查组、检查组下去检查，有的未必能搞得明白，因为这个专业性很强，非常复杂，你说应该下沉多少财力实际上也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这就是体制基础的一个影响。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地方有一种辖区财政责任，这种辖区财政责任就是以省对省域范围内的财政有一个辖区责任，市同样也应该在市域范围内财政有责任，在横向和纵向都应该有辖区的责任。这种辖区责任，打一个通俗的比喻就像是俄罗斯套娃一样，必须是一级套一级，有了这种辖区责任以后，就会去考虑在辖区范围之内纵向、横向的财政平衡问题，这样就形成了财政责任的顺序。县域范围内的事情首先县负第一责任，到了市域范围第一责任应该是市，省域范围内的第一责任毫无疑问应当是省。这样形成责任顺序之后，就可以自动运行、解决问题。问题超出了县一级财政能力、超出市一级财政能力，超出省一级财政能力的时候，责任就一级级向上传递。超出省里中央负责，超出市里省里负责，超出县里市里负责。若没有形成这种责任顺序，像打仗一样，越级指挥的话，司令部直接指挥到团的时候，师这一级就不知道怎么干了。所以，这里有一个辖区责任的问题，就是形成一个责任顺序，这个对改变地方的行为模式还是有积极作用的，这是一个体制基础的问题。还有一个体制基础就是预算管理。我们预算的统筹能力，资金的宏观配置能力是偏弱的。现在在预算管理上，实际上偏重于微观、偏重于项目，就是现在所谓的绩效管理，全过程、全覆盖其实都是偏重于资金的使用过程。使用过程要不要管？要管，但是如果由财政部门直接管是管不了的，也是管不好、管不住的，这些过程应当更多地交给预算执行的主体，让其承担更多的责任，同时赋予更多的权力。财政部门应当更多地在预算的统筹、政策导向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然后在宏观资金配置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才可能使资金更有效地配置到经济、社会、生态环保等方面迫切需要的优先事项上去。是不是符合宏观最优的配置原则，有时候是看不见的，因为着眼于微观的情况下，宏观就看不到了。预算资金宏观配置能力方面，怎么样去提高，就涉及到资金的配置效率。资金有两个效率，一个是配置效率，一个是使用效率，配置效率提不高，专注于使用效率，实际上其意义是不大的。从配置效率来判断和从使用效率判断是完全不同的。使用效率可能很好，这个项目做得不错，少花钱、多办事了，但是从宏观配置效率来看，可能这个项目根本没有必要，或者它不是优先的事项。两种角度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注重资金使用的效率，其实资金配置的效率亟待提高。财政解决的问题是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当下是“六保”，还有脱贫攻坚、生态环保等等，多任务、多目标下怎么配置资金，面对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风险，怎么样去权衡这些风险，如何对冲？哪个风险大，应该向那些方面倾斜，风险小的就往后排。如果没有一个科学的排序，就谈不上配置效率，那归总起来的仅仅是一些数据，可能与政策目标不太吻合，或者在资金配置上完全是被动的状态。钱与事脱节的现象是很多的。现在更强调资金跟着项目走。这是从微观的角度看的。从宏观上，现在一般公共预算和基金预算加起来有37万亿，这么大一个资金盘子，怎么去分配这些资金才更有效呢？怎么分轻重缓急呢？按什么顺序排队呢？在公共风险迅速提高的条件下，无疑地要以风险为导向，这样才能有效地对冲公共风险，稳住经济社会基本盘。这个若不是很清晰，资金配置就难有效率。这涉及到各个部门的职责、各个部门的利益，要调整起来很难。在财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大幅度的压缩其实就是压所谓的一般性开支，其他的开支有压，但是很难压，涉及到各个部门。所以从预算的角度，财政政策的体制基础也是要健全的。总之，体制基础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是至关重要的。（6月21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如何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更为有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尚希出席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本文为演讲实录。）
解运亮
今天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最新的PMI数据，可以发现目前中国经济正在稳步复苏。 6月份，制造业PMI为50.9%，高于上月0.3个百分点。 6月份，非制造业PMI为54.4%，高于上月0.8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回升。 我们以为有以下三点是值得注意的。 1）6月PMI总量和结构都有不少亮点。从生产看，6月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分别比上月回升0.7个、1.1个百分点，都处于扩张区间；从需求看，制造业和服务业新订单指数分别比上月回升0.5个、0.6个百分点，也都处于扩张区间；从信心看，制造业和服务业预期分别为57.5%和59%，都处于较高景气区间。 2）复苏中仍然存在一些烦恼。一是外需持续低迷，制造业新出口订单录得42.6%，尽管回升，但仍处于收缩区间，海外疫情反弹加大了外需的不确定性；二是小型企业制造业PMI扩张三月后重回收缩区间（48.9%），新订单也相对不足；三是行业冷热不均，纺织、纺织服装服饰、木材加工等行业仍不景气。 3）中国经济呈现稳步复苏特征。结合高频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复苏具有如下特征：首先是生产修复，例如发电耗煤增速已转正，螺纹钢开工率已接近去年同期；然后是信心重建，企业家信心率先回升，消费者信心略微滞后；再后是需求恢复，商品房和汽车销售已率先回升至去年同期水平上方。总体看，稳步复苏是大概率事件。（解运亮系民生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
庞溟
回升态势延续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PMI）为50.9%，比上月提升0.3个百分点，高于彭博一致性预期的50.4%，已连续4个月处于荣枯分界线以上。其中供需两端持续回暖，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环比均有所上升且处于扩张区间，显示市场需求得到改善，企业生产动力有所增强；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环比均大幅上升且到达年内高点；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表明，石油加工、汽车、专用设备、电气机械器材等制造业企业对近期市场恢复比较乐观。 国家统计局之前的数据显示，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实现自2019年11月以来的首次由负转正，释放了市场需求回暖、经济社会运行加速回归正轨的积极信号。工业企业产销逐步复苏，为工业企业效益状况的持续改善奠定了扎实的基础。6月份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攀升至六个月新高的1，794（5月份：504），说明各国也正在逐步推进复工复产、复商复市。 受防疫物资出口影响和中国疫情防控领先全球、率先复工复产等两方面因素支持，今年4月份和5月份中国出口相对超预期。除了2月以来出口交货值增速恢复最快的医药制造业外，进出口数据还显示，装备制造等升级类产业的出口恢复程度相对较高，而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恢复程度较差。1-5月计算机通信、专用设备、仪器仪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分别达到34.7%、16.6%和8.9%，表现出率先从疫情冲击中恢复的态势，与分行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可以相互印证。 需求端风险仍需警惕 值得注意的是，从业人员指数和小型企业PMI均在荣枯分界线以下。进出口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小型企业复苏压力依然较大：进出口指数虽连续两个月改善，但仍位于临界点以下；纺织、纺织服装服饰、木材加工等制造业PMI持续位于临界点以下；小型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较大，PMI为48.9 %，比上月下降1.9个百分点，且反映订单不足的小型企业占比高于大中型企业。当前海外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外部市场依然存在变数，给中国的外需和外贸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和挑战。 6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4.4%，高于上月0.8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回升。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3.4%，高于上月1.1个百分点，反映扩大居民消费政策措施加快落地，消费市场继续回暖。但是，部分服务行业复苏仍然困难，文化体育娱乐和居民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仍位于临界点以下。疫情的不确定性，以及对就业压力和薪资压力的担忧，可能会继续让消费者在增加储蓄的同时，对消费继续保持一定的谨慎观望态度，同时会对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商业信心等造成压力。 必须继续坚持政策支持 国家统计局6月份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9.8%，虽较上月回落1.0个百分点，但连续三个月高于59.0%，建筑业工程量稳步增长。从市场预期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67.8%，高于上月0.3个百分点，企业对行业发展信心有所增强，显示建筑业活动进一步恢复，有利于推进复苏传统基建、加快新基建等逆周期调控政策与各种稳就业措施。 我们预计，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从收入和支出两端同时发力，确保民生和经济增长刚性支出的资金需求，重点通过政府信用举债形式筹集资金增加财政收入，同时继续实施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政策，精准有效地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区域、产业、行业、企业和困难群体等实现支持、让利、减负、扶持、保障、兜底，并发挥政府有效投资项目的扩需求、稳就业、保民生的积极作用，发挥财政支出引导民间消费和投资的示范效应，在扩大投资、拉动经济的同时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引导消费。 与此同时，我们预计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采用传统货币政策配搭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方式，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并引导市场融资成本下降，在保障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畅通的基础上将资金引导至实体经济中，支持企业投资和中小微企业的健康发展。央行最新公布的货币政策委员会2020年第二季度例会信息中，相比一季度例会删除了“控通胀”、“逆周期调节”等表述，并增加了“坚持总量政策适度”、“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形成与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等新要求。 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未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同时推出了一系列稳就业、保民生、促投资的政策，如：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即达到3.76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计划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较去年增加1.6万亿元；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建设充电桩，推广新能源汽车，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与此同时，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综合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探底，逆周期调控措施和需求释放，有助于宏观经济从今年下半年起企稳反弹。下行风险包括：消费和内需不振，全球经济衰退导致外需疲软，供应链扰动，就业压力，政策宽松和政策刺激力度及速度不及预期，中美关系等等。 （庞溟系华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首席策略分析师）
朱进姝
2020年6月28日晚，康得新公告其收到证监会第二次《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公告提及公司股票存在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可能性。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第四条第（三）项规定，根据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上市公司连续会计年度财务指标实际已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的终止上市标准的（连续四年净利润为负），其股票应当被终止上市。根据康得新目前公告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定的事实，公司2015-2018年连续四年净利润实际为负，存在触及上述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可能性。而根据规定，康得新收到第二次《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后，仍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因此，康得新最终是否会因重大违法强制退市，还需等待最终的行政处罚结果。 事实上，2019年7月5日证监会曾对康得新下发第一次《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并在2019年11月19日召开听证会听取康得新的申辩意见。听证后，证监会并未直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而是进行了补充调查，并在复核后将认定虚增利润的金额从119亿元调减为115亿元。康得新是否会申请第二次听证、第二次听证后监管部门是否会再次调减认定的金额、虚增利润调减后政府是否能够退税使得康得新追溯调整后的净利润避免四连亏，目前都不得而知，但或许康得新避免退市仍留有一线“生机”。 通常认为，行政处罚应当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但是对于康得新案这种涉及重大利益的案件，证明标准也应当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那么行政处罚的证明标准和处理结果和刑事追责中认定的结果就不应该有差异。而康得新实际控制人钟玉的刑事侦查结果还没公布，钟玉的刑事认定结论也是普遍关注的焦点。在首次听证中，康得新曾就调查程序、证据标准提出申辩，证监会在听证后也确实进行了补充调查。可见，当前监管部门在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坚持零容忍、严打击的同时，也在坚持依法行政，企业为了求生努力申辩，促使监管部门切实提高执法水平，进一步“坐实”调查结果，在这种良性“对抗”下，确保过罚相当、不枉不纵，将有利于市场的长期良性发展。 2019年起，监管部门加大了退市监管力度，全年有18家公司退市。2020年刚刚过半，退市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22家。对上市公司而言，对符合退市条件公司坚决退市，会大幅提高上市公司造假成本，形成良好的市场示范和震慑效应，这种局面是广大投资者喜闻乐见的，也符合一个良性循环的资本市场需要有进有出、优胜劣汰的基本规则。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个别人控制的财务造假，使得上市公司退市，数以万计的中小股东因退市利益受损，上百亿的金融债权无法收回引发次生灾害，难免殃及池鱼。根据报道，在康得新首次听证后，曾有百余名中小投资者前往江苏省证监局表达拒绝康得新退市的诉求。可见，如何“精准打击”“惩治首恶”，也在考验监管部门的执法智慧。 （朱进姝系安坤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黄韬
沸沸扬扬了两个多月的美股上市公司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事件迎来了一个关键的节点：启动强制退市程序。此前，瑞幸咖啡（NASDAQ:LK）曾发出公告，称5月15日收到来自纳斯达克上市资格部门发出的书面通知，后者已决定将瑞幸咖啡从纳斯达克摘牌。按照程序规则，瑞幸咖啡可以要求召开口头听证会，但几天之前公司宣布放弃了该项权利，接受强制退市的决定，从6月29日开市之后停牌，并进行退市备案。以这一天为分水岭，大致可以说，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事件的“上半场”宣告结束。但事情还没完，“下半场”还有满满的“内容”可看。实际上，瑞幸咖啡的退市完全在外界的预料之中，严重的财务造假行为被揭露之后，其上市资格的被剥夺是完全合理的惩戒。从该个案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通过退出机制来实现优胜劣汰是资本市场保持健康与活力的必备制度要素。除了瑞幸咖啡之外，今年另外一个影响甚广的被强制退市的中国公司案例是在香港交易所挂牌的汇源果汁，其触犯的是港交所关于关联交易的监管规则。纳斯达克市场每年的退市企业数量（既包括被动退市，也包括私有化之后的主动退市）保持在150家左右，相当多的年份里退市企业的数量是要超过IPO数量的。我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退市渠道还待进一步畅通。未来判断我国证券市场注册制改革的成功与否，或者说我国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是否是名实相符的注册制，一个标志就科创版等实施注册制的板块中未来退市企业的比例会不会大幅度提升，进而令“壳资源”的价值逐渐归零。此次瑞幸咖啡的退市结局可以说是给国内市场树了一个样板。在瑞幸咖啡的“下半场”即将开启之时，对于A股市场来说，另一个看点就是，能否借助做空机制的引入来“净化”市场。瑞幸咖啡大规模造假行为的被揭露起源于浑水公司（Muddy Waters）这家专门做空中概股公司的投资机构，而之前同样“倒霉”的公司名单有一长串，包括了东方纸业、分众传媒、辉山乳业等。任何国家的证券市场都面临着公众投资者因其信息劣势而被上市公司“割韭菜”的可能性，而由于造假行为对股价的扭曲会带来相当大的套利空间，因此做空机制可以很好地激励像浑水公司那样的专业投资机构“自愿”充当市场“清道夫”，通过揭露上市公司的造假行为来获得投资收益。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的多空力量得以重新平衡，在做空机构获益的同时也实现了投资者保护的公共目标。我国A股市场，做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十分有限，诸如融券以及个股或指数衍生品等交易产品或交易手段仍然受到政策层面的严格限制；在法律层面，类似浑水公司这样的操作手法会不会被认定为市场操纵行为，会不会被解读为《刑法》中的“损害商业信誉”行为。这些都还有不确定性。要知道，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必然是要通过无数的做多力量和做空力量彼此间的博弈去发现市场的价格，而这样的价格发现机制若无法有效运转，那么投资者在人为扭曲股价之后被“割韭菜”的几率就大得多了。更何况，市场即便可以保持一段时间的单边上涨势头，往往很快就会陷入长期的单边下跌通道之中，以至于形成了上蹿下跳的“猴市”。在做空机制的市场积极意义这一问题上，瑞幸咖啡给我们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值得我们去思考。跟“上半场”相比，瑞幸咖啡“下半场”的重点或许就是“打板子”，即法律责任承担问题了。作为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开曼群岛公司，对于瑞幸咖啡，中国证监会已经比较明确地表达了不会援引新《证券法》中的长臂管辖条款来进行直接的立案调查；但作为中概股公司，瑞幸咖啡的经营实体几乎全部在中国境内，因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上市公司及其承销商和审计机构的行政调查与审裁程序的推进在很大程序上需要中国证监会的配合与支持。在跨境监管合作这一点上，我国的监管部门曾经表达过积极的态度，但后续的看点仍然颇多，例如中国是否会批准中国的审计机构向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提供调查所需的审计底稿。这本来就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尤其是5月份美国参议院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Holding Foreign Companies Accountable Act），更是引发了市场关于中概股公司的讨论。而在民事责任这一头，美国特色的证券集团诉讼大幕已经开启，接下来就是看上市公司及其高管以及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所需承担的投资者赔偿责任究竟几何。当然，根据媒体的公开报道，我们还不能全面了解提供审计服务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在瑞幸咖啡的造假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此外，法律人会比较关心为瑞幸咖啡服务的律师（包括中国律师、美国律师以及开曼群岛律师）会承担多大的责任。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与国内案件的常规处理方式和结果有很大的不同。一个原因是，美国法下并不存在中国证券法所强调的连带责任制度，不会让包括律师在内的中介机构“打包连坐”，而是要视其各自的责任来决定负担赔偿金额的有无或者多少。另一方面，在美国法下，关于律师是否像承销商和审计师那样属于“看门人”（gatekeeper）角色的范畴，这一点其实是存在争议的，争议点主要在于这可能导致律师多重身份、多重角色的冲突。美国律师协会在这一点上一直是有反对意见的。在美国证券市场实践中，律师相较比于承销商和审计师，为公司服务的成分和比重相对较大，监督的功能其实并不突出。在美国证券市场的IPO过程中，律师的主要责任是协助发行人在SEC的注册环节提交发行材料，总体上他不需要像一个信誉担保人一样，对发行人的情况发表全面性的意见。在2002年美国萨班斯法颁布之后，律师的公共职责被强化。根据萨班斯法第307条的规定，证券律师有责任对重大违反证券法和职业道德诚信义务的行为进行“逐级上报”。“逐级上报”制度要求证券律师在发现相关违法行为后应当首先向公司首席法律顾问或首席执行官报告，如果上述公司人员未做适当处理，则证券律师需要向该公司的董事会的下属委员会或董事会报告。尽管根据目前新闻媒体的报道，瑞幸咖啡的造假行为可追溯到当年的发行与上市环节，但是在美国，律师向监管机构提交的文件中一般并不涉及具体法律问题或具体法律事项的尽职调查结果。总体上，美国证券律师在IPO流程中的核心工作是围绕注册文件而展开的。基于这一考量，事实上集团诉讼的代理律师在选择被告的时候通常并不会把为上市公司服务的证券律师列入。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夏旭田,缴翼飞
6月28日，在《践行“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探索与北京的定位》新书发布会暨“疫情下的经济全球化走势与中国应对”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指出，在新冠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正呈现出“深V型”的恢复态势，即经济在短期内大幅下滑之后快速触底并大幅反弹。他预计中国经济将在今年下半年步入常态化增长，并将于明年上半年出现中高速增长。他指出，正在走出“深V”型恢复性增长态势的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国际循环上巨大的不确定性：本次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加上逆全球化潮流和一些国家推动的‘去中国化’，中国产业链和供应链在全球的地位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近日各国以及中国北京疫情的反复也进一步增加了经济恢复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黄群慧指出，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和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都为国内循环创造了基本条件，但他强调，打造双循环发展格局切忌只考虑国内循环、忽视国际循环、忽视改革开放的错误倾向。他指出，由于疫情期间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受限，国内经济循环成为主流，但这是“被动型”的双循环格局，中国必须走出这种“被动型”的格局，全力恢复既有的国际循环，扩大对外开放、拓展更大的海外市场，同时，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深度挖掘国内循环的潜力，构建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机制。“深V型”恢复遭遇外部不确定性“疫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冲击，将会造成一个‘深V’型的变化态势。”黄群慧介绍，所谓“深V”型恢复是指疫情冲击力度较大，经济短期内大幅下滑，但在疫情获得防控之后，经济触底反弹并快速恢复。他指出，疫情期间中国第一季度经济数据降幅高达6.8%，在经历一二月份的深谷徘徊之后，3月份各项指标的降幅已开始慢慢收窄，而5月份很多最新数据表明经济已开始快速恢复，即便有些数据仍然负增长，但降幅正大幅收窄。黄群慧判断，今年下半年中国经济会步入常态化增长，并有望于明年上半年出现中高速增长态势。“由于第一季度-6.8%的增速降低了基数，明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可能会有一个中高速的增长。”尽管其对国内经济持有信心，但黄群慧认为，国外形势并不乐观，而这也将为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本次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造成了特别巨大的破坏，加上逆全球化潮流和一些国家推动的‘去中国化’，中国产业链和供应链在全球的地位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在走出‘深V’型恢复性增长的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国际循环上巨大的不确定性。”他指出，二季度WTO货物贸易晴雨表的指数为87.6，创历史新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预测,二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额将比一季度下降26.9%，这将对深度嵌入全球经济的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在全球三大生产制造网络之一的亚洲制造网里，中国占比达到60%以上。现在不少欧美国家认为，世界对中国的这种依靠程度太大了。同时全球供应链开始出现本地化、区域化和分散化的苗头，风险也越来越大，一旦形成趋势，势必将对全球生产网络形成较大的冲击，尤其会对中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产生巨大的冲击。”黄群慧说。跳出“被动型”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黄群慧强调，在国内经济循环快速恢复，国际经济循环面临挑战的状态下，必须从长期战略上来思考如何在中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效率和安全之间寻求平衡。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黄群慧称，目前中国供应链与产业链已经形成了规模经济与集聚效应，已经基本具备了满足国内循环的效率基础。“中国现在经济总量为世界第二；从供给角度来说，有着最完备的、规模最大的工业生产体系；从消费角度来说，中国有14亿消费人口，而且现在人均GDP基本达到了1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也是全球最大的。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和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都为国内循环创造了基本条件。”但黄群慧强调，打造双循环发展格局切忌只考虑国内循环、忽视国际循环的错误倾向。“在这种背景下，我不同意专门去针对国内循环来做文章，而忽视了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没有中国经济几十年积极参与全球分工的话，就不可能有中国现在的发展规模。”他指出，当前有些人认为，由于疫情期间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受限，国内经济循环已经成为主流，因而已经形成了国内循环为主导、国内国际上循环相互促进的基本格局，“我认为这并不是我们所要的双循环格局，当前这一格局只是在疫情冲击下，国际国内此消彼长形成的‘被动型’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我们不能因为国外市场受到了抑制，国内市场的占比被动地提高了就说形成了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我们要的是恢复既有的国际循环，扩大对外开放、拓展更大的海外市场的同时，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深度挖掘国内循环的潜力，构建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机制，进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格局，这种格局需要付出长久的努力，绝非疫情之后即可一蹴而就的。”黄群慧说。
夏旭田,李文华,缴翼飞
缴存基数上限调整得较多，下限调整得较少，这反映的一个问题是:全国各地平均工资仍在不断上涨，而最低工资标准则相对稳定。
殷俊
“我来东莞十七年，其中来图书馆看书有十二年。书能明理，对人百益无一害的，唯书也……” 这段最近在网络火爆的留言，出自东莞图书馆的一位忠实读者，一名外来务工人员。从有关图片可以看出，他的字不是很端正，但文字中却透露出“明理”的气质。据后续媒体报道，这位吴先生今年54岁，只接受过小学教育，来东莞务工17年，在东莞图书馆读书已经12年。 吴先生工作的厂家，因受到疫情影响而停产，导致他一度以为要告别东莞图书馆，这可以说是今年疫情中又一个值得同情的故事。但是他的留言，更准确的说是他过去十几年读的书，让他的故事却多了些温暖和感动。如果说新闻真有正负能量之分，这就是真正的正能量吧。 这让我想起几年前的一个新闻：杭州图书馆一名“拾荒者”读书前自觉洗手，结果老人去世后才发现其真实身份是名校毕业的中学老教师。无论是杭州图书馆还是东莞图书馆，能欢迎任何身份的读者，这是一种温暖。而从半真半假的“拾荒者读书”，到基本属实的“农民工留言”，都能成为新闻，是否又反映出社会上存在的某种偏见呢？图书馆，本来就应该向所有人开放，让所有来的人都成为读书人。 平心而论，珠三角的城市在图书馆建设方面投入了很多资源，广州、深圳的图书馆数量在全国都名列前茅。被认为“不读书的”外来务工人员在读书，但现实中许多看上去更应该读书的人，却未必读书。在一些城市的图书馆看看，除去带孩子来的家长，有多少成人来静下心来读书？图书馆如此，图书市场也是一般。曾有一个新闻：深圳连续28年人均购书量全国第一，但除童书外购买最多的是什么呢：成功学，理财，心理学。 正如吴先生说的，读书“对人百益而无一害”，多读书总是好事。但是既然大湾区能寻求“产业升级”，是不是也可以探索“精神生活升级”呢？这种升级，当然不是驱赶“低端”——事实证明看似“低端”从业者精神未必贫乏，而是努力创造条件让所有愿意的人都能享受更好的精神生活。这需要更多的图书馆，但也需要更好的服务和推广。 政府未必能让所有人都有好的工作，但政府应该能让所有愿意的人都可以好好读书。这样的城市，就不会是低端的。 （作者系社会科学博士）【相关阅读】吴桂春找到工作了！离东莞图书馆不远，看书很方便
白明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2020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两部门根据修订按照只减不增的原则，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其中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40条减至33条，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37条减至30条。分别集中在金融服务业，汽车等相关领域的制造业，农业育种等行业，同时在自贸区对教育、医药行业做了开放试点放开。 相对于之前几年的负面清单减少而言，2020年负面清单缩减只减少了7项，仅从数字看是相对比较少的，但是目前负面清单的缩减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条目数量的问题了。 首先，目前已经不像刚开始搞负面清单管理的时候负面清单的缩减，可缩减的条目较多。而且越往后这个负面清单的缩减难度越大，但是意义也越来越大。其次，负面清单中比较容易缩减的条目，很早就缩减了，所以目前要缩减负面清单，先前就一定要做好很多的准备工作。再缩减负面清单，不仅仅是清单上的条目缩减了。关键在于外商进入中国市场之后，怎么能够获得相应的这种公平的这种待遇。同时这种公平待遇，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说，是否也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表面是缩减负面清单，但是主要工作在于保证一个公平的一个竞争环境，最主要的是这个环境之下大家能共同发展。 （白明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
李春顶
为期10天的第127届广交会落下帷幕。在全球新冠疫情的特殊时期，历经63年风雨沧桑的广交会首次全面搬上“云端”，吸引了数以万计的中外企业，24小时不停歇的进行网上推介、直播推销、供求对接、在线洽谈和签约订单。“云端”广交会为疫情时期的全球贸易注入了新动能，为我国“稳外贸”创造了新机遇，并且开启了国际贸易展销数字化的新时代。 统计数据显示，此次“云端”广交会共有约2.6万家海内外企业的180多万件商品参展，共有16个大类商品的50个展区。例如，日用消费品设置6个展区，入驻了3500家企业；纺织服装产品设置9个展区，入驻了4481家企业；电子及家电产品设置3个展区，入驻了2490家企业；机械产品设置5个展区，入驻了1606家企业。在全球疫情形势十分严峻的背景下，“云端”广交会取得的成绩是令人欣喜和有目共睹的。 作为全球最大的综合性贸易展会，广交会一直在不断创新，推动数字化转型和智慧展销的发展，开启了网上广交会（Online Canton Fair）的建设。网上广交会致力于打造专业的国际贸易电子商务平台，协助国内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分享全球经济增长的成果。网上广交会利用多年积累的参展商品数据库和客商数据库资源，通过与现场广交会业务相结合，推动“网上洽谈，现场成交”，是每届广交会现场成交的有力补充。据统计，网上广交会日均访问量超60万，超过75%以上的到会客商通过网上平台获知展会资讯。 从4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举办网络广交会，到6月15日正式拉开帷幕，短短两个多月就成功组织和举办了一场精彩纷呈的“云端”展会。正是得益于网上广交会等平台的建设，为开创性的举办“云端”展会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云端”展会也离不开我国互联网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包括5G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技术革新推动了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的蓬勃发展，为世界贸易开辟了新空间，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建设“数字中国”，“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数字化推动全球化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也推进了国际贸易数字化的加速发展。国际贸易数字化以改善国际营商环境和贸易便利化为重点，以监管集约化和通关便利化为核心，内容包括依托人工智能、电子证据链和跨境物联网技术建设和优化保管系统，探索跨境数据连通和跨境口岸互助协作等。 “云端”广交会具有独特的优势，不仅打破了时空限制，不受场馆、会期等条件的约束，同时为企业提供全面、专业和个性化的网络推广服务。以鲜活的采购商数据，真实的买家采购信息，高质量的贸易洽谈服务，丰富的商贸资讯，为供需双方提供快捷、高效且成本节约型的贸易洽谈新模式和新平台。同时，“云端”广交会由于进入壁垒和贸易成本的下降，将为广大中小企业带来机会和机遇，有利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小企业参与全球贸易。 总而言之，“云端”广交会不仅为“中国制造”带来了新商机，为特殊时期的世界贸易搭建了洽谈的平台，更为重要的是创造了一个“互联网+展会”的全新模式。促进了广交会线上和线下的深度融合，推动了国际贸易数字化的新发展，打造了“互联网+”时代的国际贸易展销新模式，同时培育了国际贸易的竞争新优势。 （李春顶为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为中国农业大学“世界经济新格局”青年科学家创新团队专栏文章。）
信海光
今年在2020 WWDC 上，苹果爆出的最大新闻应该是就是蒂姆库克宣布未来其Mac 产品线会逐步放弃英特尔芯片，而使用自研处理器Apple Silicon，用库克的话说，“今天将会是Mac产品线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 在此之前，苹果旗下各大产品线，从手机到平板都采用了自研处理器，Mac 是唯一对外合作的一条产品线。 如果用近期的“中国思维”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苹果在处理器方面正在走向完全自主，而不用再担心“卡脖子”的问题。 身为美国企业，苹果当然不会遭遇华为所面临的政治困境，但“卡脖子”的问题依然存在：英特尔处理器在性能上一直在卡苹果产品的脖子。 就像全球大多数移动终端一样，在iPhone、iPad以及Apple Watch端，苹果的自研处理器都是基于ARM架构的，而英特尔却是 x86 架构处理器。架构的不同，使苹果的大量技术创新无法同时在PC端应用，而受制于英特尔在x86 CPU 上的技术进展，总之，自研处理器一切自己说了算，借助英特尔的处理器则要协同进步，效率上要差不少。 更重要的是，如果苹果产品移动端和PC端使用同样的CPU，一个类似任督二脉打通的境界或将会出现，这意味着同一个程序或应用，可以同时在iPhone、iPad、Mac三类产品系统上跑起来，这无论是对用户使用习惯，还是对软硬件生态，都将是一个更理想的境界。 对于一个科技小白而言，可能会一直奇怪，为什么用惯了的Windows 系统不能在手机上用？或者为什么手机上用惯了的安卓系统很少被用到PC上，核心就在于它们的底层架构截然不同。 苹果要与英特尔处理器脱钩，此事如果与华为的近期境遇相对比，反差尤为鲜明。 华为近年来也一直致力于自研芯片，代表作是海思，同样是基于ARM架构，在手机端实际上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其服务器级处理器鲲鹏系列也已面世，而桌面级处理器鲲鹏920Lite据说也将在今年发布，但远未达到互相打通的地步，与苹果相比，华为至少还差一个软件生态+操作系统的距离。 苹果已经开始追求“大一统”局面，但华为却面临三重关键掣肘，操作系统受制于安卓，芯片受制于代工厂商，而在架构上则受制于ARM。 所谓自研芯片，并不是指具备生产芯片的能力，苹果也不具备。苹果和华为的“自研”实际都是指芯片设计能力，而更基础的晶圆只有像台积电这样的少数厂商才有能力生产，而晶圆生产又受制于光刻机这样的重要机器，还有光刻胶等，一环扣一环，环环相制。 这两天中兴股价大涨大跌，就是因市场有传言称中兴有能力生产5nm&7nm芯片，但随后中兴大减持，减持完毕又辟谣称中兴之是进行芯片设计，并不具备芯片生产制造能力。但游资已经从中大赚了一把。 在一些媒体看来，苹果全线转投ARM等于宣告ARM席卷一切的时代到来。事实上，如果按总算力输出计算，基于ARM 指令的处理器总算力早已逆转X86 阵营。 然而，这两天ARM总部与ARM（安谋）中国之间的内讧又显示出，华为未来也有受到ARM“卡脖子”的重大威胁，如果ARM公司也无法绕开最新的“断供禁令”，而无法再继续给华为授权新的芯片架构以及指令集，华为的芯片设计也将遭遇重大打击。 华为在内部当然也早有“自研芯片架构”的备份准备，但这总归不是一个好消息，华为要走的路，变得更远更长了。 最后需要提一句的是，如果从后发优势理论理解，ARM的崛起整体上对中国企业还是有利的。因为在ARM领域，大家的起跑线差不太多，面临的壁垒要小一些，而苹果的选择又指出了一条硬件、软件、系统合力发展的新路，中国虽然没有苹果这样的巨无霸企业，但却有政府主导，产业企业之间深度协作的制度优势。 （信海光系互联网产业资深观察家）
胡星
6月23日上午，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托举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历经为期7天的紧急处置，长三乙火箭以完美表现为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发射画上圆满句号。随着第55颗北斗导航卫星顺利入轨，我国提前半年完成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目标。 59颗北斗的发射（其中包括4颗北斗实验卫星）整整耗时20年，从2000年10月开始，一共发射了44次，其中有15次是采用一箭双星的发射方式。而从1994年开始筹备算起，整个计划一共26年。北斗计划的实施，占据新中国成立以来330多次运载火箭发射的非常大一部分，可想而知其重要的意义。 这其中的前前后后细节，有很多媒体都会介绍很多，其中北斗对于中国的意义同样也说的非常详细。我今天主要想讲一讲其他文章不太会讲到的对于科技投资的意义，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北斗建设过程对开启未来商业航天时代的启示，二是北斗在“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并存这一史诗级大进程”中的意义，以及这一进程中可以把握的投资机会，三是“新基建”在经历建设热潮后，如何平衡其公共服务属性和商业属性的问题。 一、北斗建设过程对开启未来商业航天时代的启示 美国在发展GPS的时候有良好的基础，相关的产业需求和国防规划都已经相对准备到位。GPS的发展不仅大大增强了其军事实力，而且GPS带来的全球化需求也使得相关的企业和组织受益匪浅。中国发展北斗建设耗时长，投入巨大，目标虽然是对标美国，然而这个目标相对于本国的基础和实力还是太过于超前。在逐步商用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北斗的一直处于GPS的阴影之下，这其中不仅有我国电子信息技术发展的短板限制，也和我们国家相关产业链发展不成熟有关系。在今天这个完成全球组网的日子更是意义非凡，这是磨刀不误砍柴功的厚积薄发。我们有理由相信从完成组网的这一刻起，相关的产业有望迎来很大的发展。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北斗属于“国家控制的计划火箭时代”的重大任务，不仅保障了我们国家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任务负荷，也给产业链注入的非常重要的动力。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了大批量火箭和卫星人才，才能在目前这种“商业火箭时代”脱颖而出，成立多个民营火箭和民营卫星公司。在北京亦庄的商业航天一条街上，我们能隐隐的感受到北斗的贡献。未来，类似于北斗规模的卫星星座系统，将会以指数级别成本的降低来达成，而北斗就是那个基础，是中国第一个大规模卫星星座系统的伟大实践。在不久的将来，商业航天也极可能会向摩尔定律一样，每过几年单个火箭的运载能力翻倍，并且成本减半。这种正反馈循环对于一个产业来说非常重要，它极有可能标志着人类太空时代真正开始的序章。 二、北斗在“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并存这一史诗级大进程”中的意义：人类在历史上经历的漫长的进化和发展，大部分时间都是以物理世界为主，包括火的发现、轮子的发明、蒸汽机和电力系统的发明，这些都是纯的物理世界的改造。进入到信息化时代以来，实际上我们将不可避免的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物理世界为主，数字世界为辅”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诞生了目前我们看到的信息技术巨头，包括Facebook、苹果、华为、阿里巴巴、腾讯和字节跳动等公司。在这个阶段中，用户更在意自己的物理世界的效率、资产和评价。所有数字世界的目标在于辅助于物理世界的目的，而其中的主要方式就是加快信息的流动以及效率，而数字的资产本质是不存在的。 当前我们的时代是处于第二阶段初期——“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并存”的开始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信息化技术更深入的影响现实世界，并且一部分人的资产正在向数字世界转移，其喜怒哀乐也更多的来自于数字世界，其中的主要方式就是将物理世界通过接口技术逐步一比一的映射于数字世界，数字世界也会单独发展出物理世界中不存在的独有部分，并且数字的资产渐渐开始产生。这个阶段的发生过程中，我们会观察到一些独特的现象，例如1）安防：视频数据中显示你干了什么坏事，比你用一百万种现实世界的方式来证明你没干更为致命，而且视频是最容易将现实世界映射到数字世界中的，在数字世界中的你更为重要。2）激光雷达和AR，通过数字化的方式让数字世界的处理结果能直接的和现实世界叠加，并进行操作；3）数字孪生，突破时间单行的特点，在数字世界中构建物理世界，并进行改造，提前验证结果，并在物理世界中进行最终实施。4）区块链，让数据可以在某种规则下留存并且生存率更高，并逐渐形成数字资产。5） 生物芯片和脑机接口。6） AI与5G中的URLLC场景，这种场景中让数字世界的运转结果能够直接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7）身份证的信息比你真人更重要，钉钉打卡记录比真人干了什么更重要，等等。在这样的基础世界架构下，数据有时候显得会比现实更为重要。 这个阶段对于投资的意义是在于，我们要更加清醒的仅仅从物联网和5G的投资热潮中跳脱出来，看到数字世界将来是要扮演何种角色。北斗所做的定位这件事情，本质是将地球的物理位置信息在数字世界中做出映射，是一种非常关键和基础的接口工作。有了这些信息，数字世界和物理空间才能更好的同步和配合，我想就是北斗的意义所在。 当然未来我们还将到达第三阶段，也就是数字世界为主，物理空间为辅的阶段。刘慈欣在美国的一次访谈中也提到，人类未来是有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是外向型发展，也就是太空探索和星际旅行，另一种中是内向型发展，也就是构建一个数字世界，并且让这个世界服务于人类。在内向型发展的过程中，很多人也更愿意留在那里，并且在那里耕耘。电影黑客帝国和盗梦空间更形象的说明了类似的场景。 回到现实世界为主的当前视角，在达到第三阶段之前，我们在第二阶段已经具有了非常多的数字资产，这些资产将以什么形式存在，其价值形式又会是什么，我想这是我们目前在第二阶段的发展和投资中最需要考虑的问题，因为第三阶段开始前，第二阶段的巨头公司将诞生于此。 三、“新基建”在经历建设热潮后，如何平衡其公共服务属性和商业属性的问题 4月20日，国家发改委召开例行在线新闻发布会，国家发改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司长伍浩回应外界对新基建的热议。“新基建”主要提出了3大方面内容之一的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比如，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 在疫情期间，新基建在国家号召下展开，资本市场也同样对“新基建”的概念股票和相关的上市公司异常追捧。从3月国务院提出概念到4月20日官方明确新信息基础设施范围只有短短的一个月中。虽然央视也描述了“新基建”的具体项目，但是在最新的表述中，卫星互联网作为新生力量强势的出现在“新基建”的目标中。这表明我们在紧跟世界科技热点上做的非常及时。在马斯克接二连三的发射星链卫星的影响下，国家加快论证和提议，在最短的时间将卫星互联网纳为“新基建”之一。卫星目前有三种应用，分别是通信、遥感和定位，卫星互联网代表的是通信方向。然而建设了二十多年的北斗这种卫星定位应用并没有纳入新基建。主要原因是北斗的前期建设已经完成，其的重点未来在应用和地基和天基增强。然而，北斗应该属于事实上最早完成的“新基建”，因为在其作用范围上，是和其它“新基建”项目是一致的，并且用途更为广泛。 长久以来我国的北斗产业链发展一直面临很多的问题，虽然资本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对北斗概念热炒一番，然而却不能改变其产业上尴尬的情况。主要有两点，一是基础的民用北斗没有利润。目前的定位芯片和定位模组往往都是GPS和北斗双模，或者更多模。但是其售价非常便宜，北斗授权和生产的利润率也非常低，导致北斗虽然事实上已经进入大部分电子设备，可是产业链上的公司却没有赚钱。第二是高精度的北斗市场除了军用外需求等待拓展，A股上市公司中有很多提供北斗高精度的定位、授时等服务。其单个设备毛利率确实很高，但是却改变不了高精度下游需求有限，并且大多需要定制的问题，很难形成规模效应。因此大多数公司会陷入边际成本高，且现金流受限的经营困境。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像上文所讲的，当前是第二阶段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开端。北斗类公司在某种角度来看确实走在了时代的前列，需要像商业航天一样等待真实需求的爆发。一般来说需求增长超过一定的临界点，就自然会产生非常好的正反馈。因此投资北斗类公司的资本也需要一定的耐心，随着自动驾驶，5G实时场景的爆发、物联网设备的丰富以及“两个世界”之间接口越来越丰富，高额回报的曙光或许就在前方。（胡星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资深科技投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