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戈
又有城市升级房地产调控。仔细一看，固然可以称为“加码”，但新的措施都比较温和。比如，长春的通知是要求首套房首付提至30%，二套房首付提至40%，而一些热点城市的二套房首付早就是60%甚至70%了。房地产调控的原则之一是“一城一策”，城市政府负主体责任。因此，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对住房限购限贷政策进行调整完善，乃题中之义。业内俗称为打补丁。城市政府根据市场变化采取差异化调控措施，是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的表现。同样，央行和住建部近期推出的重点房企“三道红线”融资新规，是实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的体现，也是房地产长效机制的重要内容。地产界有些朋友对楼市黄金时代还是充满了留恋，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拿过去开盘动辄一抢而光来跟现在卖房难相比；但更多朋友是清醒的，楼市有十多年的绚烂猛烈已经很可以了。而从数据看，虽然2018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是呈下行趋势，但今年在这么复杂的经济背景下，房地产的表现还算是不错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8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88454亿元，同比增长4.6%， 而同期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是下降0.3%。1-8月份，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98486万平方米，同比虽然下降3.3%，但降幅比1-7月份收窄2.5个百分点。更为闪亮的是，前八月商品房销售额96943亿元，增长1.6%，住宅销售额增长4.1%。这还是在全国主要城市限价限购背景下取得的成绩，殊为不易。我之前写过，“三道红线”融资新规，意在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主管部门将房地产金融放在了特别重要的位置，为此建立了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有些舆论以为是收紧融资，但本质上来说，主管部门对房地产企业基本的融资需求是有保障的，“三道红线”融资新规的参考时间点是2019年6月底，那还是一个相对较高的标准。简单来说，“三道红线”融资新规，进而，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的建立，对房企来说，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高杠杆高负债的模式不允许也不可持续了。我在今年的博鳌·21世纪房地产论坛上问过这个问题，房企负责人几乎一致的看法是：房企弯道超车越来越难，跨越式增长的时光不再。私下里跟朋友们交流时，我表达过一个观点，就是，过往10多年里，不少房企老板以为公司的跨越式增长是自己智勇双全的结果，但若反躬自省，可能会发现，其中相当程度上是行业快速发展的红利溢出的结果，只要不出现重大判断失误，不是特别笨，顺势而为，就不会差到哪里去。当然，期间会有机遇，你能抓住，就比别人快几步，但不是本质的差别。但若绷得太紧极度冒险，却可能导致另外的不堪结局。现在呢？前几年就有说法，楼市黄金时代之后是白银时代，这固然符合行业发展逻辑；但我个人更愿意将其描述为，向正常行业靠拢。也即是，房地产正日益成为一个正常的稳定发展的行业。如果非要用一个标志来指称，就是，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建立。长效机制的常态化，就是行业发展的常态化，也就是房企发展的常态化。2018年6月楼市转入调整之前，我们还经常听到，有些企业提出3年之后到多少千亿。他们参照的不仅是当时的住房消费环境，还有前些年似乎屡屡应验的“机遇”。人不能超越自身，所以总是以过去来判断未来；但今天的行业环境和住房消费曲线已然发生了重大变化。很遗憾，一批中小房企没有机会跨越式发展了，讲了10多年的大洗牌，正在到来。未来所谓的并购或合并，我希望是主动的居多，而不要是那么惨烈。回到当前楼市。虽然我认为融资新规并不意味着融资的收紧，而是在保障资金基本需求的基础上保持稳定，但部分房企是按照去年的惯性来安排今年的投资，尤其是融资安排，可能还是增长的节奏。那应该怎么办？红线是不可逾越的。那就抓紧销售。9月和10月虽然未必都收获金银，但传统来看，仍是销售的好季节。早在疫情期间有些房企就通过打折促销，获得了较好的收成，说明这种营销是有效果的。所以我建议，现金流安排比较紧的房企，不妨现在就推出打折促销的措施，趁着国庆期间赢得尽可能多的收获。不过要提醒一句，打折还是要实在一点，少玩一些花式技巧，购房人现在也很聪明。当然我仍要给地产人打打气。就我观察，可见的将来，房地产仍是一个好行业，只要不抱着过去那种速富暴富的心态，用优秀的管理、优质的产品和良好的服务来回馈购房者，企业和从业者都会获得不错的回报。
杨志勇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意见》要求，到“十四五”期末，各省份（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实现土地出让收益50%以上收益用于农业农村的总体目标，这充分体现土地出让收入取之于农，并主要用之于农的要求，让美丽乡村建设有更充分的资金支持。 这个总体目标设定之后，关键在于如何落实。考虑到土地出让收入主要用于城的现实，不少项目需要资金持续投入，为此，应保证已有建设项目的可持续进行，保证已有公共服务投入的可持续性。稳步提高投入比例，并最终实现总体目标是务实的选择。 做好这项工作，应将实施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尽可能考虑周全。统计口径的界定就可能是其中之一。多大比例用于农业农村，就涉及分子、分母的界定问题。土地出让收益是分母，用于农业农村的支出是分子。收益越低，用于农业农村支出总量就越小。假定某省份在到“十四五”期末，正常情况下有1000亿元的土地出让收益,那么该地用于农业农村的支出至少有500亿元；如果土地收益仅为800亿元，那么该地投入农业农村的只要有400亿元就可以达标。1000亿元之所以变成800亿元，可能是因为获取土地时多付出200亿元的成本费用。200亿元的收益中本来有至少有100亿元可以用于农业农村，但是新增成本费用所对应的200亿元，作为项目成本的一部分，可能都投在城市。为此，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此类情形的出现，以保证农业农村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 每个省份的乡村振兴的基础不同，所需要的资金投入不同。有的省份（主要是发达省份和直辖市）城市化水平高，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格也高，可能不需要50%以上的收益投入乡村振兴。强制性的比例规定，可能影响这些地区的政府资金效率。过多的资金投入，只会让这些地区的农业农村投入超过资金效率要求，并进而影响资金运用的总体效率。考虑到即使是发达省份，省域内部也有落后乡村，需要较多资金投入，上述担心在短期内不会出现，但更长的时间呢？这需要未雨绸缪。 将好事做好，还需要有机制保障农业农村得到更充分的资金。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农业农村因土地出让收益投入增加的同时，一般公共预算资金投入减少。两类资金具有可替代性，如果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减少或减少更多，那么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提高，就失去本来意义。为此，这方面的资金投入增加应该以一般公共预算资金投入不减少或同步增加为前提。做好与相关政策衔接，要避免投入比例计算的随意性，要更加突出服务农业农村的政策要求，让农民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投入的增加。 正常情况下，在城市化进程中，有大量农村资金流入城市，而农村自身建设资金不足。有人愿意下乡，这必然会带动乡村公共服务的改进，但是体制上阻碍了资金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也导致乡村振兴可能有资金缺口。《意见》让乡村振兴有了更加稳定更加丰富的资金来源。全省统筹土地收益比例，让乡村振兴资金不足的难题有望得到根本性的缓解。 乡村振兴不只是资金投入的问题。资金投入比例的提高，还需要结合预算改革，改进预算资金绩效。资金投入应适合农业农村发展的需要。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关系徐需要处理好。农业农村的活动主题是农民。农民如何从比例提高中受益，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应尽可能避免资金投入重物轻人的倾向。农业农村，同一省份不同地方的资金需求有很大差别，资金投入应优先用于最基本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公共道路、水电、公共卫生、基本医疗服务、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等。 增加农业农村投入，终极目标是让每个乡村都成为美丽乡村，让每一个人都有留得住的乡愁，让每一个怀着乡愁的人都有愿意回去且回得去的乡村。欣欣向荣的乡村，时全体中国人的乡村。美丽乡村建设，最终对接的是城乡一体化，城乡的界限将因此变得越来越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钟小韵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0年第7号工作论文《部门杠杆率、政策不确定性、公众预期与风险的跨部门传染——基于债券市场的信息转移熵空间计量分析》。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宏观经济体系的错综复杂性、金融部门的系统重要性及其对经济外生冲击的高度敏感性被深刻揭示。杠杆率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成为国内外关注的重点，部门杠杆率被视为影响金融稳定的重要变量之一。在此背景下，第7号工作论文利用债券市场涵盖政府、金融、国企、民企等多类市场主体的优势，研究金融市场风险的跨部门风险传染。同时，运用文本挖掘的情绪分析方法构造公众预期指数，并将部门杠杆率、债券修正久期、宏观政策不确定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为影响金融风险形成和传染的重要因素一起纳入考量，分析金融市场风险形成和跨部门传染的影响因素。该篇工作论文发现，债券市场风险具有较强的跨部门传染性，且风险传递呈现出明显的部门非对称特征。研究结果显示，国企对金融部门的资金依赖性远远超过民企。一旦国企出现违约风险，金融部门可能面临较大的资产损失。此外，政府和金融部门之间的风险传递呈现双向互动，但是政府风险向金融部门的传递力度大于金融向政府部门的传递力度。金融部门作为经济核心，更易受到其他部门风险传染。在部门杠杆率对金融风险的影响方面，工作论文指出，加杠杆是否强化风险应考虑宏观形势等前置条件，尤其应将加杠杆是否符合“本源”需求纳入考虑。在经济向好形势下，杠杆承受主体的偿债能力较强，此时加杠杆不会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反而可能符合金融市场稳定运行需要。反之，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期，若加杠杆是用于保障实体经济“本源”需求，也不会直接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另外，研究小组发现，债券久期的部门差异逐步扩大，民企债券久期最低且下降最快。债券市场的长久期融资更多地流向了政府、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而由于市场对民企信心不足，民企债券融资主要集中于短久期，存在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的风险。在政策不确定性对金融风险影响方面，研究结果显示，我国金融市场投资者行为对政策变动不敏感，政策不确定性对金融风险无显著影响。虽然公众对宏观经济形势判断与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变动基本契合，微观经济主体的认知偏差不大，但是宏观经济形势的公众预期指数对金融风险的影响不显著。工作论文还指出，公众预期对金融市场资产价格波动的影响机制主要通过影响金融投资者投资行为来实现。从决策和行为角度，当前通过引导公众理性预期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微观传导机制尚不具有效性，金融市场交易主体仍未能实现从认知到行为的有效传导。对于上述研究结论，研究小组建议，应当注重对金融风险跨部门传染及演变的动态考察，坚持中长期稳杠杆的政策方向。为市场主体营造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着力改善民企融资期限错配问题。实施投资者素质提升工程，稳定的宏观政策环境，从而减少金融市场中的盲目投资行为，降低风险集聚和爆发的可能性。同时，在此基础上加强舆情管理和公众预期的引导，不断夯实宏观调控框架的微观基础。
郭伯威
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这条消息迅速取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获得一致好评。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碳排放第一大国，在美国正式退出《巴黎协定》之际 做出如此雄心勃勃的承诺，对推进世界各国齐心协力控制全球变暖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碳中和的实现需要借鉴国际社会的减排经验、开拓创新，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实施方案以及阶段性的减排计划。 “碳中和”是什么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一个国家的“碳中和”指通过碳汇（自然碳汇包括植被、海洋等，人工碳汇包括碳捕捉等）将国家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完全中和。因此，实现碳中和需要能源、工商、交通运输、建筑、农林牧副渔等各个产业相互协调，有先后、有轻重、有缓急地朝2060年的宏伟目标前进。 “碳中和”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我国实现碳中和的当务之急，是以立法或政策建议等形式将碳中和目标列入未来四十年发展目标中，使我国碳中和的承诺有法可依、有据可循；在我国未来四十年的各个五年规划中提出阶段性的减排目标，并配以相应的减排政策；同时，成立由专家、学者以及各个行业的利益相关者组成的第三方非营利性机构，对我国减排的进度进行评测、提出建议、做出监督，必要时通过法律手段保障相关政策的成功落实。 “碳中和”的有效政策有哪些 碳中和的实现，需要多种政策的相互协调、循序渐进。宏观政策方面，我国应尽快完善碳排放交易体系，减少碳排放指标，并使之逐步涵盖各个产业。微观政策方面，除了继续对新能源进行适当补贴，我国更应该着眼未来，加大对高能效建筑、低碳供热、电动车市场、碳捕捉与储存、植树造林和泥退耕还林、开发低碳农业设备等新兴产业的投资力度。此外，一个崭新的低碳经济体需要新的商业模式来适应社会的变化，我国的大型企业应该做出表率，通过商业模式上的创新率实现其自身能源供给的碳中和。 “碳中和”对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碳中和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经济发展速度降低。而我国雄心勃勃的碳中和计划会对我国经济产生哪些具体影响还有待专家学者们进一步的评估。根据英国相关学者的估算，碳中和对于英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仅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左右。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受到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总体发展态势并没有受到影响。因此，碳中和目标同样难以动摇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态势。 相比于西方国家，我国具有后发优势，能够少走许多弯路，从而减轻碳中和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另一方面，碳中和对我国带来的其他方面的宏利同样不容小觑。除了减排带来的巨大环境收益，碳中和的提出可以促进政界、学界、商界对于气候变化的关注与讨论，提高我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地位，以及增进能源市场尤其是电力市场改革。 十八大以来，我国电力体制改革虽已初见成效，但减排任务格外艰巨。作为我国碳排放最大的单一来源，电力市场将作为减排急先锋。而碳中和的提出，是进一步推进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的绝佳机会。一方面，为加快电力产业减排，我国可以对发电产业增收额外的碳税，并开放现货市场、零售市场、容量市场、辅助服务等相关市场，在减排的同时保证市场竞争性，并减轻对发电企业及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另一方面，基于我国能源结构“富煤贫油少气”的特点，结合基本国情、另辟蹊径，通过大力开发核电、水电、新能源、储能设备、碳捕捉等相关技术，弥补因煤电过多而排放的大量二氧化碳。 “碳中和”提出的国际意义 目前，法国、德国、英国、加拿大、韩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已通过立法、政策建议等形式提出2050年以前碳中和的目标，而我国作为中美印俄四个国家中第一个提出碳中和的国家，无疑会对其他碳排放大国带来压力，加快全球的减排进程。 在进一步落实碳中和的过程中，我国应该增进与欧洲国家的交流与对话，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在我国领先的减排领域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展开经济技术合作，实现互惠互利、合作共赢。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助理教授）
在美国一些政客强迫下，美国相关企业日前称与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旗下的互联网平台TikTok达成所谓协议。这起胁迫交易的最终结果尚未确定，但美方肆意施行经济霸凌、不择手段牟取私利的“现代海盗”逻辑，已经清楚展现在世人面前。美方的海盗逻辑是，只要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就可以对“围猎”目标进行百般胁迫，哪怕指责毫无真凭实据、做法受到外界广泛反对。美方胁迫TikTok交易的过程中，充满这种蛮不讲理、一意孤行的政治操弄。“商业内幕”网站等多家媒体指出，美方一再指责TikTok盗窃公民信息、威胁国家安全，却从没有找到任何证据。美国《连线》月刊记者路易·马萨吉斯经深入调查后得出结论：“TikTok的数据收集行为对一个以广告为基础的公司来讲并无特别之处。”由于美方观点太过荒谬，就连美国的传统盟友们也没有附和跟风。据彭博社报道，一位德国官员明确说，没发现这款应用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任何迹象。美方的海盗逻辑是，在业内取得领先优势的非美企业，必须被美方掌控在手中；为实现如此目的，美方可以无视公认规则，滥用国家机器，对相关目标肆意打压。相关美企和TikTok达成所谓协议后，美少数政客大放厥词：“美国公司必须完全掌握TikTok，否则将拒绝批准协议。”这种言论正是海盗逻辑的典型表现。如此逻辑，否定美方一贯标榜的公平竞争原则和市场经济原则，违背国际经贸规则，干扰国际投资者对美国投资环境的信心。美方遵循这种逻辑而采取的卑劣行径，无异于强取豪夺，到头来只会损人害己。谷歌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警告，美国对TikTok发难为其他国家针对美国科技企业采取类似行动提供了先例。看清美方的海盗逻辑，就不难明白，在美方胁迫下开展的TikTok交易绝不是一起纯粹的商业合作，TikTok和相关美企达成的所谓协议，必须保证不损害中国的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中国企业长远发展，对于美方可能的设陷阱、带节奏、步步紧逼之处，人们应提高警惕。任何国家都没有垄断发展优势的权力，更不能在世界上我行我素，搞霸权、霸凌、霸道。共商共建共享是世界发展的正确方向，美方“现代海盗”逻辑的本质，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注定不得人心。基于这种逻辑搞单边霸凌，注定不会得逞。
庞溟
从最近公布的一系列宏观数据来看，9月份中国经济有望延续复苏态势，三季度经济回暖势头较强，预计有望回归中高速增长。但是，部分行业复苏依然较为困难，内外需不足的矛盾依然较为突出，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依然相互交织，亟需更有效的政策支持，并应留意接下来经济增长有可能继续面临的若干困难、风险点与不确定性。 ——在就业方面仍存压力。8月城镇调查失业率环比下降0.1个百分点至5.6%，主要就业年龄群体与就业重点人群失业率均环比下降，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连续3个月超过46小时，说明大力推动灵活就业、新型就业、平台经济，为改善就业创造了良好条件，1-8月份城镇新增就业781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6.8%。但与去年同期相比，总体失业率与各群体失业率仍较高，特别是8月20-24岁专科及以上学历人员的调查失业率比上年同期高了5.4个百分点，而且并未如往年一般相比7月有所回落。 ——在消费方面复苏仍乏力。8月消费数据年内首次“转正”，汽车类商品零售与可选消费拉动明显，消费升级明显加快，新型消费保持快速增长。与前期消费复苏阶段粮油食品、饮料烟酒、日用品等必选消费项目的主要拉动不同，8月份服装、化妆品、金银珠宝等可选消费项目与汽车类商品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8月份限额以上单位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8%，继续保持两位数较快增长，但同月狭义乘用车综合销售量同比增长9.0%，表明近期汽车市场销售的回暖更多是由与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快速恢复有关的商务车拉动，未来变化值得谨慎观察。餐饮收入仍是消费修复的主要拖累，同比下降7.0%（7月份：11.0%）。1-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为23.8万亿元，同比增长下跌8.6%。如果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要达到2019年41.2万亿元的水平，则2020年9-12月社零总额必须达到17.3万亿元的规模，这意味着同比增速将高达16%。如果更为现实地假设2020年9-12月消费同比增幅为3%和5%的情形，全年消费同比增速也仅能大致到达-5%和-4%的区间。可以说，2020年全年的消费负增长很大概率会成为现实，也就是说，今年内地的经济增长主要将依靠投资和净出口拉动企稳。 ——在进出口方面存在一定不确定性。由于全球主要经济体解封复产、需求回暖，近期出口和贸易顺差均实现快速增长。8月份内地以美元计价出口贸易额为2353亿美元，同比强劲增长9.5%，增速比7月份加快2.3个百分点，超市场预期，连续三个月实现增长；8月份贸易顺差为589亿美元，同比增长70%，连续六个月保持顺差，表明内地出口产品仍具有强劲的国际竞争力。但考虑到全球疫情防控形势不确定性、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回潮、地缘政治风险持续以及其他主要经济体有可能在逐步复产后重新获得此前由内地出口取代的部分市场份额，接下来的外贸形势不确定性仍较高，净出口对全年经济增长的拉动贡献应谨慎观察。 ——在投资方面存在隐忧。8月固定资产投资的加速势头，主要来自当月制造业投资增速显着上扬至5%以及近期房地产市场高位运行下的地产投资保持双位数增长。但制造业对工业投资的拖累仍存，地产投资增速也可能受到新开工增速下滑、地产融资约束、调控政策趋紧等因素制约。8月份基建投资当月同比增速已连续三个月持续回落，基建投资的拉动更是从5月最高点连续四个月回落，教育类、卫生类等投资拉动也较前期有所回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整体增速与上年同期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且仍慢于国内固定资产投资逐步恢复的整体步伐。 显然，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是政府弥补有效需求不足、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考虑到地方财政偿付压力与合资格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储备的难度较大，应确保固定资产投资的重心转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重大工程建设，并防止公共部门投资挤出私人投资。以基本建设投资为主的“四万亿”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使投资对2009年内地GDP增长贡献率高达85%，但之后若干年出现了房地产泡沫积聚、地方政府债务攀升、银行坏账风险加大、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负面影响和后遗症，应引以为鉴，加大在货币政策独立性与金融体系自主权、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约束机制、国有企业和国资平台债务风险管理机制等方面的建设。 1-8月份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主要得益于3.75万亿地方专项债以及配套信贷资金的支持。考虑到8月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节奏已明显提速，预计9月财政支出和政府性基金支出将实现较快增长，后续专项债资金的拨付和使用也将加速。截至8月底，在1.7万亿元直达资金中已形成实际支出超过7000亿元，后续约1万亿元的直达资金支出将带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较快增长。目前财政支出进度滞后于序时进度与去年同期，1-8月份财政支出规模占全年预算支出的60.5%，低于上年同期进度的比例缩小至3.6个百分点，而1-7月份时这一比例为3.9个百分点，可见支出端发力仍有较大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我们继续预计逆周期调控措施和需求释放，有助于宏观经济企稳反弹。我们认为，稳就业、保就业仍应是当前宏观政策的首要任务，而货币宽松政策的总规模和政策空间有可能边际缩减。在积极有为、注重实效的财政政策方面，随着经济继续修复，财政收入增速中枢有望进一步回升，税费减免、财政刺激与投资拉动将继续，预算赤字率和政府债务额度的提高，有助于支持财政政策较大的上升空间。在疫情影响全球经济下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重新抬头的背景下，应化危为机，进一步推动和促进国际合作，向全球投资者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稳定跨国投资者预期、提振投资者信心、深化国内改革进程。 （作者为经济学博士，华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首席策略分析师）
马汉智
9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指出，“联合国的75年，是人类社会迅速发展的75年、是国际形势深刻变化的75年、是多边主义快速发展的75年。”联合国的成立为世界和平与安全作出巨大贡献。联合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为重要的制度成果之一，是维持当今国际秩序的基础性框架。联合国促进了国家间的合作，让“合作理性”、“多边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议题。今天的世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多边主义面临诸多挑战。面对着新形势、新情况，联合国只有高举合作的旗帜，才能带领世界跨越阴霾、走向命运共同体。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世界问题多得很、大得很，全球性挑战日益上升，应该也只能通过对话合作解决”。 一、促进合作是联合国的初心和使命 促进国际合作是联合国成立的初衷，也是联合国宪章重要宗旨。第二次世界大战表明，信奉“零和游戏、丛林法则”只会给世界带来深重灾难。各国如何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联合国成立的重要背景。成立以来，联合国站在维护公平正义的道德制高点，按照大小国家相互尊重、一律平等的要求，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促进国际合作。在发展领域，联合国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动员全球资源，制定和实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联合国的推动下，几十亿人口迈上现代化征程，天花等多种肆虐千年的传染病被根治，一大批发展中国家走上发展快车道。在安全领域，联合国建立并践行集体安全机制，积极开展斡旋调解，推动和平解决争端，向冲突地区部署70余项维和行动。在联合国的努力下，不少局部冲突得到控制，新的世界大战得以避免，世界总体保持75年的和平与稳定。 二、推动全球合作抗疫是联合国当前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新冠肺炎疫情凸显合作的重要性。新冠肺炎疫情以一种特殊形式告诫世人，人类是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重大疫情面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团结合作才是人间正道。面对新冠疫情，如果各国继续各自为政、大搞单边主义、“退群”、“毁约”，继续丛林法则、零和游戏，将不仅会使病毒会持续蔓延，病死人数会持续攀升，各国的卫生体系会面临崩溃，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无法恢复，而且世界真的可能再度陷入大混乱、大萧条。疫情发生以来，作为世界公共卫生体系最健全的美国，无视疫情演变的基本规律、漠视科学家的作用、任性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给美国防疫及其国际抗疫合作蒙上阴影。疫情表明，世界各国在信息共享、贸易和全球产业链的维持、药品疫苗的开发等诸多方面国际协调严重不足。面对国际合作赤字，尤其是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内国际合作严重不足的状况，深化国际合作是唯一正道。 联合国应当在促进全球抗疫合作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毫无疑问，成功抑制疫情传播是当前各国最大的政治，也是联合国发挥作用的重要抓手。一方面，联合国应旗帜鲜明地反对将疫情政治化、信奉单边主义、搞霸权主义的行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面对某些国家的霸凌行为、唯我独尊，妥协退让没有出路。另一方面，联合国要团结起各国防疫的努力，为人类最终战胜疫情凝聚起强大的“合力”。例如，联合国应当在完善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方面付诸更多行动，把公共卫生安全置于国际议程的优先位置，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三、着眼“后疫情时代”合作，联合国大有可为 疫情深刻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深刻改变了各民族国家，也改变着联合国。疫情终将结束，但联合国如何在“后疫情时代”更好促进国际合作却是需要深思的命题。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建立联合国一样。这场疫情，也将给联合国的议题设置、职能发挥等产生深远影响。疫情导致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甚至是全面危机，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困难更多，需要联合国更有作为。疫情导致全球范围内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抬头，国际合作与多边主义面临严峻挑战。“后疫情时代”，如何释放更多多边主义红利、吸引更多的国家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是联合国必须面对的课题。“后疫情时代”，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达国家应对国内民生难题加大，经济恢复任重道远，联合国如何帮助上述国家纾困至关重要。尽管困难重重，但“后疫情时代”，人类将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人类面对共同挑战和危机的凝聚力会更加强大。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李春顶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月2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北京、湖南、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以及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扩展区域方案。标志着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再度扩容，增加三个全新自贸区并升级一个现有自贸区，为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拓展了版图，为应对全球新冠疫情挑战注入了动力，并且为构筑内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奠定了基础。 此次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容体现了特色鲜明的差别化发展战略，重点围绕服务贸易、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等新业态，建设契合当地优势定位的对外开放新高地。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着力于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将在有条件的区域最大限度的放宽服务贸易准入限制，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重点促进制造业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将打造全球高端装备制造业基地，内陆高端现代服务业中心，综合航运物流中心，内陆临港经济示范区，内陆承接产业转移和加工贸易升级的平台，以及粤港澳合作示范区。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重点通过布局一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前沿研发平台基地，建设科技创新策源地；将探索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深度融合的新机制，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的新模式，以及改革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举措。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重点加大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打造数字经济发展示范区。 自贸试验区扩容将扩大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地理版图。2013年9月上海首批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目标是对接长江经济带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2015年4月第二批自由贸易试验区相继揭牌，包括天津自贸试验区、福建自贸试验区和广东自贸试验区，目标是对接粤港澳深度合作、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两岸经济合作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2017年3月第三批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方案发布，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和陕西自贸试验区相继建立，目标是对接长江经济带、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2018年4月，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正式启动，区域包括海南全岛，将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建设。2019年8月第五批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方案出台，新设了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等6个试验区。加上此次新增3个全新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了“1+3+7+1+6+3”的新格局，构建了东西南北中协调、陆海统筹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全面开放态势。 自贸试验区扩容将扩大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开放深度版图。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以来，不断探索对外开放的深度，积累了切实可行的开放经验；实施七年来，已经累计形成了260项制度创新的成果，并向全国和其他自贸试验区复制推广，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具体来看，自由贸易试验区坚持先行先试，在全国首次引入负面清单管理体制，推动外资管理制度的革新；推动全国“放管服”改革，试行“证照分离”等制度；创立自由贸易账户，推动深化金融宏观管理；率先推行外币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设立第一个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提升通关效率等。作为开放的前沿阵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2013年的190条缩减到2020年的30条，开放的深度和水平不断提升。此次新增扩容的自贸试验区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水平，赋予试验区更大的自主权，破除深层次的体制和机制障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公平竞争的制度；同时推动自贸试验区对接国际先进规则，推动制度型开放的发展。 自贸试验区扩容将扩大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开放领域版图。自贸试验区建设以来，在负面清单、外贸和外资开放以及市场准入等方面不断拓宽对外开放的领域，从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到服务业，负面清单逐年缩短，试验区的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此次新设自贸试验区中，以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例，首次设立了针对服务贸易的自贸试验区，并将在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领域全面扩大开放。按照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将在金融领域探索本外币一体化试点，允许更多外资银行获得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资格，支持设立专门关注文创产业发展的民营银行，推动重点行业跨境人民币业务和外汇业务便利化，支持依法合规地通过市场化方式设立境内外私募平行基金等。湖南自贸区关注制造业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安徽自贸区关注科技创新，浙江新自贸区关注数字经济，都在不同的前沿领域推动自贸试验区开放领域的扩大。 自贸试验区扩容将扩大应对全球新冠疫情挑战和构筑内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对策版图。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中，给中国和全球经济带来了冲击和挑战，同时增加了不确定性。面对世界经济的低迷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深度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开拓海外市场和推动对外经贸投资的发展，同时以国内巨大的市场和需求惠及世界经济和全球复苏，缓和疫情带来的冲击。 与此同时，面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新趋势、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挑战，党中央提出了“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扩容将进一步畅通双循环，促进要素自主有序的流动并提高要素市场的配置效率，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自贸试验区的改革开放探索，将为国内大循环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动力，为国际大循环的发展提供不断探索和试点的机会、以及可复制的经验。 （李春顶为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贸易系主任）
刘波
9月18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南（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指南的主旨是为引导企业建立和加强境外反垄断合规管理制度，防范境外反垄断法律风险。指南鼓励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设置境外反垄断合规管理部门或岗位，或者在现有合规管理制度中开展境外反垄断合规管理专项工作。中国企业在大规模走出去的过程中，必然会与其他国家的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制度发生接触和碰撞，尤其是从事海外并购时，更可能遇上反垄断风险。而各国的反垄断审查与执行制度又千差万别，所以，企业一定要增强风险意识并熟悉各国的具体制度，以免付出不必要的“学费”。对走向海外的中国企业来说，这份指南是一个必要的提醒，也为如何行动提供了很有价值和操作性的信息。企业并购之前要接受对方国家的反垄断审查，满足合规要求，经营过程中要遵守其反垄断法律，所以反垄断意识必须贯穿“走出去”的每一步，绝不可轻怠。如果中国企业能在境外谨慎注意公平竞争并做出表率，这将大大提高中企的整体声誉和中国的经济软实力，让“走出去”的大环境变得更加亲和。这份指南是引导中企在海外遵守外国的反垄断法，但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这个问题也需要重视。中国《反垄断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垄断行为，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影响的，适用本法。”这一规定的制度意义应当得到进一步的开拓和深化。在世界各国竞相使其反垄断法的管辖权扩展到域外的情况下，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可以让中国不失去主动，扩展本国司法的影响力边界，也可以增进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并加入国际议程设置和制度建设进程。当前全球化背景下日益变得模糊的国家边界，和传统上严格限于主权范围内部的法律执行体系，产生了微妙的冲突。贸易方面，因为有WTO及各种多边及双边条约，所以规则相对明晰。而在反垄断法和竞争法领域，这样的国际协调机制相对欠缺。为了解决规则匮乏问题，近年来各国逐渐接受“效果原则”，即如果一国境外的垄断行为对其国内产生重大影响，该国可以设立监管框架，前提是此类影响是境外行动直接和主要预期的结果。但“效果原则”也可能被扩大解释，从而为扩张管辖权提供借口。这引发了不少争议，如美国与欧盟、日本之间曾因反垄断管辖权爆发激烈冲突，并引起了相关的制度建设。又如，英国于1980年颁布《贸易利益保护法》，以阻碍美国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从以往经验来看，美国最有可能过度利用反垄断域外管辖权。其他国家巩固本国的制度细则能有效制衡这种扩张。中国应当深入研究这些冲突并总结经验教训，因为随着吸引外资的增多和对外投资的深化，中国必然会越来越多地遭遇这些问题。《反垄断法》第二条事实上已经确立了“效果原则”，但还需进一步细化。这样的话，如果出现境外的垄断或不正当竞争行为，如国外出口企业联合建立横向垄断，或试图在与中国企业签订合同时建立纵向垄断的时候，中国就可以更有效地采取反垄断措施。中国也可以针对外国扩张反垄断管辖权的企图，提前制定相应的国内立法。当然做这些准备的目的不是制造冲突，而是在保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增进国际合作。当前国际反垄断的经济、法律和政治问题日趋复杂化，西方保护主义的抬头更为之增添变数，所以我们必须深入研判，规避风险，并为国际法治稳定性和公正性添一把力。中国应加强借鉴外国反垄断立法和执法经验，与别国反垄断机构加强合作，建立信息的互联互通，从而降低中国反垄断法执行成本，并增进国际间谅解和互信，这有助于国际反垄断从零和博弈走向更多的共赢博弈。当然，中国企业目前面临的主要反垄断问题仍然是在国内，国内的反垄断公正性、透明性和程序正当性也要加强，方能使国内与国际法治共同完善。
信海光
9月2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启动了新一轮的上海考察，考察的第一站落脚喜马拉雅科技有限公司。 7年多来总理多次考察上海。上海如此受重视源于其在中国的重要地位，上海不但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同时也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创新创业的最前沿。 在来上海之前的9月17日，李克强刚刚主持召开了国常会，会上李克强强调“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支持国企和民企改革发展。”对于民企，李克强强调，要千方百计稳住和发展民营经济，进一步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带动扩大就业。 在上海，喜马拉雅是一家具有多重代表性的公司。它既是一家知名民营企业，也是上海本土互联网创业公司的代表，同时还是上海为数不多的互联网内容创业平台。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互联网音频分享平台，喜马拉雅拥有6亿多用户，为上千万音频内容创作者提供了就业创业机会。 所以李克强在喜马拉雅公司说：正如泰山不拒细壤，只有更多的听众和音频内容创作者汇聚到这里，分享智慧、创造财富，才能创造无数声音的层峦叠嶂，形成“群峰”。 这应该是李克强首次公开谈到“内容创作者”一词，显示内容创业已被高层纳入视线。事实上，在今年7月22日的国常会上，既曾提出，对网络零售、移动出行、线上教育培训、在线医疗等新就业形态实行包容审慎监管，激励互联网平台创造更多灵活就业岗位。 与北京、深圳、杭州相比，上海互联网业实力偏弱，这就使得喜马拉雅作为本地的知名互联网企业地位更加凸显，9月9日，喜马拉雅的一场新闻发布会，甚至同时被作为上海市推进在线新经济发展现场会举办。喜马拉雅因其“在文化新消费发展方面积极实践”而受到官方重视。 话又说回来，上海互联网实力偏弱属于曾经的现状，在新兴互联网公司中，有不少当红企业是在上海起家，除了喜马拉雅，还有拼多多、B站、饿了么、小红书，这些都是新兴海派互联网企业，而其中足足有三家（喜马拉雅、小红书、B站）属于内容创业平台。 （作者系资深互联网产业观察家）
庞华玮
基金经理们大多认为，短期内，最好的机会仍在顺周期低估值板块。同时也有不少基金经理认为，从中长期来看，可开始关注和逢低布局部分调整基本到位的科技、医药、消费、券商等板块。
赵伟
9月21日，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分别报于3.85%和4.65%，连续5个月维持报价不变。 LPR维持不变，与经济修复过程中，流动性环境逐步回归常态、银行超储率过低等有关。疫情背景下，央行通过降准、降息、提供专项再贷款等方式，加大货币支持、引导利率快速下降。随着国内疫情逐渐平复、经济行为修复，4月中下旬开始，极度宽松的流动性环境“顺势”回归常态。年中以来，政府债券供给、结构性存款压降等，加大银行负债端压力，8月超储率或已降至1%左右甚至更低，使得银行下调报价的动力偏弱。 资金空转、违规流向地产等，也使得当局对防风险的重视度提升，更加注重“精准导向”。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上，央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利率适当下行并不是利率越低越好，利率过低也是不利的……就会产生套利、资源错配”。当前，央行主要通过适时加大逆回购、MLF等投放平抑资金波动，逆回购和MLF利率也连续5个多月维持不变。 引导融资成本下降大势所趋，实现方式可能更加多元化、并非单纯降息。从债务视角来看，缓解高杠杆对企业微观行为的压制，需要引导再融资和付息成本的下降。在新LPR机制下，除降低MLF利率外，央行也可以通过压降高成本结构性存款、定向提供低成本资金等方式，综合降低银行负债端成本，同时避免释放过于宽松的信号。 （开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所副所长）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有风平浪静，也有波涛汹涌。我们不惧风雨，也不畏险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尽管美国一些政客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想方设法遏制中国发展、不择手段阻碍中美交往，但中国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沉着冷静、从容自信。中国在应对风浪中迸发出强大力量，彰显了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决心和意志。中美关系目前面临的困难完全是美方一手造成的，其目的就是企图阻断中国的发展进程，为此甚至不惜一再突破底线。近一个时期以来，美国一些政客持续炮制攻击抹黑中国的言论，一再升级挑衅中国的行径。从肆意诋毁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政治制度，到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从对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和人员的正常新闻报道活动无端设限、无理刁难，变相大量“驱逐”中方媒体记者，到对中国在美留学人员进行任意盘查、滋扰甚至非法扣留……美国极端反华政客蓄意破坏中美关系，公然开历史倒车。正如美国前驻华公使、尼克松总统首席中文翻译傅立民所说：“他们似乎铁了心要维持自己的超然地位——不是通过改正问题和强大自身，而是通过给中国下绊子、上铐子，来达到目的。”用霸道行径维护霸权，已经让美国成为现行国际秩序的最大破坏者，站到了历史潮流和国际社会的对立面。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应该用战略互信寻求共赢，而不是用战略威胁互相钳制，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互尊互信，有利于创造机遇、共同发展。霸道欺凌，无异于四面树敌、自我孤立。可笑的是，美国一些政客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无休无止地进行拙劣表演，幻想着用谎言和大棒就能改变中国，但终究是蚍蜉撼树、螳臂当车。美国同中国打交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面对外部压力，中国什么时候低过头、弯过腰？！70年前，美军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正在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中艰难起步的新中国，毅然作出重大历史抉择，不畏强敌、保家卫国、捍卫和平、维护正义。30多年前，美方挑头对中国进行大规模制裁，美国国会通过20多项干涉中国内政的议案，但中国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用实际行动表明“中国度量是够大的，这点小风波吹不倒我们”，中国“抵抗制裁是够格的”。针对美方当前的种种霸凌行径，中方多次公开阐明原则立场，已经并将继续作出必要回应：中国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无意与美国全面对抗，但中国绝不会吞下损害自身核心利益的苦果。中国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政策立场一以贯之，保持高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中方致力于同美方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从来不会主动挑起事端，始终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永远把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就不会被任何外部势力所压倒。中国不惧任何极限施压，愿意以谈促和，也敢于以战止战。世界有目共睹，在百年一遇的新冠肺炎疫情考验面前，中国展示了14亿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所激发的坚不可摧力量，足以证明中国无畏艰难险阻，总是能够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美国一些政客违背历史潮流、试图维持单极霸权之举不得人心，如任其发展，国际法治、公平正义和平等互信都将受到践踏，世界将永无宁日。面对美国一些政客的横冲直撞、蛮横无理，中方作出坚定而又理性的回应，那就是维护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合法权益。中美关系的明天，取决于今天的正确选择和行动，离不开各方对历史经验的吸收、对历史教训的记取。把握好中美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需要以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为念。美方应当构建客观理智的对华认知，制定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采取有利于双边关系重回正轨的行动。
李春顶,刘园婷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加上洪灾和旱灾的极端天气、沙漠蝗虫和草地贪夜蛾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国际粮食市场动荡不稳、贸易限制措施频出以及全球粮食安全的风险。7月13日，联合国五大机构联合发布的《2020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显示，全球目前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年内或将新增1.3亿饥饿人口，并且今年将有25个国家面临严重饥饿风险，世界濒临至少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安全危机。 全球粮食安全的风险 风险之一是新冠疫情大流行对粮食供需的冲击。疫情的蔓延影响了劳动力流动、货物运输、农业生产资料的供给，打击粮食生产并中断粮食供应链。同时，疫情带来的世界经济低迷不振，影响居民收入，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导致购买力和有效需求的不足。 风险之二是极端灾害和气候对粮食生产的威胁。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气温升高改变了害虫的习性与繁衍，导致沙漠蝗虫在东非和南亚肆虐；飓风给美国农业造成巨额经济损失；极端干旱引燃澳大利亚森林大火；洪涝灾害影响我国农业生产；以及长期的全球变暖趋势带来粮食作物减产，营养物质含量下降，粮食主产区位移等。 风险之三是贸易保护和出口限制的影响。目前，国际粮食贸易主动权掌握在少数粮食大国手中，容易出现“少数国家扰动全世界”的局面。疫情增加了粮食供需的不确定性，引发多国采取了出口限制和“屯粮”的保护措施，包括世界第三大稻米出口国越南、全球小麦主要出口国哈萨克斯坦，以及俄罗斯和印度等国家。虽然这些限制措施都是临时性的并且大多数已经结束，但对市场不良预期和恐慌情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风险之四是粮食投机炒作带来的价格上涨和囤积居奇压力。随着大宗商品资本市场的发展，农产品市场和大宗商品的资本市场以及外汇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粮食的预期价格变化直接影响期货市场的投机炒作，增加了价格波动和不确定性。疫情的冲击带来粮食紧缺和价格上涨的预期，反映到大宗商品市场就会激发粮食期货价格的上升，叠加相应的投机炒作行为，进一步带动粮食价格的不稳定和波动。 风险之五是个别国家的战乱冲突和政治不稳定的风险。在亚非拉的落后和欠发达国家，疫情加剧了政治的动荡以及战乱冲突的升级，严重威胁世界粮食安全。例如也门、叙利亚等国家战乱冲突严重，饥饿和健康问题普遍；在刚果、南苏丹、委内瑞拉、海地等国家，很多人因饥饿而痛苦甚至死亡。 事实上，从世界粮食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来看，并不存在严重的短缺问题。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的统计显示，2019至2020年的世界粮食供给量为34.7亿吨，总需求量为26.7亿吨，期末库存近8亿吨；并且今年全球粮食生产前景良好，库存量较高。可见，当前的全球粮食安全风险主要是结构性的不平衡问题。 供给治理措施 应对全球粮食安全风险的关键着力点是增加粮食的生产和供给，减少粮食的短缺和供给不足的缺口。短期来看，需要鼓励和维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减少疫情对粮食种植和加工的影响。长期来看，需要提高粮食生产的效率，以及粮食种植的单位产出。具体来说，要重视农业科技创新、数字农业、垂直农业的发展。 农业科技创新是增加农业供给的有效手段。应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环境，激发科技创新的社会潜能。以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和效率为核心，以整合资源和创新机制为手段，以食物特别是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农民增收为主要任务，从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成果创新和产品创新等多方面进行系统设计。 数字农业是将信息作为农业生产要素，用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5G、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对农业对象、环境和全过程进行可视化表达、数字化设计、信息化管理的现代农业。推动数字农业发展已经成为全球主要国家的共识，有利于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增加供给并减少饥饿。数字农业与有机农场链（OFC）的结合，能够进一步提升粮食供给的现代化。OFC通过整合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降低生产风险，提高销售效率，降低融资门槛，促进农业金融多元化和农业发展标准化。另外，OFC全程深入农业生产、存储运输、以及销售等环节，打造“溯源+大数据+粮交所+线下门店”的数字农业全生态链，提高农产品生产和流通效率，增加粮食供应并维护粮食安全。 垂直农业也叫垂直农耕，是为了研究未来农业发展面临的人口压力和资源匮乏而提出的新概念，主要任务是解决资源与空间的充分利用，探索单位面积产量的最大化，所形成的一种农业耕作方式。“垂直农业”是当前普遍存在的农业室内温室的“升级版”，在室内种植对地点、气温、湿度、土壤成分等作物生长所需基本要素的选择具有灵活性，并且不用担心遭遇恶劣的气候条件，如干旱、洪水、疫情等影响。 需求治理措施 疫情带来的经济低迷、失业增加、收入下降，会降低贫困群体的粮食购买和消费能力，增加需求层面的粮食安全风险。故而，增加居民收入，保障需求端的粮食消费稳定，使人们能够在有限的收入水平下获得健康的膳食，将是减少低收入群体粮食安全的关键。 具体治理措施上，面对疫情的影响，可以采取减税降费和直接补贴等多种方式增加居民收入，采取促进就业政策减少收入不平等，帮助家庭农民和小规模生产者更好的获得改良技术并保持一定的盈利水平，优化营养和食物供应链以降低健康膳食成本、提高经济可负担性，保障需求和膳食健康。 另外，还需要治理世界性的粮食浪费问题，其从需求端过度消费和损耗了紧缺的粮食资源。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2019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中指出，全球每年约有1/3的粮食被损耗和浪费，总量约为每年13亿吨。故而，推动国际社会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倡导节约，是缓和粮食安全风险的重要方面。联合国粮农组织已经确定，今年9月29日为世界第一个“国际粮食损失和浪费问题宣传日”，推动节约粮食。 贸易和流通治理措施 粮食运输的不通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粮食出口限制是加剧疫情期间粮食安全风险的重要因素。从世界粮食供给和需求量来看，真正引发全球粮食安全风险的并非供应不足，而是人为造成的粮食供应受阻，即流通不畅和贸易保护主义。 治理的具体措施包括加强全球合作，保障物流的畅通，并消除贸易保护主义和出口限制。同时，简化海关流程，提高通关效率，推动粮食贸易的便利化；支持跨境电商的发展，打破时空约束，促进贸易并推动全球粮食的供需平衡。 投机治理和价格稳定措施 粮食事关国计民生，需要加强投机治理、打击投机行为，稳定粮食价格，才能保障粮食安全。新冠疫情叠加自然灾害，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粮食的流通并引发了粮食出口限制，导致市场恐慌和价格上涨，进而诱发粮食商品市场和大宗商品资本市场的投机行为，加剧全球粮食安全的风险。 治理投机和稳定价格的主要着力点在于维护粮食供需的稳定，尤其是保障粮食供给，消除恐慌的顾虑和预期。这就需要保障粮食流通和自由贸易，加强国际合作，增加粮食产出和供给。与此同时，对人为制造粮食价格波动预期、制造涨价和紧缺恐慌的行为要进行打击和惩罚，建立有效机制阻止投机资本进入粮食大宗商品市场。全球和区域治理合作 联合国三大粮农机构是全球粮食治理和维护粮食安全的重要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是各成员国间讨论粮食和农业问题的国际组织，工作核心是实现“人人粮食安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是负责多边粮食援助的机构，宗旨是以粮食为手段帮助受援国在粮农方面达到生产自救和粮食自给。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是联合国系统专门向发展中成员国提供粮食和农业发展贷款的金融机构，专注于通过农业和农村发展减轻农村贫困和粮食不安全。2015年9月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193个会员国达成了《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简称“2030议程”），提出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其中“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和促进可持续农业”（零饥饿目标）是第二项目标（SDG2）。三大联合国粮农组织共同围绕着“零饥饿”目标开展工作。 疫情以来，三大粮农机构在维护全球粮食安全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不仅及时提供《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分析粮食安全形势，为政策制定提供借鉴；同时采取各种措施帮助粮食生产和协调粮食援助。另外，新冠疫情爆发后，还联合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联合声明，呼吁各国确保粮食贸易的自由流通，维护新冠疫情下的全球粮食安全。世界贸易组织（WTO）从维护粮食贸易自由化以及贸易畅通的方向上维护全球粮食安全，多次呼吁并要求各成员国维护粮食贸易自由化，取消保护主义措施。 二十国集团（G20）也是维护粮食安全的多边治理机制，今年3月和5月两次分别组织召开了G20贸易部长应对新冠肺炎特别视频会议，声明要加强协调合作，减轻疫情对贸易和投资的影响；4月G20农业部长应对新冠肺炎特别视频会议发表声明，提出了要紧密合作并采取具体行动以维护全球粮食安全。区域治理合作机制上，亚太经合组织（APEC）、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欧盟、东盟和非洲联盟等都采取了一定措施并呼吁加强区域合作，共同维护全球粮食安全。 粮食援助措施 粮食生产依赖自然条件和劳动力，资源的分布不均带来了区域间生产的不平衡。非洲部分地区接连遭遇干旱、蝗灾和新冠疫情，并且农业基础设施原本相对薄弱，加上政治的不稳定，粮食安全问题突出。少数极度贫困的国家，经济依赖资源型产品出口，粮食又严重依赖进口；在疫情导致资源产品需求下降和价格下跌的情形下，这些国家的收入锐减，进口粮食的开支增加，财政危机引发严重的粮食安全危机。故而，贫困国家和贫困人口是疫情下粮食安全的主要受影响群体，必须通过援助措施才能得到缓解。 具体治理上，一方面要求联合国粮食计划署（WFP）和相关区域粮食援助机构进一步强化粮食援助工作，调剂余缺，保障全球粮食安全。另一方面，世界主要粮食生产大国和有粮食盈余的国家要积极参与粮食援助，帮助最落后国家摆脱贫困和饥饿。 “中国智慧”和“中国贡献” 作为世界第一大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大国，中国积极参与世界粮食安全治理，为维护世界粮食安全贡献了“中国智慧”，并做出了“中国贡献”。 首先，我国有世界1/5的人口，粮食产量达到了世界的1/4，三大主粮自给率超过98%，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了粮食基本自给，并从粮食受援国转变为对外援助国。同时，疫情爆发以来，中国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粮食生产和供给，倡导“光盘行动”、制止餐饮浪费、增强居民节粮意识。取得的成绩和有效的措施为世界应对粮食安全提供了方案和智慧。 其次，认真履行入世承诺，扩大了对外开放，逐步取消相关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和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全面加强了农业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参与国际食品法典等国际规则制定，积极参与、发起或主办重要国际农业会议，推动各国在粮食安全治理上形成共识。 最后，积极开展农业对外援助与合作。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减贫脱困、农业、环保等领域的民生援助，并且帮助非洲等欠发展国家和地区发展农业和粮食生产。目前，我国是世界粮食计划署的重要捐赠国。 全球粮食安全是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压舱石”，也是提高世界人民福祉的根本保障。世界各国应该协同一致、携手合作，保障粮食的供给和有效需求，畅通粮食流通和贸易，共同维护全球粮食安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和千年发展目标（MDGs），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李春顶为中国农业大学经济贸易系主任、教授，刘园婷为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生。本文为中国农业大学“世界经济新格局”青年科学家创新团队专栏文章。）
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钟小韵
为加强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决定》（以下简称《准入决定》），授权人民银行对金融控股公司开展市场准入管理并组织实施监管。同时，人民银行发布了《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以下简称《金控办法》）。准入决定和金控办法的实施，将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投资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整体纳入监管框架。对于金控办法，记者近日专访了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金融业经营模式不断转变南方财经：您认为金控办法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曹远征: 金控办法是以风险为导向的监管办法，它的出台是宏观审慎管理下的金融监管制度的一次飞跃。在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创新的浪潮中，金融业经营模式由分业经营转变为混业经营，涌现了不少跨行业、跨市场的产品。因此，产品层次的功能监管也愈发重要。在分业经营中，金融业务相互独立，难以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混业经营则优点众多：交叉销售减少运营成本，不同公司多层面进行融资使得融资能力提高，以及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协同等。因此，混业经营已经成为全球金融发展的主要趋势。金融控股公司不同于传统的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控股公司开展股权投资与管理，自身不直接从事商业性金融活动，由控股的金融机构来开展具体金融业务，建立风险防火墙。南方财经：在业务创新和风险管控的平衡方面，全球金融机构的情况如何？ 曹远征：19世纪到20世纪初，受到自由放任经济思想的影响，金融机构不受监管，银行业和证券业采取混业经营的模式。1929至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正是由于，信贷市场中的资金通过拆借和放贷的方式流入资本市场。大量资金以杠杆的方式进入资本市场，股市投机活动过度，导致资本市场崩溃，大批银行破产倒闭。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金融机构便出现了两种发展模式，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分业经营模式，以及以欧洲为代表的金融控股公司形式，控股子公司从事具体金融业务的模式。我认为，混业经营对金融机构最大的好处就是通过交叉销售发挥协同效应，这样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效益、节约成本。而混业经营最大的风险在于其业务的多样性产生的风险传导。一旦某个市场发生问题，容易导致系统性风险，监管难度较大。相比较而言，分业经营则是一个稳定而封闭的环境，当监管风险能力不足的时候，可以有效地控制系统性风险。理论上讲，如果金融机构具备控制风险的能力，市场风险就不会互相传递，那么混业经营将极大提升市场效率。正因如此，二战结束后，出现了全球金融机构向混业经营发展的趋势。同时，对风险进行实时监控的电子技术和对风险管控的金融工程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金融机构自身管控风险能力增强，同时监管机构的压力减轻，混业经营也成为了金融业融合发展的必然阶段。2008年金融危机后，人们发现，尽管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和管控能力得到了加强，但是系统性风险仍然存在。随即出台了一些新的监管规定，例如2011年美国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和2013年的“沃克尔规则”，为解决金融业系统性风险，将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适当隔离开来。南方财经：伴随着金融机构的演变，金融监管又是如何发展的？曹远征：金融机构模式不断变化，监管理论也有了新的发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其主要目的就是去杠杆，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包括宏观审慎监管。审慎监管是一个综合监管的概念，包括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和功能监管。在过去，我们做的比较多的是机构监管，而在目前金融机构业务界限日趋模糊和金融机构功能趋于一体化的情况下，在产品层次的功能监管就需要加强。此外，宏观审慎管理还包括合规性监管，即通过行政手段，对金融机构执行有关法规、制度和规章等情况进行监管，以规范经营行为，维护业内秩序。此外还要结合对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和风险管控，这样监管才能深入金融机构内部，到金融产品中去。在宏观审慎管理的框架以及产品监管的理念下，金融控股公司更多的功能在于股权管理、战略协调和资源共享，而不再涉及前台的具体金融业务的运营，金融控股公司的子公司则拥有各式各样金融业务牌照。金融控股公司不从事任何具体业务，那么是否需要受到监管则成为了一个新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发现混业经营是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随之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仍然需要受到监管。此次国家出台的金融控股公司管理办法就是从如何监管一个从事股权管理和战略安排的金融公司出发的。从分业监管向综合监管过渡南方财经：金控办法对于非金融企业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有什么影响？曹远征：1978年之前，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推进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四大行从人民银行中分离出来后，为了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牵头成立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等金融业务公司。这个时候的金融机构还是处于混业经营的状态，存在风险传递现象。1993年以后，为了避免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国实行了金融分业经营体制。将从事不同金融业务的公司从母公司分离出来，使其拥有相应的牌照，独立经营。例如，《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不得从事传统信贷以外的任何业务。监管部门也开始发生变革，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相继从人民银行独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职能与金融监管职能分离。这些都奠定了中国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基础。 但是后来，很多产业资本开始进入金融领域，收购金融机构的股权，形成多元发展模式。最早是海尔集团，而到现在任何一个大公司都有金融板块。许多公司通过收购股份或者投资金融业，客观上形成了金融混业的模式。而我国此前一直没有将这类公司纳入金融监管，因此容易带来一些问题，像之前的“德隆系”等。 处理上述问题有两种思路，一种是禁止混业经营，另一种是顺应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对金融控股公司加强综合监管。央行金融稳定局成立的核心作用之一就是处理金融控股公司的问题。 非金融企业投资控股多个类型金融机构，所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需要被纳入监管。这里说的监管是综合监管，尤其突出功能性监管，即监管产品，而不仅仅是监管机构和人。例如ABS产品穿透了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余额宝穿透了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此时仅仅监管机构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监管产品。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统一的股权投资与管理，其控股的金融机构经营具体金融业务。各金融机构作为市场参与主体，根据业务范围单独持牌。从产品监管的角度看，我认为在未来牌照种类会越来越多，越分越细，最后会根据产品种类持牌，这也意味着对监管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金控办法的实施不会改变我国现行金融业以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为主的格局，是对现行格局的完善和补充。换而言之，金控办法一定程度上是分业监管向综合监管过渡的产物。这也是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成银保监会的原因，未来证监会可能也会与银保监会合并。南方财经：那么新规对于国内金融机构形成的综合性金融集团有何影响？监管本质是什么？曹远征：全球金融集团规模不断壮大，产品越来越丰富。中国在坚持分业经营的模式下，机构规模相对较小，资本金不足，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面对全球竞争，国内金融机构也应该根据其风险管理能力和实际需求，向其他领域做出调整。金融脱媒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商业银行向其他市场扩张也是必然趋势。监管部门规定商业银行不能朝资本市场扩张，便有了影子银行。银行表外理财就是最初信贷紧缩环境下，为了达到信贷资产出表的目的而推出的银信合作理财产品。2018年国内经济监管体制调整，金融机构出现了向不同领域扩张的现象。银行开始设立理财子公司，而理财子公司将信贷业务与资本市场联系在了一起。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商业银行也成为了资本市场重要的参与者。在中国债券市场，商业银行是最大的持债人，这也意味者商业银行开始逐步向投资银行发展。 然而金融控股公司的存在，并不是我们所讨论的混业到分业，分业到混业的循环反复，而是超越了分业和混业经营的形态。 因此我认为此次金控办法的出台是监管制度的飞跃，是一个以风险为导向的综合监管办法。该办法从两个层面出发，在金融控股公司层面，明确股东资质、资本管理、公司治理、关联交易、风险隔离等标准。在控股的金融机构层面，则要求金融管理部门按照金融监管职责对所控股的金融机构实施机构监管。
郎加泽仁
2020年9月14日，中国与欧盟领导人以视频方式共同举行会晤，并宣布正式签署《中欧地理标志协定》。该协定的成功签署是此次会晤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果。它的正式签署对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中欧关系及其未来发展走向意义重大。新冠疫情的爆发对国际社会和全球格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加剧了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复杂性与突发性。然而，越是在这样充满挑战的时期，国际行为体之间就越是需要进行密切沟通，强化合作意识，加强统筹协调，从而促进国际层面的危机管理意识、构建国际层面的危机管理机制，以充分应对各类全球性危机。在这样的大变局背景之下，《中欧地理标志协定》得以顺利签署，不仅是中欧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且对国际格局的平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因素。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签署成功 该协定谈判于2011年启动，并于2019年底结束，共历时8年。据新华社消息，《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是中国对外商签的首个全面的、高水平的地理标志保护双边协定，并将为双方的地理标志提供高水平的保护。从消费者的切身利益角度来看，该协定能够有效阻止假冒伪劣地理标志产品，使中欧消费者都能购买到货真价实的商品。《协定》包括十四条和七个附录，主要规定了地理标志保护规则和地理标志互认清单等内容。根据该协定的规定，纳入协定的地理标志将享受高水平保护，并可使用双方的地理标志官方标志等。这有助于相关商品开拓市场、提高认可度。比如，在《协定》的法律保障下，中国相关产品可以获得欧盟消费者的认可，这将会进一步促进该产品的对欧出口。协定附录共纳入中欧双方各275个地理标志产品，既涉及酒类、茶叶、农产品、食品等，又包括宣纸、蜀锦等具有中国特色地理标志的产品。该协定的三大亮点是：受保护的地理标志数量多、种类多、待遇高。对欧盟而言，《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也开创了数个新举措，比如，欧盟首次在其协定中纳入如宣纸、蜀锦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理标志；同时，欧盟首次通过协定允许外国地理标志持有者使用其官方标志。总体上，中欧双方视该《协定》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经贸基础，为中欧双方坚持开展自由贸易、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的具体体现。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进行中 此次会晤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中欧双方领导人确认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并重申了2020年年底完成谈判的政治决心，为下阶段谈判提供战略指引，共同释放坚定信心和积极信号。2012年2月，双方领导人在第十四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上同意开启《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2013年11月，双方领导人在第十六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上宣布开启谈判，并于2014年1月进行第1轮投资协定谈判。2016年1月，中欧双方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整体范畴上达成一致意见，此后双方则进入具体的文本谈判阶段。2018年7月，双方领导人在第二十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上首次就市场准入问题交换了意见；2019年4月，双方领导人在第二十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上承诺要在该年内取得决定性的进展，以便能够在2020年达成协定。在第21轮至第25轮谈判中，中欧讨论了重大议题，包括金融服务业规范、资本转移、国民待遇相关的承诺、国家间纠纷解决机制、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投资、竞争、以及国有企业等方面。第25轮谈判中，第2次就市场准入问题交换了意见；分别于2020年1月、3、4、5月进行的第26轮至第29轮谈判中，详细讨论了修订后的市场准入问题。2020年6月和7月，第30轮和第31轮谈判涉及了公平竞争问题，包括国有企业行为准则、补贴政策的透明性、强制技术转让，并表示双方在这些问题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下一轮谈判预计于2020年9月21日至25日举行，目标是在年底完成该全面投资协定的谈判。 欧盟的目标 根据《里斯本条约》，欧盟在外国直接投资领域拥有专属权限。欧盟的目标是用单一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来取代欧盟成员国与中国之间的双边投资协定，这是因为该《协定》考虑到了2015年欧盟贸易政策通讯中涉及的投资政策方面的最新发展情况。欧盟成员国与中国间的双边投资协定在内容范畴上有很大的区别，但是所有双边投资协定只涉及准入后投资保护（post-entry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问题，没有准入前时期的市场准入条款，即准入前国民待遇问题。同时，《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也被认为是一个平台性投资协定（stand-alone investment agreement），它超出通常的投资保护范畴，并引入市场准入问题。欧盟的具体目标是希望该全面协定能够给中欧企业提供进入对方市场的新的机遇和好的条件；解决监管环境中的关键问题，包括透明度、许可、授权程序等；为在华欧洲投资者和在欧中国投资者的待遇问题建立保障机制，包括防止不公平与不平等待遇、非法歧视、无阻资本转移等问题；确保公平竞争的环境，遵守非歧视原则；鼓励责任投资，提倡核心环境与劳工标准，以支持可持续发展倡议；给合同当事方和投资者提供投资纠纷解决机制，以便考虑到承诺的有效执行。 欧盟主要机构的立场 欧洲理事会把《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视为是欧盟深化和再平衡中欧经济关系的优先事项，并曾呼吁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倡导公共采购与投资领域的对等原则；欧盟理事会相信，经济自由化、公平竞争环境等积极因素将会创造新的市场机遇。欧洲议会强调了谈判进程中的透明度最大化，并以此作为其同意签署该协定的前提条件；同时，还关注市场准入的改善情况、该协定的影响评估、投资环境的监管机制、投资审查机制等方面。总体上，欧盟主要机构对全面推进中欧合作持积极态度。 综合而言，无论是《中欧地理标志协定》，还是《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其核心是要建立更加优质的投资环境，突破中欧投资瓶颈问题。两个协定将会对中欧经贸关系、欧亚区域发展、以及国际社会产生积极意义。在接下来的时期里，中欧将继续推进《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谈判，并在坚持和平共处、开放合作、多边主义、对话协商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稳健发展，共同促进全球经济复苏，为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注入一些稳定因素。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杨志勇
贵州茅台发行150亿元债券消息一出，马上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贵州茅台不是现金很多吗？发债有必要吗？经查，这不是作为上市公司的贵州茅台所为，而是控股的贵州茅台集团公司的行为。 作为企业，哪怕是国有企业，发债无可厚非。企业在市场中活动，市场有需要，企业有条件，就可以去融资。那么为什么市场又特别关注这次发债呢？按理，发债金额不算特别大，不应该吸引那么多的眼球。关注者更关注的是发债资金去哪里了。原来，这150亿元要用于收购贵州高速的部分股权。贵州高速经营陷入困境，贵州茅台施以援手，当有望解救高速与危难之中。这当是茅台投资高速的主要原因。 投资的资金既可以是贵州茅台的自有资金，也可以是市场债务融资的资金。只要是市场行为，这也没什么值得大呼小叫的。人们已经习惯了一种思维，只要自己手上有钱，就不用债务融资。显然这种思维认识是有误区的。只要想想现实中多少人手上有现金，但也没想着全部还清银行按揭贷款。市场资金认得是回报率，但更有高回报的机会出现时，资金就应该去拥抱这样的机会。如果贵州茅台也是这样决策的，那么市场也没有必要反应过度。 市场可能更担心的是贵州茅台集团公司在承担着某种政府的职责，更担心的是投资高速的资金会不会是肉包子打狗。显然，这一切要取决于贵州高速在未来经营能不能有起色，只要贵州高速经营有方，市场疑虑就会打消。我们乐于见到这样的结果。 集团公司作为贵州省的国有企业，通过债务融资拯救贵州高速，是不是在替政府发债？作为地方国有企业，很容易让市场有这样的联想。但是，联想只能是联想。关键的问题在于市场对地方债风险的担心。此次150亿元债券发行，即使贵州高速不能给予充分的回报，对于贵州茅台来说，偿还当不是问题。只要债券发行本身不带来新的债务风险，那么市场应该乐见其成。 地方债风险应该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新预算法将地方债限额给予省级政府，就是要让省级政府对于地方债负起全面的管理责任。统筹地方债的发行和偿还，防范债务风险，都是省级政府的重要职责。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地方政府资产当是偿债资金来源的一部分。地方国有企业作为地方政府资产的载体一部分，在偿债资金筹集上当可发行作用，如利润上缴、资产变现等等。为了让企业正常经营不受影响，规范的政企关系还是很重要的。当然，作为产权所有者，地方政府对地方国有企业也有相应的产权处置权利，这也可以形成地方债偿还的资金来源。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