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财集团全国两会报道组记者吴治聪陈思琦深圳报道

从互联网产品经理，到普拉提教练，两份毫无联系的工作，因2016年6月孩子的出生而在“宝妈”殷殷身上发生了关联。

殷殷在产后修复过程中接触普拉提，全职带娃2年后，她参加了教练培训，如今从事普拉提教练及健身场馆运营工作。比起产品经理，健身教练的工作时间更具弹性，殷殷寻得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微妙平衡。

全职带娃3年的陈晓同样站在事业与家庭的天平上。丈夫常年出差，家中没有老人帮忙带孩子，陈晓放弃了育前的国企文秘岗位，到深圳某企业担任新媒体“小编”，办公时间相对宽松，但薪资不可避免地打了些折扣。

或是为了减轻经济压力，或是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越来越多全职妈妈选择回归职场。这其中，部分人与陈晓类似，趋于选择安稳、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的工作；部分人则如殷殷一样，在全新的赛道上“摸着石头过河”。

重返职场的过程中，“宝妈”们遇到了哪些困难与挑战？为维护全职妈妈再就业权利，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等多方主体应如何发挥作用？

今年“三八”国际妇女节恰逢全国两会召开，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工商联副主席赵心竹提交了《关于支持“全职妈妈”重回社会工作岗位的提案》，呼吁各级妇联多样化培育社区型女性社会组织，为全职妈妈搭建一个政府主导、社区促进、社会组织帮扶、家庭支持、个人努力协同作用的社会支持网络。

自媒体成为“宝妈”就业新赛道

“面对宝妈，公司不免会考虑是否能平衡带娃时间、是否生二胎等问题。”曾在电商公司任管理岗的兮兮妈妈，全职带娃生涯从2021年6月起，持续10个月。再次回到职场时，她坦言“高不成低不就”，只能降低对岗位和薪资的要求。

近日，智联招聘发布《2023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结果显示，61.1%的女性在求职中被问及婚育，与去年的61.2%基本持平，远远高于男性的21.5%。

升职加薪作为在职场中实现价值的重要体现，受访女性中，认为自己2023年“肯定会升职”和“可能性较大”的分别占比5.2%、13.8%，总计不到2成。当被问及晋升最大的障碍时，表示因“处在婚育阶段，被动失去晋升机会”的女性占比高达23.2%，大幅高于男性（10.7%）。

擅长文书工作的陈晓，脱产带娃3年后曾想应聘记者岗，但因记者外出采访时间不固定，她担心无法兼顾家庭。选择从事新媒体“小编”，很大原因是工作简单，时间上更具弹性，且允许居家办公。然而，有限的工时对应着微薄的薪资，陈晓的晋升遥遥无期。

“比起当全职妈妈，上班带来的获得感确实更大，即使这份工作一眼就能望到尽头。”陈晓说。

虽有些许无奈，像陈晓一样企图切换至“安稳”赛道的“宝妈”不在少数。记者在小红书APP搜索发现，“非师范全职妈妈自学幼儿园教资”“二胎全职妈妈教资成功上岸”等经验帖反响热烈。

一位“宝妈”向记者介绍，幼儿园及中小学教师是传统意义上“朝九晚五”的工作，且享有寒暑假。有些“宝妈”甚至希望到其孩子所在的学校上班，教师岗或行政管理岗都很抢手。

“宝妈”追求“朝九晚五”的背后，根据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2021年12月联合发布的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在业女性日均照料家庭成员和做饭/清洁/日常采购等家务劳动时间为154分钟，约为男性的2倍。具体看，0-17岁孩子的日常生活照料、辅导作业和接送主要由母亲承担的比重分别为76.1%、67.5%和63.6%。

“重返职场意味着背负双重身份，尤其家庭方面负担较重，工作的选择范围相应缩窄。相较之下，自媒体提供了一条理想的新赛道。”曾在事业单位工作的谢婷，脱产带娃3年后尝试自主创业，运营育儿内容的自媒体账号。作为育儿自媒体的主要受众，“宝妈”从读者到运营者的身份转变往往相对容易。

据记者梳理，微博、小红书、抖音、B站等主流内容营销平台上带“母婴博主”标签的自媒体账号不在少数，内容涵盖育儿经验、好物评测、“萌娃”日常、儿童穿搭等，变现则主要依靠直播带货、社群运营、亲子关系付费课程等。

需要关注的是，自媒体和直播电商的兴起，在市场上衍生出大量新手培训课程和机构，“宝妈”们多为“摸石头过河”。谢婷向记者反映，自媒体培训机构鱼龙混杂，资质难辨，效果参差，“如有妇联等政府部门牵头开展正规的职业能力培训，效果应该会更好。” 

生育问题仍是职场女性最核心关注点

脱产带娃的日子里，兮兮妈妈直言“没有收入很慌”。她逐渐意识到，生活仅仅围着孩子转并不意味着高质量陪伴：“日复一日地朝夕相处，感觉是在耗损亲子银行的能量储备，而工作能让我暂时从家庭中抽离出来。”

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95.4%的被访者认同“有一份有收入的工作对女人很重要”，而2021年我国18岁-64岁的女性中大约有30%没有就业。面对保姆费用居高不下、隔代教育力不从心等问题，部分女性不得不暂别职场，待子女入托、入学后寻求再就业机会。

然而，因照顾子女而形成的职场“空白期”，使“宝妈”们的职业知识、技能水平已跟不上企业需求，就业竞争力大大下降，这也让处于生育年龄的职业女性顾虑有加。

智联招聘调研数据显示，“三孩”政策推行已近2年，但“只生一个好”仍是广大职场人的共识。愿意生三胎的女性仅占1.7%，38.8%的女性只愿生一个孩子，高于去年的35%。34.8%的女性担心生育影响职场发展，远高于男性的13.9%。同时，28.3%的女性担心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带孩子。

报告还显示，已婚已育的职场人中，49.3%的女性认为配偶“基本没有承担家务、照顾小孩的责任”，占比高于去年的23.1%，而仅6%的男性认可此说法。

搭建政府主导的社会支持网络

“女性参与就业、创造社会价值是其获得和保有财产权利的基本途径，也是提升女性社会地位、实现男女平等的保障。”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工商联副主席赵心竹提交了《关于支持“全职妈妈”重回社会工作岗位的提案》。

赵心竹提到，我国《劳动法》《就业促进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相关法律文件尚未有维护全职妈妈再就业权利的单行条例，建议劳动部门加强对女性就业群体，尤其是全职妈妈群体的调查研究，与时俱进、有针对性地完善法律法规。同时加大执法力度，对违反《劳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给予严厉处罚。

政策方面，广州已做出调整。3月1日起施行的《广州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服务规定》明确，鼓励用人单位与职工协商确定有利于照顾婴幼儿的灵活休假和弹性工作方式，夫妻双方经所在单位同意，可以调整奖励假、育儿假的假期分配。女方自愿减少奖励假、育儿假的，男方享受的陪产假、育儿假等可以增加相应天数。

这就意味着，男方有条件分担更多育儿责任，为女方重返职场扫除些许障碍。几位受访“宝妈”亦向记者强调了与配偶达成共识的重要性：“要多与另一半聊聊，争取来自家人的更多支持，毕竟育儿是双方的事。”

针对全职妈妈职业技能与社会脱节的问题，赵心竹建议，多为“宝妈”群体举办技能培训活动，并建立相应的求职就业信息服务平台，为其提供合适的岗位信息；完善创业扶持政策，通过设立专项创业基金的方式，助力其发挥所长，创造财富。

“尤其可借助女性社会组织的力量，为全职妈妈群体链接社会资源、提供就业信息，通过互动交流排解就业压力。”赵心竹呼吁各级妇联多样化培育社区型女性社会组织，为全职妈妈搭建一个政府主导、社区促进、社会组织帮扶、家庭支持、个人努力协同作用的社会支持网络。

在这方面，深圳正探索一条联动港澳的创新路径。3月7日，“深港澳女性交流服务中心”在深圳揭牌，中心内设女性创新创业服务基地、湾区姐妹会客厅、女性成长沙龙、巾帼创业创新成果展示区等功能分区，未来将在支持妇女创新创业、培养优秀女性人才、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深化深港澳妇女交流等方面持续发力。

即使政策法规逐步完善，社会力量亦投入更多关注，全职妈妈再就业仍“道阻且长”。作为“过来人”，多位受访“宝妈”向记者表示，全职妈妈们一方面应做好心理建设，避免陷入“孩子照顾好，是理所应当；孩子没照顾好，是妈妈失职”的低价值感和自我怀疑的恶性循环中；另一方面，即便短期内无法返回职场，也应保持对外界消息的敏感度，持续精进某些方面的能力，给未来的事业预留更多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