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为青釉陶骑马俑，下图为四神博局纹铜镜。本报记者 梁信 摄

人们常说，博物馆是治疗生死焦虑的公共场域。通过考古学家们从地底发掘出来的墓葬文物，我们不仅看到了跨越千年的器物，更看到了古人鲜活生动的生活切片；照见的也并非沉寂与终结，而是曾经喧腾的生命图景与不灭的人间烟火。

“老广”们把日常过成了烟火，也同样把烟火带进了长眠。两千年前，他们往墓里放下一套陶屋、几只耳杯，再摆上一只陶猪，仿佛只是出门远行，而非诀别人间。

近日，广州博物馆带来了广州首个聚焦中国古人“生死观”的专题大展“人间镜像——广州汉晋墓葬的生命叙事”，围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州汉晋墓葬考古成果，精选208件套馆藏文物、手稿和资料，展示了重要墓葬及文物背后鲜活而又真实的“广州人”，重现汉晋时期广州的城市记忆和历史图景。展期将延续至9月7日。

考古点亮广州记忆

生死议题贯穿人类文明，在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墓葬不仅是亡者安息之所，更承载着古人对生命的感悟与对来世的想象，随葬品既铭刻着墓主生平，也寄托着生者思念。汉晋时期，多元文化蓬勃发展，这一阶段丰富的墓葬资料，彰显出古人成熟的生死观念与完备的丧葬礼仪。这些带着人间温度的文物，不仅勾勒出汉晋广州的鲜活图景，更成为考古学家手中的钥匙。它们解锁着历史深处的密码，让我们得以窥见古人的生活智慧与文化脉络，印证着考古研究在探寻文明演进历程中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在广州考古的历史长河中，麦英豪、黎金伉俪无疑是闪耀的双星。1952年，怀揣着对考古事业的热忱，二人进入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开启了探寻历史的征程。随后，他们奔赴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与洛阳田野实习，并跟随郭沫若、郑振铎、梁思永、夏鼐、苏秉琦、宿白等一众学界泰斗学习。学成归来，他们在广州大地深耕，开展大规模田野考古发掘。1953年，他们在西村石头岗发掘了一座秦代木椁墓，编号“53西石M1”，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广州考古正式启程。

而本场展览中呈现的第一件重要展品，正是麦英豪和黎金编写的《广州汉墓》一书。汉代墓葬是中国历史时期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最成体系的墓葬资料，广州也不例外。1961年，麦英豪和黎金对1953年至1960年广州考古发现的409座两汉墓葬进行系统整理，并编写出70万字的《广州汉墓》初稿，随后印送有关专家和单位征求意见。1973年在夏鼐先生的支持下，麦英豪与黎金对《广州汉墓》初稿进行全面修改，借鉴《长沙发掘报告》《洛阳烧沟汉墓》的学术体例，科学划分汉墓分期，以详实墓例与严谨分型分式，让研究更具权威性。

1981年，《广州汉墓》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作为广州首部田野考古专刊，它为岭南两汉墓葬断代分期立下标杆，至今仍是学界研究的重要基石。麦英豪在《广州汉墓》中对南越国、两汉时期广州水上交通和海外贸易、岭南地区干栏式建筑等议题，开创性地以考古资料为主、文献史料为辅，全景式勾勒出两汉广州的社会风貌，这本著作凭借卓越的学术价值，荣获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成为广州考古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汉晋“老广”的日常

考古学的魅力，在于以器物为舟，渡向遥远的过去，不仅能窥见生死的哲学，更能洞见天地间众生的百态。当我们站在“人间镜像”展览的文物前，两千年前的故事，便如同被唤醒的时光，鲜活地铺展在眼前。

这片如今被称作“广州”的土地，在两千多年前有着“番禺”的古称。司马迁曾在史书中盛赞番禺，称其“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更是著名的秦汉都会之一。彼时的番禺，恰似一座多元文化的熔炉，旧秦国人、六国后裔、中原汉人在此往来，百越族群在此聚居，甚至还有来自异域的胡人穿梭其中。尽管历史的长河淹没了他们的姓名，但广州汉墓中出土的件件文物，却如同一把把钥匙，悄然开启尘封的记忆，让我们得以拼凑出他们鲜活的人生图景。

西汉初期，在南越王赵佗的统领下，南越国兵强马壮，将士们训练有素。彼时南越国挥师长沙国，一时声名远扬、震慑四方。南越士兵征战沙场时，剑、矛、戈、弓弩等兵器不离手，这些陪伴他们出生入死的“伙伴”，在他们离世后，也常被作为随葬品，寄托着对往昔征战岁月的眷恋。1960年，三元里马鹏岗8号墓（M1168）被发掘出来，墓中随葬着四件铁矛、两件铁戟与一把铁兵器，不仅数量可观，且均为铁质。经专家研究推断，这位墓主极有可能是南越国里一位骁勇善战的将领。他的故事，也通过这些兵器的诉说，慢慢浮现。

秦统一岭南后，中原文化如春风化雨般浸润这片土地，汉越民族自此开始深度交融。许多越人主动研习汉字、学习汉礼，逐步融入南越国社会，完成了从“越人”到南越国臣民的身份转变，也为岭南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汉晋时期的番禺城，有这样一群匠人，虽多为奴隶、刑徒，却默默支撑着城市的运转。他们终日与泥土打交道，烧制着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砖瓦，也塑造着千家万户使用的生活陶器。遗憾的是，因身份低微，至今尚未发现属于他们的墓葬，但考古专家在南越国宫署遗址与贵族墓葬出土的陶器、瓦器上，找到了他们存在过的印记——器物上的戳印，便是他们的“签名”。以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左官奴单”长方砖为例，这看似简单的四字戳印，实则暗藏玄机：“左官”点明了烧制机构，“奴”揭示了工匠的身份，“单”则是这位陶工的名字。这些带着岁月痕迹的戳印，让我们得以穿越时空，窥见他们曾经的劳作与生活。

广州海珠区因位于珠江之南而俗称“河南”。西汉早期“河南”水位高、陆地少，鲜有居民。随着地理环境的逐渐变化，在现在的市二宫、晓港、康乐村等地，人们已经在西汉中晚期形成了生活区。在小港路大元岗发掘的一座西汉晚期墓葬中，一件陶壶盖上清晰刻划的“杨本”二字，成为了考古的重大发现。专家推测，这很可能就是墓主的姓名，而杨本也因此成为目前所知广州汉墓中，姓名可考的最早的“河南”居民。更令人惊喜的是，在杨本墓中出土的陶扑满（即存钱罐）里，竟藏有40枚五铢钱。如此完整的组合，在广州汉墓的发掘历程中实属罕见，仿佛为我们揭开了这位古人生活一角的神秘面纱。

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中，有“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之句，道尽古人对夫妻生死相依、不离不弃的深情向往。这份跨越时空的深情，正是横枝岗2号墓（M2029）中的一对夫妻爱情的写照：这对相继离世的夫妻，在他们各自棺内头部都放了一面铜镜，铜镜上的铭文赫然印着“长毋相忘”，历经千年仍清晰可辨，仿佛在诉说着他们不朽的誓言。

东汉时期，随着砖室墓的普及，广州地区的夫妻合葬墓逐渐增多，墓室设计可二次开启，为夫妻“死后同穴”提供了可能。如龙生岗43号墓（M4013）中，女棺先葬，男棺后入，男子将一面铜镜一分为二，分别随葬，寓意着即便阴阳两隔，也要在另一个世界重聚，让破碎的铜镜重圆，让未尽的情缘再续。这些充满温情的随葬习俗，让冰冷的墓葬化作承载情感的容器，为我们展现了古人细腻而深沉的爱情观。

东汉时期，番禺城隶属交州，虽非州治所在，却依旧商贾云集、烟火鼎盛，城中多是家境殷实的人家。东汉末年，吴国大将踏访此地，亦不禁赞叹番禺为“膏腴之地”。在广州出土的东汉墓葬中，陶屋、陶仓等明器琳琅满目。这些造型精巧的陶屋不仅结构复杂、设施完备，还伴有栩栩如生的奴仆侍从、舞者乐师俑像；陶仓旁，鸡犬相闻、牛羊成群的场景跃然眼前，勾勒出一派富足安乐的生活图景。它们既是东汉番禺人现世生活的缩影，也寄托着墓主人对来世延续美好生活的殷切祈愿，让千年后的我们，仍能透过这些陶制明器，触摸到古人对生活的热爱与眷恋。

古今相照烟火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麦英豪、黎金两位考古学者投身广州考古事业，开展大规模发掘工作。他们发现了数十座两晋墓葬，但晋墓在数量上远不及汉墓，且仅有少数发布了考古发掘简报。长久以来，晋墓的研究光芒被汉墓考古的卓越成就所掩盖，但从晋墓出土的珍贵纪年文字砖中，我们依然能清晰窥见汉晋时期广州城市的发展脉络与历史变迁，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不容小觑。

东汉末年至西晋永嘉年间，中原地区战乱频仍、饥荒肆虐，引发两次大规模北民南迁浪潮。除江南地区外，岭南的交州、广州也成为流民南迁的重要目的地。迁徙队伍中，既有显赫的世家大族，也有饱学的文人学者，许多人选择在广州扎根、安居乐业。西晋永嘉时期，相较动荡的中原，广州迎来难得的太平岁月。众多晋墓出土的陶俑、陶模型明器，生动再现了晋代大族的优渥生活。以1981年沙河顶4号墓出土的青釉陶骑马俑为例，骑者头戴冠冕，双手紧握缰绳，稳坐马鞍之上，前方有两名马僮牵马开道，后方侍从手持残断的圆柄形物件，据专家推测应为伞盖。这组骑马俑的出土，为我们了解晋代“广州人”的出行方式，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

从汉晋时期的番禺到今天的广州，这片岭南热土始终跳动着热爱生活的脉搏，始终珍藏着对“好好生活”的朴素追求。当我们读懂墓葬里的人间烟火，便更懂得珍惜眼前的三餐四季——或许这就是考古的温暖意义。不妨在这个夏秋之交，走进广州博物馆，在古人的“镜像”前驻足片刻，感受那份穿越千年的生活暖意，或许能让我们对脚下这座城市，对属于自己的“人间烟火”，生出更深的理解与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