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施诗上海报道 2021年9月7日，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150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北京再度成为全球的焦点。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背景之下，北京奥组委面临的挑战不少。尽管如此，北京冬奥会的筹备工作依旧有条不紊。2020年年底，北京冬奥会的12个竞赛场馆已经全部完工，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也同步完成。

全国政协委员、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副主席、2022年北京冬奥组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杨扬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现在已经进入到赛时的准备阶段，各个场馆都进驻了各自的运营团队。国际奥委会对我们的整个筹备工作十分满意。”

作为中国冬奥会首金得主，杨扬是我国冰雪运动全面发展的见证者与推动者。2002年2月16日，杨扬夺得中国冬奥首金，令更多人认识冰雪运动；2015年7月31日，她以北京申奥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与了申奥陈述，助力冬奥会来到中国。 彼时，中国明确提出“通过举办北京冬奥会带动3亿人上冰雪”的愿景。根据《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2020》显示，2018年-2019年冰雪季，中国冰雪旅游人数达2.24亿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3.7%。

毫无疑问，北京冬奥会成为我国冰雪运动发展的“催化剂”。杨扬对记者指出，随着这几年工作的推进，无论是政府的投入，还是商业的推广，各个层面的推进，“三亿人上冰雪”的目标基本上即将实现。

除了推动冰雪运动的发展，杨扬还积极参与各类国际体育组织，为中国体育发声，也为全世界的运动员发声。在成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副主席之后，杨扬希望能够发起关于兴奋剂的随行人员项目，让他们能够认识到兴奋剂的危害，并更好地支持他们的运动员能成为更好的冠军。 

冰雪运动已遍布全国

《21世纪》：从您夺得冬奥会首金到北京举办冬奥会，刚好是20年。当时有没有想过冬奥会会来到我们祖国？

杨扬：想过，一直都想。但是，没想过会这么快实现，也很荣幸能有机会参与其中。

《21世纪》：在过去20年里，我国的冰雪运动取得了哪些进步？

杨扬：过去20年里，我觉得首先冬奥会“零”的突破，让大家开始了解冬季运动，因为毕竟冬季运动还是在比较小的区域开展。在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冬季运动集中在黑、吉两省开展。二十年来，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竞技体育成绩的提升、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南方陆陆续续开始有冰场、有滑冰的小朋友。北京申办冬奥会成功时，我们也提出了“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整个冰雪运动都在蓬勃发展。很多的场地设施都在建设，参与的人群也已经越来越多。很多年轻人、小朋友已经把滑冰当成一种时尚运动，不单单是竞技体育的一个目标，更重要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非常重要的。

《21世纪》：刚刚你也提到了“3亿人上冰雪”这个目标，目前进展如何？

杨扬：我觉得在我们刚刚提出“3亿人上冰雪”这个目标的时候，全世界还是蛮惊讶的，甚至还对目标实现的前景存疑。随着这几年工作的推进，无论是政府的投入，还是商业的推广，在各个层面的推进之下，今年年初时这一目标已接近实现。大家对冬奥会之前实现这个目标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我觉得这也不重要。在我看来，冰雪运动的发展在冬奥会之后会有更大的空间，因为我相信一届奥运会会让国人看到非常不一样的冬季运动。特别是雪上项目，我们在申办冬奥会之前，中国有1/3的项目还没有开展，那么通过此次冬奥会，我相信会有更多人认识冬季项目，也会选择参与自己喜爱的运动。因此，我认为冬奥会之后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21世纪》：你是怎么在南方推广冰雪运动？

杨扬：我们刚来上海的时候，在运动的推广上做了一些工作，比如与很多电视台沟通、搞很多线下活动，请一些学校过来体验等，慢慢地冰雪运动在上海就开始有了一些基础。目前，上海的冰雪运动应该是非常发达的。像疫情之前，上海已经连续10年以上举办短道速滑世界杯，也举办过一次花样滑冰世锦赛、短道世锦赛，以及上海自己办的综合性冰上运动赛事“上海杯”。这些赛事也让更多的上海本地人、南方人来了解冰上运动。

《21世纪》：我们知道“冬奥效应”是短期的，那么在冬奥会之后，我们应该如何维持冰雪运动的可持续发展？

杨扬：在北京冬奥组委成立之初，就成立了北京冬奥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我们从一开始就把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的课题纳入规划，比如这些场馆未来的使用、环保等都做了提前的规划。因此，在冬奥会之后，这些场馆大部分将会给老百姓使用，这些都是对未来推广冰雪运动非常重要的。

此外，这一规划包括人才的培养。这个人才不单单是运动员的培养，更重要的是冰雪运动的管理者、赛事的举办者、组织者等的培养，这些对于未来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21世纪》：那么，对于整个体育产业而言，可以从哪些方面推动发展？比如文化体育产业？

杨扬：我不是专家。我运营的是很小的一个俱乐部，但是我一直觉得，要做老百姓所需、想他们所想、为他们提供服务。我一直也相信体育有这样的社会功能，推进社会的发展，支持青少年的成长，成为他们教育的一部分，成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健康生活的一部分。

从商业推广来讲，应思考如何通过商业的方式提供更好的服务、提供更全方位的服务。中国经济发展到这样的一个程度，老百姓生活的幸福指数需要提高，运动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此，体育产业能够在提升中国人的幸福指数方面和身体健康的健康方面做一些贡献。这就是它最大的商业价值。 

将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会

《21世纪》：目前北京冬奥会的整体筹备情况如何？

杨扬：我们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要求，另外按照我们之前给出的时间表，现在已经进入到赛事的准备阶段，各个场馆都进驻了各自的运营团队。年初我们做了测试活动，因为有些测试赛受疫情影响取消了，所以今年冬季个别场馆会有测试赛，再一次测验我们的运行团队。国际奥委会对我们的整个筹备工作十分满意。 

《21世纪》：大家很关注北京冬奥会的防疫工作，现在有哪些计划？

杨扬：具体的方案还在跟国际组织沟通。我们的原则就是首先要保障运动员的安全，以及我们整个城市的安全。防疫工作肯定是安全的、科学的，同时也要保证运动员的状态。比如，我们普通人出国回来后进行14天隔离，但这样的策略对运动员肯定不行的，因为他们要保证运动状态。因此，如何能够保证他们的竞技状态，同时又能够保证安全，从操作层面而言，防疫工作确实挺复杂的。我们叫“气泡管理”，会有不同的里里外外几层“气泡”，以最终能够确保运动员的安全以及我们市民的安全。我们期待北京冬奥会能够在有观众的情况下举办，但是疫情存在不确定性，又是动态发展。我也不敢保证一定有观众参与，只是说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21世纪》：你这次也去体验了东京奥运会。你觉得东京奥运会的防疫工作对我们有没有借鉴作用？

杨扬：北京冬奥组委去了30多人，也在现场学习和了解了整个东京奥运会的运行情况，因为除了防疫政策之外，还有方方面面的一些变化。我相信大家都带回来最好的、最及时的信息。

此外，从国际奥委会来说，他们经过东京奥运会的实际操作，对北京冬奥会的筹办也会起到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肯定是开放的态度，也会确保防疫工作的安全性与科学性。此外，我们将根据运动员的职业特点，在尽可能地做到安全的同时，还要确保运动员感受到他们的竞技状态得到了最佳的保障。

《21世纪》：6年前你做申报陈述的时候，提出要办一届以运动员为中心的奥运会。目前这一块进展如何？

杨扬：从我们申办之初，就提出来要办一届以运动员为中心的奥运会。申办成功之后，北京冬奥组委成立了运动员委员会，由19名运动员组成，其中包括乒乓球的王皓跟射击的杜丽两名夏季运动员，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在冬奥会中补充夏季项目运动员的经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两位残奥会的运动员，他们也会把分享他们参加残奥会的经验。我们委员会每年会有两次会议，同时也会不定时地和各个部门会进行不定期的沟通，这样能够在筹备过程中把运动员的需求非常充分地转达给组委会。组委会在筹备的时候，如果想要更加了解细节或者了解运动员的想法，也可以及时跟我们沟通，这几年都是这样推进。我们每个运动员委员会成员都很积极，因为能感受到他们的价值正得到体现。

《21世纪》：在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50天之际，你作为北京冬奥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想对全球运动员说些什么？

杨扬：对于中国而言，我们要办一届以运动员为中心的奥运会。在过去五、六年的筹备当中，我们一直是秉承这样的理念。因此，作为一个中国运动员，我们都非常期待能够在我们的国家迎来全世界的运动员。我们也非常骄傲地说，我们非常有信心为这些运动员提供一个最佳的比赛环境，也很期待他们能够在中国把他们最好的、最酷的竞技状态体现出来。我相信，届时会影响和鼓舞更多的全世界的孩子和冰雪爱好者来参与冰雪运动。这是我们期待和我们希望见到的场景。

《21世纪》：北京冬奥会会不会有哪些中国特色将呈现给全球运动员？

杨扬：北京奥运会恰逢中国春节。虽然一些活动可能因为疫情都要简化，但是他们还是能够感受到中国的春节文化，而且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所以我相信届时来自全世界的运动员以及所有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都能够感受到中国的春节文化。 

希望帮助运动员成为更好的冠军

《21世纪》：退役之后，你进入多个国际组织担任委员，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杨扬：当运动员的时候，对于国际组织其实是挺模糊的。我还记得第一次作为运动员代表去参加国际滑联会议，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自己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因为跟我们的文化不太一样，第一次和国际滑联主席、副主席还有一些理事们坐一起开会，真不知道该说什么。茶歇的时候，我特别去问了一下主席“我们能干什么”，主席当时给我回答说“这是你的项目，你告诉我，我们能为你们做什么？”我听了以后，立即有了主人翁的感觉。在国际组织制定规则时，你会觉得你能够第一时间传达运动员的需求。从中国运动员而言，当时也觉得在制定规则的时候，需要有我们自己的人去代表中国发声。之后，我又进入国际奥委会，再到如今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就从原来为中国发声，到现在为体育大家庭发声。作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副主席，我是由体育大家庭里选出来的代表，需要让更多的运动员为自己成为干净的运动员去获得胜利而感到骄傲。同时，运动员们要相信我们的一套系统能够保证为他们提供一个公平的竞赛环境。

每一个阶段会有不同的感受，但是一直都觉得非常幸运能有机会参与。毕竟体育对于我来说，帮助了我成长，那自己有机会在退役之后做些工作，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

《21世纪》：2020年初，你成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副主席，这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杨扬：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职责是保障、捍卫体育的纯洁性，保护干净运动员的权益。这是我们的主要职责。此外，在整个反兴奋剂的工作里，我们是制定标准的。通过我们制定的这个标准，能够让竞赛保证它的公平性。

《21世纪》：疫情对整个反兴奋剂工作会有影响吗？

杨扬：有影响，确实有一段时间整个反兴奋剂工作没办法开展。不过，换个角度想，实际上影响也没有那么的绝对。本届东京奥运会之前，我们做的筛查是历史以来数量最大的。迄今为止，此次东京奥运会出现的兴奋剂检测阳性的运动也就几例而已。

在疫情期间，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奥委会重新制定了关于世界反兴奋剂教育的标准。这一标准是希望运动员从成为运动员起就了解反兴奋剂，而不是在尿检的时候才意识到是兴奋剂的问题。我们要主动地和兴奋剂say no。同时，我们也发起一些线上的培训项目，要从价值观的角度让青少年来了解如何去成为一个真正的冠军的重要性。

《21世纪》：我觉得反兴奋剂不只是运动员的事情，也是整个团队的事情。在这一块有没有哪些工作？

杨扬：我自己非常坚信运动员的随行人员在反兴奋剂工作上是非常重要的。这两年虽然都是线上工作，我也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不断地在沟通，希望能够发起关于兴奋剂的随行人员项目。运动员的随行人员就是指他的保障团队，包括父母、教练、领队、队医等。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认识到兴奋剂的危害，并能够更好地支持他们的运动员在未来成为更好的冠军。因此，我一直坚信这块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这个任期内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21世纪》：根据你在国际组织多年的工作经验，你觉得我们应该如何促进中国体育跟国际的交流？

杨扬：我认为中国体育是在中国的各项事业里边比较早国际化的一个行业，因为在融入国际赛的行列、参与赛事各个层面等方面，中国是比较早的。此外，我们这些年在国际组织的事务上参与也比较多，比如像国际奥委会，现在也是三名委员，像我这样在其他国际体育组织里任职的人也不少。

虽然我们在国际组织的任职跟中国驻联合国的官员一样，是一个代表，但我们更多的是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然后来自中国而已。不过，中国人在国际体育组织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我真是挺为我的前辈或者和我一样目前在国际组织任职的中国人骄傲的，因为每个人都很尽力。

因为热爱，大家都无怨无悔，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而且国际组织也知道，我们相对来说，各个方面还挺难的，但是我们在国际组织工作的人都是这么尽心尽力，这就是最好的中国人的形象的体现。

《21世纪》：我觉得我国体育也越来越开放，不仅会走出去，也会引进外国教练和运动员来参与我国体育的发展。对此，你怎么看？

杨扬：体育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环境，无论是国际组织层面的交流，还是国际人才的交流。此次北京冬奥会，我们除了请了大量的外教来帮助我们一些刚刚起步的项目快速提升水平之外，北京冬奥组委也邀请了相当一部分的外籍专家，包括赛事组织的人才。我们有些项目确实开展比较晚，这些外籍人才的到来不但能够帮助我们冬奥会顺利地运行，同时还能够向我们组委相关工作人员传授他们的技能。这样未来中国在发展这项运动时，就有了大量的人才积累，这非常重要。这也是奥林匹克精神的一部分。 

奥运会应推动社会的发展

《21世纪》：您之前也去了东京奥运会。这届奥运会哪些时刻让你印象深刻？

杨扬：感受最大的还是终于开了，因为确确实实在这一年的等待当中，整个体育界还是蛮焦虑的。我很难想象那些运动员和教练员是怎么坚持过来的。其实这种坚持需要有非常明确的目标，但东京奥运会之前可能都不知道这个目标会不会实现。因此，开幕式那一刻，很多人都非常感动，我也一样。

另外，我觉得对于主办方来说，也是付出了最大的努力。每天不断地出现新病例对整个东京组委会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我相信，最后能够顺利地成功举办对于他们而言，以及对我们体育界而言，都是很大的鼓舞。

这对于2022年冬奥会也是一个很好的借鉴。虽然疫情的关系，没有现场观众，社会活动也大幅减少，但是我觉得大家关注奥运会和参与奥运会的心和行动是关不住的。

《21世纪》：我发现这次东京奥运会多了好多妈妈级的选手，比如吴静钰、刘虹、丘索维金娜等。怎么看待这些妈妈级的选手？

杨扬：时代在变化，也在进步。这种进步也让这些女性运动员有更多机会参与。她们的付出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自己做过妈妈的很能理解，但是她们还是敢于去追求自己的梦想、挑战自己的极限。我觉得这对普通人来说都有很好的启示作用。职业女性确实不容易，但是如果她有好的支持团队、家人的支持、丈夫的支持、孩子的理解，现在同样还是可以追求梦想的。我也希望她们的故事能够打动普通人。

《21世纪》：东京奥运会还有一个亮点就是男女双旗手，这是不是也是为了促进男女运动员的平等？

杨扬：对，这一次其实很多细节你都能感受到，国际奥委会在这方面做的推动，比如男女双旗手、女子马拉松颁奖仪式出现在闭幕式现场。在百年的奥林匹克历史上，闭幕式都只颁发男子马拉松的奖，而这一次把女子马拉松的颁奖也放到闭幕式典礼上，而且是由巴赫主席亲自颁奖。男子马拉松则是一位副主席、一个女性代表颁奖。因此，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在推动女性运动员和男性运动员的平等地位。这次东京奥运会，男女参赛比例51:49，到了巴黎奥运会应该会实现50:50。这也是奥林匹克的价值之一。其实奥运会，它不单单是运动员竞技的一个赛场，更重要的是去推动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这是奥林匹克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21世纪》：你本人在促进运动平等、性别平等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杨扬：我记得我刚退役时很疲惫，想着以后不做体育，因为最后那届奥运会打得特别痛苦。退役之后，当时我是跟了一个国际体育组织去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做志愿者，也把我的最后一块铜牌的奖金捐给这个组织。原来我也很热衷公益，但是更多的是以体育明星的身份，这一次去到埃塞俄比亚，就是单纯的一个志愿者身份，跟当地的小朋友做体育活动。因为所有的活动都是有设计、有理念的，我第一次感受到体育在社区里发挥的重要性。比如，我们在贫困户社区，原来没有小孩子愿意出来活动，因为到处都是危险，但有了志愿者之后，他们就在当地组织足球队，哪怕是很破烂的草地，但只要稍微整理干净，就可以作为一个足球场。另外，我去过盲人学校、跟盲人踢过足球，也去过残疾儿童康复中心，跟他们一起做游戏运动。在与他们接触中，我忽然间感受到体育不单单是去争金夺银，更重要的是它能够让这些孩子健康地成长、积极地去面对困难。

东京残奥会也刚刚结束。我经常讲，其实我们离残奥会并不遥远，因为残奥会代表的是个弱势群体。我认为一个文明的社会，弱势群体的保障一定是放在第一位的。比如，中国正迈向老龄化社会，如果我们现在开始推动无障碍设施，那么未来我们老的时候，还可以行动自如的。借着残奥会，我也想在无障碍设施、无障碍意识等方面会多做一些推动。

回到之前说的弱势群体，其中也包括小朋友。我现在有两个孩子，确保他们能够在社区里自如地、安全地行动，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残奥会的背后有很多我们希望能够见到的美好世界。这些方面的工作，我都有所涉及。对于我而言，通过这些工作，更多地打开了我对体育的认识，而这些认识让我对体育有了更深的热爱。虽然现在都是义务参与这些工作，但是我的内心还是充满热情。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幸福、一种幸运。

编委：于晓娜

记者：施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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