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 崔文静 北京报道

投行保荐代表人，这一风光二十载、当之无愧的高收入群体，正在走入寒冬期。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不同规模的券商投行处了解到，“827新政”以来，随着IPO节奏的阶段性收紧，人员冗余，成为投行面临的普遍问题。

Wind数据显示，去年8月27日至今，新股IPO仅有107个，月均13个；截至4月25日，年内新上市企业更是低至35家，月均不足9个。相较之下，2020年到2022年，月均新上市企业一度高达36家、43家和35家。

新股IPO锐减背后，保代数量却在大幅增加。2020年时，全行业保代共计6393人，如今已经高达8679人，足足多出2286人。

换句话说，保代多了2000多人，可以做的IPO项目却仅剩约四分之一。更为关键的是，保代只是投行人数中的小部分，每一个保代背后都有数个非保代投行成员进行配合。

“两年前，待遇不理想换一家即可，有经验的保代很吃香。无论是去同业还是去上市公司，拿到offer都不难。如今，薪酬一降再降，但几乎没人敢辞职。投行人员辞职基本等同于失业。”有资深投行保代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锐减的IPO

“全面注册制要来了，从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试点情况来看，企业上市速度将会大大加快。我们正在扩招，为拿下更多项目做准备。”2021年、2022年，多位保代曾数次告诉记者。

那是投行朝气蓬勃的时代。无论头部券商还是中小券商，普遍认为新上市企业数量将会大增，属于投行的蛋糕盘子即将扩容。于是，各家投行纷纷招兵买马，以图更好接住全面注册制到来后的IPO红利。

2019年7月，注册制伴随科创板的开市在国内首次出现。次年开始，IPO数量大增，投行人数也随之飞升。

根据Wind，2019年，全行业保代人数尚为3806人，2020年激增2587人至6393人，2021年再度增加1000人至7393人，2022年再增405人后达到7798人，2023年再提升至8281人。

按照投行人士当初的想象，投行人员大增是为了可以承接更多的IPO项目。然而，事与愿违，投行队伍扩容了，期待中的IPO项目非但没能增加反而骤然减少。

根据Wind，2020-2022年，新上市企业数量分别为432家、524家、428家，对应保代人数为6393人、7393人、7798人。平均一个IPO项目对应的保代人数为15人、14人和18人。

然而，到了2023年，新股上市节奏下降，新上市企业只有313家，投行人数却高达8281人。这使得一个IPO项目对应的投行人数大增至26人。

2024年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剧。截至4月25日，开年以来新上市企业仅有35家，月均不足9家，这一上市速度与2014年时相近，但当年投行保代仅有2637人，是如今的三成。

4月12日新“国九条”及其配套政策制度出台后，沪深交易所上市门槛提高。用投行保代的话来说，这意味着“符合新上市要求的企业数量大幅减少，投行可以储备的IPO项目锐减。”

更令保代们无奈的是，业内已经逐渐认清一个事实，IPO节奏即使恢复如常，也难以达到昔日动辄四五百家的高速度，每年新上市企业200多家大概率将成为常态。

对于2024年的新上市企业数量，业内当前共识度相对较高的说法是共计200家，预计北交所100家、沪深交易所各50家。

沪深交易所各50家是什么概念？2021年，仅科创板新股IPO即多达162家，创业板更是达到199家，中信证券一家保荐的A股IPO项目即有68个。

“僧多肉少，肉还在进一步减少，投行的苦日子或许才刚刚开始。”多位保代如此感慨。

 消失的“橄榄枝”

人员冗余、可做项目锐减，外加2022年以来券商业绩整体承压，降薪乃至裁员，成为投行人不得不直面的难题。

根据受访保代分析，当前受影响相对较小的券商投行包括两类，一类为开源证券等主攻北交所和新三板、其他板块业务鲜少涉及者；另一类是主要依靠股东方“供养”、历来所做IPO业务数量较少者。

与之相对，IPO综合实力强劲的头部券商，以及以投行为特色、沪深交易所项目较多的中小券商所受冲击更大。这两类券商当前的投行人员冗余也相对更为严重。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数据，当前保代人数在500人以上的投行共有三家，分别为中信证券（630人）、中信建投（595人）和中金公司（520人），三家券商今年1月1日-4月25日所做IPO项目分别为4个、3个、3个，相较于2022年高峰期同期为19个、12个、12个，差异悬殊。

海通证券、华泰证券保代人数位列行业第三和第四，分别为423人和409人；国泰君安（348人）、民生证券（330人）、国信证券（325人）三家保代人数在300人以上；国金证券（299人）、申万宏源（276人）、东方证券（254人）、招商证券（235人）、广发证券（231人）、国投证券（205人）、兴业证券（200人）保代人数也在200人以上。

公开数据显示，保代200人以上的券商投行共计18家，伴随IPO节奏放缓和沪深交易所上市门槛的提高，这些券商均面临不小的投行人员冗余压力。

于是，降薪和裁员大幕逐渐拉开。

首先，降薪是各家券商投行的共同现象，降薪幅度各有不同，即使抗压能力更强的头部券商，投行薪酬下降30%也较为常见；有些底薪低、收入主要依赖项目提成的中小券商，降薪或不明显，但由于可做项目锐减乃至清零，实际到手收入往往腰斩起步。

不过，薪酬一降再降，主动辞职者却寥寥无几。

“这年头，各家券商投行人员都冗余，除非个人资源非常丰富，否则辞职基本等同于告别投行，甚至接近于失业。”有年轻保代告诉记者。

放在2021年等IPO火热时期，资深投行保代可谓多方争抢的“香饽饽”。多位保代曾告诉记者，当年，内资同行想挖自己，外资投行想将其带走，就连上市公司老板都来喊他们去做高管。

“当年，我带着一帮年轻的投行小朋友做项目，虽然辛苦，一年也能到手大几百万，没有考虑过离开。现在投行日子艰难了，有时也会想，如果当时去了上市公司日子会不会好过一些？”某资深保代兼投行分管负责人告诉记者。

但去年下半年以来，上述保代均没能等来新的橄榄枝，无论是同业还是企业，近期都勒紧裤腰带不再高薪挖人。

其次，转岗是部分券商的折中之道。典型如中信证券，其年初对100余位总部投行股权业务人员进行转岗，多数安排到投行债券业务部门，少数划转至其他业务条线。转岗之后，相关人员如果长期无法完成新岗位业绩考核，将会被降薪乃至末位淘汰。这也是券商的通用之道。

再者，将业绩不佳团队悉数裁撤，或裁掉其中部分成员，同样是券商投行人可能面临的命运。不过，目前进行大规模裁员的投行相对少见。

“培养一名资深投行保代的成本还是挺高的，能不裁员就不裁员。如果必须要裁，年轻小朋友被辞退的概率更大。”某投行负责人直言。

黄金期渐行渐远

资深投行人的心态之变，也是行业生态变化的折射。

保代的问世始于2004年。2003年12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发布。根据该文件，2004年2月1日起，我国发行审核制度正式进入保荐制阶段。

2004年5月10日，我国首批保荐人和保荐代表人注册登记，67家证券公司注册登记为保荐人，609个证券从业人员注册登记为保荐代表人。

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全面启动，保代可做的IPO项目也逐渐增加，投行成为备受追捧的高薪行业，保代人数稳步增加。

由于早年间数据难以寻觅，记者根据Wind梳理发现，2012年时，全行业保代人数达到2154人，是2004年首批保代人数的3.5倍；2013年至2019年，以每年120人-360人的速度增长，多数年份增速在200人-300人之间。2019年，科创板试点注册制开启，2020年至2021年，投行人数分别增加2587人和1000人；此后增幅降至500人以内，但较2019年及之前仍然偏快。

Wind最新数据显示，当前投行人数共计8679人，是2004年首批保代人数的14.25倍。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以来监管反复强调压实中介机构责任，签字保代被处罚概率增加，压在投行人肩上的重担明显加重；外加2023年“827新政”以来，新上市企业数量锐减，投行可做项目减少，投行性价比再度下降。

如今，一些投行老人不再建议年轻亲友走保代之路。

“保代的黄金年代过去了。现在的保代，需要干更多的活、面临更大的监管处罚压力、更大的失业概率，到手的薪水反而下降。”

但除了投行，做什么职业更好呢，老保代们似乎也不知路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