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余纪昕

村镇银行版图重构正在提速。

7月以来，多家产权交易所披露中小银行挂牌转让旗下村镇银行控股权的公告，包括广州农商银行、北京银行、上海银行在内的三家头部城、农商行相继将所持村镇银行控股权推向市场。

21世纪经济报道据企业预警通数据梳理发现，截至7月发稿，今年以来已有140家村镇银行获批解散，45家获批合并，21家完成工商注销，存续机构总量缩减至1035家，县域金融生态迎来深刻重塑。

记者观察到，主发起行收购并实施“村改支”是当前改革的两类典型动作之一。不过，一位村镇银行研究人士向记者表示，主发起行推进“村改支”仍面临现实约束，其中，员工安置是相对复杂的一环。

在他看来，改革推进后，被改革的机构人员安排通常会经历调整期，岗位设置与薪酬体系需逐步与主发起行对齐。不同性质的接盘方承接策略也有差异，比如农商行体系“相对更愿意保留原有员工编制”，城商行则更多采取竞聘上岗或转岗分流的方式。

7月挂牌潮：三家头部城农商行同步调整异地布局

此次挂牌潮是各家银行调整村镇银行地域版图的直接体现。

以上海银行为例，其调整呈现出鲜明的“一减一增”特征。7月3日，上海银行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拟转让崇州上银村镇银行51%股权，披露期至7月31日。

年报数据显示，崇州上银2024年净亏损1437.87万元、2025年净亏损2715.07万元，两年合计亏损超4152万元。

目前上海银行旗下共有4家村镇银行，其中异地3家、本地1家，除2025年6月已转让的江宁上银及此次挂牌的崇州上银外，剩余两家2025年也均处于亏损状态。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2025年9月上海银行获批增持本地闵行上银村镇银行。市场观点认为，其形成了“退出江苏、四川异地市场，加码上海本地布局”的清晰逻辑。

北京银行的动作也值得关注。

2026年6月30日，该行董事会审议通过两项核心议案，宣布收购烟台福山珠江村镇银行、出售云南马龙北银村镇银行。7月17日，北京银行在北京产权交易所预披露，挂牌转让所持云南马龙北银村镇银行全部2040万股股份（占总股本51%），转让价格暂未公布。

作为北京银行2017年6月发起设立的第7家、也是其在云南省落地的首家村镇银行，马龙北银2025年末员工共28人。这也是北京银行首次以股权出售形式处置“北银系”村镇银行。

与此同时，广州农商行的整合也在加速。

据南方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公告，2026年7月9日，该行挂牌转让烟台福山珠江村镇银行100%股权（对应9300万股），挂牌价1547.30万元。

记者注意到，作为主发起行，广州农商行正持续推进旗下“珠江系”村镇银行的整合：2025年下半年，该行已陆续获批吸收合并东莞黄江、中山东凤、兴宁三家珠江村镇银行；同年11月，北京门头沟、烟台福山、青岛城阳三家珠江村镇银行股权被司法拍卖。

此次烟台福山珠江100%股权挂牌，意味着该行在山东省内的“珠江系”布局已进入全面清退阶段。

年内140家机构离场：“同省抱团、外省撤离”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将“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有序化解”纳入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点工作，为改革提供了明确政策指引。

业内人士指出，本轮村镇银行股权变动的区域特征十分清晰，“同省抱团、跨省战略撤离”成为重组的核心逻辑：异地城商行批量撤回跨省“飞地”，承接方主要为注册地在当地的头部农商行或国有大行分支机构。

从落地模式来看，本轮改革主要分为两类典型动作：

一是主发起行收购并实施“村改支”。比如交通银行2026年1月陆续获批收购浙江安吉、新疆石河子两家交银村镇银行并设立分支机构，两家机构分别于当年2月、3月完成退出；浦发银行加快整合节奏，目前仅余4家村镇银行在运营，其余12家均已推进收购整合。

二是异地城商行、农商行接盘。比如6月29日山东金融监管局发布三份批复公告，同意解散临清、茌平、阳谷3家沪农商村镇银行，3家机构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各项权利义务，由聊城沪农商村镇银行承接。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上海银行“一减一增”与北京银行“一收一退”，本质是主发起行在“减量提质”基调下的差异化策略选择。

他进一步指出，上海银行清仓的崇州、江宁两家村镇银行持续亏损，而增持的闵行村镇银行资产基础较好，可依托本地深耕；北京银行出售年净利润仅13万余元的马龙北银，转而收购位于战略区域的烟台福山珠江村镇银行，目的是以支行为载体实现跨省合理布局。

此外，管理半径也是重要影响因素，跨省设立村镇银行往往容易出现“只出资不管理”的治理虚化问题，集中资源于本地或就近区域可大幅降低管理成本。

调整方向：从“跨区域圈地”转向“深耕本地”

业内专家指出，近年来村镇银行的定位正从过去的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从“散而弱”向“精而专”转型，未来将集中资源服务涉农产业链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但就现实挑战来看，此前有地方银行资深从业人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自国有大行下沉展业以来，地方银行在信贷投放端面临多重压力。一是传统优质企业多与大行建立了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地方银行难以介入；二是部分存量客户通过大行置换高成本融资，导致信贷投放出现缺口，“下沉客户资质后，风险与收益往往难以实现再平衡”。

对此，分析人士认为，地方银行除拓展传统业务外，可通过场景式营销开辟新客群与新市场，推出针对性金融服务方案，在各环节配套结算、信贷支持。同时要坚持长期主义，不做“一锤子买卖”，联动零售、公司、投行、财富管理等板块提升综合收益。

不过，部分发起行出于资产质量与整合成本的考量，对直接将村镇银行吸收合并为分支机构持审慎态度。前述村镇银行研究人士向记者指出，对于“盘子较大、历史包袱偏重”的机构，发起行更倾向于维持现有管理模式而非全盘“村改支”。

在他看来，除非持股比例达标，否则主发起行与村镇银行之间仍存在治理边界，这也是投管行模式现阶段仍有存在价值的原因。当前“村改支”是主流选项，但并非唯一方向，若未来监管层放开投管行牌照，更多主发起行或将通过集约化管理统筹旗下村镇银行，不必完全依赖吸收合并或注销退出。

对于后续改革路径，董希淼建议，应当坚持分类施策：对经营良好的机构可保留独立法人地位，或采用“村并村”模式横向联合；确需“村改支”“村改分”的，主发起行应通过科技平台赋能运营，而非简单用标准化系统取代灵活作业方式，确保改革不削弱县域金融供给能力、不降低支农支小服务能力。

具体到落地细节，原村镇银行数十至上百名员工并入大行后，原则上可设置过渡保护期，优化考核规则贴合转岗实际，优先保留核心客户经理并加强外拓培训，对不适应岗位者协商补偿解约。

董希淼告诉记者，异地城商行退出后，本地农商行接盘需解决两大匹配问题。

一是在资本层面，并表后需立即核查原村镇银行隐性不良，针对部分机构分类不准、拨备不足的问题，母行需提前评估缓冲空间，准备多元化不良处置工具，避免补提拨备冲击资本充足率等刚性指标。

二是在运营层面，农商行虽比异地城商行更熟悉本地市场，但不同县域生态仍有差异，需制定系统的承接与融合方案。同时要警惕部分地区将风险化解简单等同于机构缩减的倾向，建立差异化考核机制，防止涉农贷款占比不升反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