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首席评论员张立伟

当镜头对准五位典型人物，一场关于创新的追问在粤港澳大湾区徐徐展开。

近期，广东推出的《思想耀岭南》系列视频，聚焦“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主题，与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硬科技创业教父”李泽湘、海归女科学家张书彦、零零后AI极客谢伟铎、草根创业者叶洪新深度对话，试图解开一个谜题：是什么让“深圳—香港—广州”连续两年站上全球创新集群的顶端？

就在9月8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最新报告，在全球创新指数集群研究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再度排名第一。去年，它首度超越日本的“东京—横滨”；今年，它成功卫冕。

WIPO近两年发布的创新集群排名，均采用了“PCT国际专利申请量”“高水平论文发表量”“风险资本交易量”3个核心指标，既强调知识产权的产出与布局，又突出创新成果的价值实现。

本次榜单数据周期内，“深港穗”创新集群的上述3个核心指标分别达120095件、215866篇、7325宗。 

从农业主导到世界工厂、再到全球创新高地，珠三角在短短时间里完成了三重跨越，把其他创新区域近百年的演进历程压缩成一段惊人的“湾区时间”。这背后的秘密，值得一探究竟。

旧金山与东京：两种模式的局限

翻开全球创新版图，“旧金山—圣何塞”与“东京—横滨”长期占据中心位置。

前者是半导体与信息产业革命的摇篮，1950年代，斯坦福大学工学院创建全球首个高技术园区，率先打通从大学实验室到产业的转化通道，硅谷由此崛起。

但今天的硅谷更像一个失去制造根基的巨人，以平台与软件主导，芯片制造早已大部分外包。

后者所在的东京湾，自19世纪起便是日本制造业的心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剥离低端产业，聚焦精密制造，在材料、机床等领域筑起了深厚的“精密制造公地”。

然而，这些创新由丰田、索尼等巨头把持，中小企业难以入局；而错失信息技术与智能化革命的后果，是东京湾只能固守在半导体上游的材料与设备领域。

大湾区虽然尚未拥有硅谷在信息产业中的领导力，部分高端制造仍逊于日本，却是全球最具创新活力的区域，并握着一张独一无二的牌：它是全球唯一同时拥有机电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地区。

这意味着，当代表制造未来的机械、电子与智能技术快速融合时，智能汽车、无人机、机器人、先进通讯等新兴产业与前沿科技便在这里集中爆发。

这不是简单的追赶，而是在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中“换道”突破。

制造即创新：产业公地的力量

这个最年轻的创新集群为何能后来居上？

答案藏在珠三角忙碌的车间里。这里拥有全球最活跃的制造业，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8个先进制造业集群“国家队”，由此催生了海量的PCT国际专利申请。

今年“深港穗”创新集群得分中，PCT申请量得分占比超过了六成，成为主导因素。目前，广东全省7.4万家高新技术企业、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构成创新主力军团，约90%的研发机构、研发人员、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集中在企业。据WIPO统计，今年数据周期内（2021—2025年）“深港穗”创新集群PCT申请量达120095件，同比（2020—2024年）增长2.20%。

三十多年前，美国商业世界流行着一种逻辑：把制造外包，只留研发与品牌。制造被视为低端，创新则属于高价值。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这一逻辑受到质疑。哈佛商学院教授加里·皮萨诺和史兆威的研究表明，制造能力流失会连带侵蚀创新能力，并用“产业公地”概念解释其机制。

产业公地由供应链网络、熟练劳动力、技术经验、工程能力、研发基础设施、教育机构、行业标准与制度等共同构成，是制造能力与集体创新的基础。一旦制造离开，这片公地就会干涸，创新失去了制造场景支持，新技术也缺乏工程化落地能力。

过去三十多年，珠三角实现了多种产业的规模性聚集，更通过人员流动与知识溢出，把制造能力内化为一种公共品。开模、打样、定制零部件，这些原本昂贵的“专用资产”，在这里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公共资源。试错成本被压到极低，协同反应的速度令硅谷和东京湾望尘莫及。

正是这片稠密的产业公地，让创新能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转化为产品，吸引全球资本与人才源源涌入。制造能力、产业网络与创新能力融合的有机生态，才是大湾区真正的护城河。

政府的手：弥补市场的失灵

珠三角的制造业起步于“三来一补”，长期被锁定在低端环节。当创新驱动上升为国家战略，制造业的根系必须向基础研究深处延伸。但是，创新从来不是市场自发秩序的完美产物，它带着强烈的外部性与公共品属性，高风险且需要系统性协同。单靠市场，基础研究会投入不足，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很难对接，早期融资会遭遇“死亡谷”，产业协同会陷入协调失灵。

这正是政府必须登场的地方。在大湾区制造业持续发展过程中，市场自发形成了高效供应链与配套体系，风险投资异常活跃，但科研力量长期薄弱——国家级科研院所和顶尖高校不足。登顶WIPO榜单的背后，除了企业家精神与产业公地的厚积薄发，还有地方政府对创新链条前端的系统性弥补。

基础研究与共性技术，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成果却容易被复制，企业不愿投入。于是，政府把资源投向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和高校。针对早期创新转化的“死亡谷”——技术前景不确定、缺乏抵押物、商业模式未经验证——政府创新机制，创建引导基金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并以财政补贴、风险补偿等方式分担风险。产业链上下游、产学研、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协同，同样需要共性技术平台、中试基地与产业创新联盟，这些靠市场自发无法完成，必须依赖“政府的手”进行弥补。

教育科研：从短板到支点

教育，曾经是这片土地最明显的短板。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但科研与教育资源的先天不足，迫使广东展开一场高等教育的补课，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十四五”期间，32所大学在广东新建、升格或转设。深圳理工大学、大湾区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以及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香港城市大学（东莞）等合作办学机构，正在改写这片土地的教育版图。

持续的大规模投入带来了丰厚回报。近五年来，广东高校进入ESI全球前1%的学科从128个增至277个，增长116%；前1‰学科从12个增至47个，增长292%。今年WIPO的报告显示，在科研论文发表量上，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在集群所有科研机构中位居前两位，占总量的约1/4。

新型研究型大学把科研、教育与产业需求紧紧绑在一起。南方科技大学在新型镍基高温超导机理研究上取得突破，牵头成立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李泽湘创办的深圳科创学院，用项目制教学把数学、物理、编程与动手实践融为一体，采用“一地、N校、一平台、一园区”的架构，将教育系统、产业系统与创业系统嵌入同一组织网络，构建起“教育—人才—科技—产业”的完整闭环。

广东的研发投入已连续10年全国第一。“十四五”期间，全社会R&D投入从3479.88亿元增至5350亿元，强度从3.14%升至3.6%，超过欧盟和OECD平均水平。高校进入ESI全球前1%的学科从128个增至277个，前1‰从12个增至47个。这些数字背后，是一场静悄悄的科研觉醒，一个生机勃勃的创新生态。

大科学装置：慢变量的长期主义

随着规模化、有组织的科研活动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聚焦前沿、夯实“底座”的大科学装置的科研价值和产业价值日益凸显。

在地下700米深处，中微子探测器倾听宇宙的耳语。在东莞，散裂中子源以全球领先的性能轰击材料，揭示微观世界的秘密。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合成生物研究设施……一系列大科学装置正在大湾区形成集群效应。它们不仅为原始创新提供支撑，更不断孵化新技术、新材料与新设备，带动上下游企业聚集。

近五年，广东基础研究投入年均增速超15%，鹏城实验室、广州实验室高质量运行，与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35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等共同形成大湾区实验室矩阵，推动原始创新实现多点突破。依托这些力量，广东启动基础研究十年“卓粤”计划，在量子科技、脑科学、合成生物学等13个领域部署重大原创性项目。

与硅谷“先学后产”不同，大湾区是“先产后学”——产业升级的需求驱动了对基础研究的大规模投资，科研从一开始就紧贴产业痛点、需求和未来方向，大幅提高创新效率。而制造业的“快”与基础研究的“慢”，在这里正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协奏：前者追求效率，后者押注未来，为大湾区制造业创新发展提供双重支柱。

跨越鸿沟：中试平台的枢纽角色

创新链上，有一段常被忽视的“死亡地带”：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之间的工程化鸿沟。

大湾区正加速布局新材料、新能源、半导体、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这些产业技术复杂、迭代极快，需要大量中试环节来验证产品的稳定性与一致性。许多细分领域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无力独立投资高端检测设备和中试线。共性技术与中试平台的需求，因此变得极为迫切。

广东已建或在建的国家大科学装置超过10个，约占全国三分之一。但科学发现并不会自动转化为产品。大科学装置提供的是“认识世界”的深层能力，唯有在产业需求的牵引下，它才会被激活为“改造世界”的工具。而制造业的真实场景，只有在科学能力的介入下，才能突破经验试错的局限，实现性能跃升与创新发展。

新型研发机构与中试平台，正是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关键桥梁。它们把产业需求转化为科学问题，把科学发现解码为工程方案。截至2025年，广东已建成75家省级中试平台，覆盖新材料、生物制造、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半导体与集成电路等九大领域。中试平台向上对接大科学装置与实验室，向下对接龙头企业的应用场景与中小企业的碎片化需求。

制造业的痛点定义科研的价值，科研的能力重塑制造的边界，二者正向循环，推动广东制造业在创新发展中不断跃升。

连接能力：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合奏

大湾区成为全球创新高地，固然是市场配置资源、企业家精神与全球化的胜利，但在产业升级的爬坡路上，政府的作用同样不可或缺。当市场在应用端高效配置资源时，政府在前端补上了公共品和制度供给的缺口。这一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共同合作，形成了大湾区特有的“连接能力”，即将知识、人才、资本、供应链、场景等分散创新要素高效整合、转化与迭代的能力。

“深港穗”创新集群登顶全球的背后，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在一次罕见的高质量互动中，形成了创新要素的乘数效应，提升了产业公地质量，压缩了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技术转化周期。这种生态一旦形成，就会产生自我强化的作用：更多创新要素被吸引进来，更多连接发生，更多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涌现。

大湾区这一创新范式的诞生，走过了从市场驱动到科技驱动、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的独特路径。“深港穗”创新集群的登顶，是这场漫长探索的阶段性答案，政府与市场同向发力、协同联动，在相互成就中形成强大合力，将支撑大湾区未来走得更远，站得更高。这种密集的创新生态系统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建成，也为全球后发地区创新发展提供了参考和经验。

（视频编导朱景辉 麦见柔 陈炯如；视频混剪谢聪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