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随着中国政府推进市场治理，出现了一些认为政策环境对民营企业发展不利的论调。产生这些论调的原因主要是错误理解了企业发展与市场治理的双重转变带来的影响。中国领导人多次表明，要坚决做到“两个毫不动摇”，坚定不移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中国改革成功源自释放民营、集体以及外资等所有制企业的发展动力创造经济增量空间，目前，民营经济为中国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市场主体数量。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时强调，“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很长一个时期，民企经营环境不佳，党的十八大以来努力改善营商环境，在融资、市场准入、税收、产权保护等多方面进行了改革，比如融资方面推出科创板、注册制、北交所等，市场准入方面去年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针对中小企业降低税费持续进行，目前正在推动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等。可以看出，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中国政府努力建立市场化、法治化与国际化的市场环境。

怀疑论者经常将市场环境的变化看作是政策变化，将市场的问题归咎于政府。中国民营企业成长于粗放式发展的规模经济时代，在市场规模扩张阶段，企业热衷通过加杠杆多元化铺摊子、上规模，忽视环保、社保、质量、安全、信用、创新等。当外部经贸环境发生变化，国内产能普遍过剩时，依靠价格竞争维持，利润率越来越低。一些人将这种市场环境变化理解为政策变化，忽略了市场经济存在周期波动。企业家面对这种环境，应该做的是改善管理、推动创新，不断提高竞争力，避免在周期性出清过程中被淘汰。市场经济本质是竞争，竞争会有成败，过去中国经济长周期高增长是特殊形态，市场存量竞争才是常态。

最近一些行业治理给部分民企造成一定冲击，导致一些争议。例如落实房住不炒，避免金融风险，对地产企业进行融资规范，使得一些企业面临流动性压力。原因在于这些企业过于激进以高杠杆扩张，缺乏基本的风险意识，进行政策赌博。又如针对校外培训业的规范，在政策层面的导向和限制一直是明确的，但一些资本为了逐利逆势而动，无视国家治理要求，必然要承担政策风险；再如平台经济的垄断与不正当竞争问题由来已久，企业之间诉讼不断，消费者权利频遭侵害。

这些领域的治理存在一个共性现象，即政府在大方向上支持发展，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规范，比如针对楼市的政策不断加码，鼓励平台发展而放松了规制，但是，行业从业者往往无视监管而变得更激进，最终监管部门划出红线。这也警示政府必须发展与监管并重，在不同阶段实施具体的可量化的规范措施，避免给市场留下太多暧昧不明的空间。

中国正在积极转型，创建市场化与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改善粗放式的行业治理模式，实现高质量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民营企业一方面得益于营商环境的改善，同时，也有部分企业会因为行业治理而遭受冲击，这种冲击又叠加了供给过剩下的市场环境恶化，企业治理不规范带来的转型困境等，就会将重重困难归咎于政府。事实上，这是经济转型必然产生的不适，企业要积极主动适应新环境，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当然，企业需要可预期的稳定的政策环境，但转型本身意味着要制定新的规则与秩序，方向是确定性的，改革过程则是变化的，这可以通过提高政策透明度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