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武瑛港北京报道 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编写组发布的《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0》（下称《报告》），中国心血管病患病率处于持续上升阶段，推算心血管病现患人数3.3亿。

其中急性心肌梗死（下称“急性心梗”）尤为值得关注，根据国家卫健委相关数据，我国每年突发急性心梗的患者约100万人，每3名突发急性心梗患者中就有1人死亡，死亡率超过30%。

据了解，急性心梗等急性胸痛疾病的预防救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疾病一级预防、急诊救治及二级预防等多个环节，因此，建立科学、规范的胸痛中心体系是改善心血管疾病救治现状的重要举措。自2011年我国第一家区域协同救治型胸痛中心成立以来，历经10余年，中国胸痛中心的建设工作已经逐渐成熟。

近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脏中心主任、心内科主任霍勇教授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表示，目前胸痛中心建设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显著提高院内救治效率，部分关键救治时间节点缩短30%~60%；第二，胸痛中心已经像一颗颗珠子“洒”向了全国各地；第三，胸痛中心的模式正在向其他疾病领域和基层延伸。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根据上述《报告》，农村地区急性心梗的死亡率明显高于城市地区——从2005年开始，急性心梗死亡率呈快速上升趋势，农村地区死亡率于2007年、2009年、2011年超过城市地区，自2012年开始农村地区急性心梗死亡率明显升高，并于2013年起持续高于城市水平。

“当前亟需完善县域急救体系，以解决农村心血管病患者的救治问题。”霍勇说道。

建设符合国情的胸痛中心

符合中国国情是胸痛中心建设的一大特点。霍勇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中国医疗体系的特点是区域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各级医疗机构诊疗水平差异较大，因此我国胸痛中心的认证分为“标准版”和“基层版”。

《中国基层胸痛中心认证标准（第3版）》显示，中国基层胸痛中心能够有效的提升急性心梗的救治能力和效率，但我国现阶段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很多地区尚不具备开展直接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PCI）的条件，对于这部分基层医院，建立规范化胸痛中心具有重要意义。

据霍勇介绍，标准版和基层版认证“台阶”有所差别，在技术方面，标准版要求能够实施急诊介入治疗等门槛较高的医疗技术，基层版技术要求较低；在地区方面，通过标准版认证的胸痛中心一般人口覆盖面较大，区域联动要求较高。

“2014年我们推动基层版胸痛中心认证标准时，与很多美国专家交流，美国上世纪80年代就有胸痛中心了，他们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设置两个标准，认为这样做不对，我们说这更符合中国现状。几年后我们再次与美国专家交流，展示了两个标准的落地情况以及效果数据，他们认为我们做得对，也想借鉴这种模式，因为美国也有很多基层医院无法完成介入治疗。”霍勇说道。

除了符合中国国情，霍勇进一步表示，目前中国胸痛中心建设还取得了三方面成效。

第一，胸痛中心明显提升了心血管病患者的院内救治效率，比如部分关键时间节点缩短了30%~60%，院内的死亡率降低了一半。

《中国心血管杂志》发布的相关文章显示，对于急性心梗患者平均D2W时间（急性心梗患者从医院大门到导丝通过阻塞血管的时间），2012年全国平均时间为115分钟，2020年降到75分钟，缩短了40分钟，标准版胸痛中心和基层版胸痛中心分别有77%和76%的患者能在入院90分钟内开通血管。

另外从病死率来看，胸痛中心建设之前，急性心梗患者平均病死率为10%以上，2019年标准版及基层版胸痛中心单位急性心梗患者院内病死率分别为3.29%和3.90%。受到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急性心梗患者院内病死率分别为3.48%和4.05%，有小幅度上升。

第二，胸痛中心的建设已经铺向了全国各地，霍勇表示，目前全国已经有5500多家二级以上医院正在建设或已经完成建设胸痛中心，其中接近2900家已通过认证，目前我国已经实现了胸痛中心100%省级覆盖、93%地市级覆盖和97%县域覆盖。

第三，胸痛中心的建设成果正在向更广、更深的维度延伸。一方面，胸痛中心的模式正向其它疾病延伸，从胸痛中心开始，心衰中心、房颤中心、高血压达标中心、心脏康复中心以及未来的心脏瓣膜病介入中心等，都体现了重大疾病在关键环节上标准化、体系化建设的可复制的理念。另一方面，胸痛中心正向基层延伸，二级以上医院有建设胸痛中心的能力，对于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一级医院，将重点推动胸痛救治单元的建设。

还要缩短从发病到急救的时间

霍勇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胸痛中心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同时也看到了尚未解决的问题。

胸痛中心缩短了院内救治时间，从原先约140分钟变成了70~80分钟，缩短了40%~50%，但是尚未有效缩短病人从发病到急救，或从发病到入院的时间，即FMC（First Medical Contact，首次医疗接触）的时间没有缩短，但恰恰这个时间对患者更加重要。“病人从发病到入院，全国平均延误时间大概340多分钟，超过五个小时。”霍勇说道。

另外2019年的一项前瞻性心肌梗死研究表明，我国急性心梗患者从症状发生到入院平均时间为4小时，有29%的患者甚至超过6小时。

霍勇表示，胸痛救治单元建设以及胸痛中心的全域模式能够有效缩短这一时间。

据介绍，胸痛救治单元是近三年的推动重点，胸痛单元建设即是把乡镇卫生院、乡镇中心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一级医疗机构，和当地二级以上医院的胸痛中心进行联通，具体包括心电图等信息的联通、救护车转运体系联通，以及技术和培训的联通——如果要建设胸痛救治单元，那么就必须到胸痛中心进行培训。

“胸痛救治单元的作用可以归纳为两个1公里，第一个1公里是急诊急救，患者在社区或者工作地点发病后，由一级医疗机构第一时间进行判断、治疗或者及时转运，第二个1公里是这些一级医疗机构承担患者在胸痛中心完成治疗后的康复和二级预防，这样的话，一级医疗机构就能够成为胸痛中心的‘前哨’和‘延续’，进而对疾病在区域内进行全程管理。”霍勇说道。

据了解，2020年4月，中国胸痛中心联盟发布《胸痛救治单元建设实施方案》，针对基层医疗机构（乡、镇卫生院、社区医院等）建立规范化的胸痛救治单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胸痛救治单元启动建设突破5200家，累计通过验收536家。

除了胸痛救治单元的建设，胸痛中心的全域模式也有利于缩短从发病到急救的时间。

据了解，全域模式是指调动全地区资源救治患者，优化就医流程，具体以通过认证的胸痛中心为牵头单位，以二级综合医院为枢纽，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依托，120急救体系全面参与，以信息化手段为支撑，通过物联网技术实时沟通，推动落实全域覆盖、全民参与、全程管理的胸痛救治“三全”。

霍勇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全域模式和胸痛中心两者相互促进。首先胸痛中心促进了全域模式的开展——只有胸痛中心建设到一定数量，才能实现全域覆盖，并且胸痛中心的质量以及联动程度也促进了“三全模式”的建设，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地区的全域医疗体系建设水平提升，区域联动效率提高，也会促进胸痛中心和胸痛救治单元联动体系的建设。

“我们在医共体建设或者区域联动机制做的比较好的地区，把胸痛中心向区域延伸，建成全域模式，核心就是完成从急救到预防，从疾病治疗到慢病管理的联动，最终实现全域覆盖、全员参与和全程管理。在建设胸痛中心全域模式的过程中，当地政府需要发挥关键的推动作用。”

据了解，目前天津、无锡、南京、苏州、杭州、临汾、晋城、宜昌等35个地级市已开展“全市模式”的试点工作。

县域急救体系存在短板

霍勇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急性心梗等胸痛相关致死性疾病，不在医院内就无法进行治疗，而且患者以什么样的形式到达医院，也会决定病人最终的治疗效果，所以急救体系要从基层做起很重要——胸痛中心相当于珍珠，县域急救体系就相当于一根线，能把这些珠子串起来，让每个珠子都充分发挥作用。

但是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基于2008~2020年中国全国疾病监测系统死因监测系统（NMSS）数据，霍勇教授团队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脉耕团队曾在Lancet子刊发表研究称，我国77%的心血管死亡发生在家中，18%死于医院，1.69%死于养老院。

另外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相关研究人员曾调研发现，在辽宁省农村地区，仅有28.7%（236/822）的急性心梗患者选择了救护车前往医院，而60.9%（501/822）的患者选择了出租车或机动车，提示农村地区的救护车使用率呈现偏低的现状。

其它地区的的救护车使用率也不容乐观，如一项研究显示，上海救护车使用率也仅达到30.8%，反映了我国居民对院前急救系统的认识和信赖程度相对匮乏。

“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都在快速发展，但是对部分重大疾病的救治效果还不太理想，主要原因就是急救体系不够完善，效率有待提升，胸痛中心就像一颗颗珍珠，但是缺少一条线把它们连起来，这背后其实涉及到急救的模式问题。”霍勇说道。

据了解，现阶段中国急救中心的运行模式主要分为独立型、指挥型和依托型，北京等一线城市急救体系多是独立型，将院前急救功能从医院剥离，成为独立的系统，有指挥调度、院前急救、紧急医学救援、管理等功能；二、三线城市多是指挥型急救体系，重点负责院前急救的指挥调度，和独立型相比管理功能较弱，未来可以升级为独立型；大部分县域急救体系属于依托型，将院前急救工作依托于县医院，由医院门急诊负责统一派车和救护。

霍勇曾向21世纪经济报道分析，大部分县域急救体系属于依托型，存在多方面问题，包括调度能力有限、急救站点少、反应时间慢、只能提供医疗急救、不能提供综合急救体、部分县域医院救护车等设备老旧，以及存在个体经营救护车等。

“我国目前北、上、广、深等一二线城市急救体系做得比较好，但是县域比较差，在大城市约有20%的急性心梗病人能通过救护车送到医院，但是农村这一比例可能连10%都不到。”

霍勇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加强县域急救体系建设的关键在于国家层面要有顶层设计和规划，出台相关政策和标准，自上而下地推动建设。

今年3月，霍勇也在《加强我国县域医疗急救和应急救治体系建设》的全国政协提案中表示，建议加大政策支持，优化资源配置，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发布急救体系建设相关政策文件，明确实施路径，以县域医院为主体、以乡镇卫生院为网点，建立县域指挥型急救中心，构建高效、快速的急救网络建设，同时加大人力、资源、技术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