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奎（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

对于新质生产力，现在从企业、产业以及国家层面讨论得较多，但从区域经济的视角讨论得并不多。实质上，新质生产力在空间的分布上并不是均匀的，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将成为新质生产力“冒尖”的高地，而另外一些地区则难以全面承担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任。结合我国区域发展以及城镇化进展，一个重要的战略方向是考虑将国家的都市圈战略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结合起来，使都市圈成为新质生产力最为重要的空间载体，使新质生产力成为都市圈最为坚固的经济“底座”。

为什么都市圈相比其他区域更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壮大？我们可以列举出许多有利条件。首先，都市圈集聚着各类研发组织及平台，包括大学、大科学装置、科学园区等等。在发达的地区，这些组织及平台周围必然有大量创新性企业，有投资者群体活跃的身影。其次，都市圈有充足的高素质劳动力人口。从近年人口流动看，都市圈人口在全国的占比还在稳定提高。第三，都市圈的交通网、物流网、通信网等网络基础设施高度发达。一些新型的基础设施之所以能在都市圈投资建设，是因为它们的投资巨大，这既要求都市圈有投资能力，也要求建成后还有人口与经济发展方面的需求。第四，近年来，许多大都市圈出现了一些“新奇特”的应用场景，展示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机活力。其核心动力是大都市圈人口与经济活动密集，拥有强劲需求和庞大市场。都市圈有条件形成需求，而需求刺激了更多更新的技术供给，并使技术供给的成本不断下降，这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有特别鲜明突出的表现。

都市圈尽管具备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诸多有利条件，但也有一些因素会妨碍新质生产力充分发展和加速累积。比如，由于体制机制的约束作用，都市圈人才、科技等创新要素流动并不充分。在一些都市圈考察，我们看到，各个城市在科研投入等方面都要独立考核，因此存在着一些低水平的研发项目。如果有限的科研资源不断被消耗在较低水平的项目上，就可能导致都市圈整体的创新目标不清晰或定位不高，都市圈整体的创新动能不强等等。在这个意义上讲，都市圈的制度创新与科技产业创新是紧密联系一起的，共同构成了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突破方向。

新质生产力发展是重大方向，都市圈是高质量发展重要的空间载体，将二者结合起来统筹考虑，这是当前极为重要的战略选项。

为此，需要再次将都市圈发展“拎”出来，将其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优势区域。2018年，国家有关部门出台文件，将都市圈从城市群中“拎”出来，使之与城市群并列在一起成为城镇化主要空间形态，目的是要将城市群做实、做强。2021年至今，国家发展改革委先后批复了14个国家级都市圈。从经济总量上讲，这十几个都市圈都至少有1个万亿元级以上核心城市，深圳、南京都市圈都已成为5万亿元都市圈。如果将几十座处于不同程度的都市圈加总考虑，它们占全国经济总量已近“半壁江山”，充分表明都市圈就是经济的“粮仓”，是国家和区域经济的“压舱石”。当前，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将都市圈再次单独“拎”出来，就是要利用都市圈的有利条件，使财政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区域政策等等更好协同，有效谋划都市圈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加快培育形成具有世界级影响的战略性产业集群、未来产来集群，提升带动既有的传统产业集群等等，将都市圈培育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动机”。

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再次“拎”出都市圈，将为推动都市圈制度创新提供强大的动能。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都市圈的治理体系进行更深更广的改革，以适应新技术、新产业发展的需要。比如成都都市圈围绕新质生产力打造几条在国内外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链，这些产业链贯通成都、德阳、眉州、资阳等市，各市为此高效协同组织科研与产业力量，一批“国字号”的创新成果就此诞生。另一方面，新型基础设施、数据要素流动等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动能，又能推动都市圈行政区与经济区的适度分离，使都市圈的治理体系数字化、智能化、高效化发展。这意味着都市圈找到了冲破其发展“瓶颈”的办法，比如随着各类数字化平台的发展，人口、土地、技术等要素将呈现出大面积的高效流动特征，能够更加顺畅地适应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趋势，并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良好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