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23日，广东省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该条例将于2023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第七十八条规定：

“收到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提供具备下列条件的患者生前预嘱的，医疗机构在患者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者临终时实施医疗措施，应当尊重患者生前预嘱的意思表示：（一）有采取或者不采取插管、心肺复苏等创伤性抢救措施，使用或者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进行或者不进行原发疾病的延续性治疗等的明确意思表示；（二）经公证或者有两名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且见证人不得为参与救治患者的医疗卫生人员；（三）采用书面或者录音录像的方式，除经公证的外，采用书面方式的，应当由立预嘱人和见证人签名并注明时间；采用录音录像方式的，应当记录立预嘱人和见证人的姓名或者肖像以及时间。”

这是我国首次在地方性法规中明确规定生前预嘱的相关内容。

生前预嘱又称living will，这一概念最初起源于美国，用以描述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人，事先对其处于末期状态、失去行为能力时的医疗选择作出的指示，放弃徒然延长死亡进程的生命支持系统，核心在于维护当事人的生命尊严，是生死观发展历程中“优逝理念”的产物。

生前预嘱的立法依据

生前预嘱的来源于病患的医疗自主权，患者可以明示放弃或者拒绝治疗护理，也可以积极提出希望、要求治疗的请求。

应当注意到，生前预嘱并不同于安乐死。生前预嘱行为是一种消极行为，患者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时自愿放弃医学救助，仍然是自然死亡的范畴；而安乐死则是非自然死亡，虽然也是患者自愿的行为，但在本质上加速了死亡进程、更改了致死原因，是患者在医生帮助下实施的积极自杀行为。

有学者总结了临床实践后提出，安乐死多是患者在饱受伤病痛苦、精神压力下所作出的决定，而生前预嘱则是患者在身体、精神处于正常状态的意思表示，经过了慎重思考，能够全面、准确地反映个体的真实意志与生命尊严。

同时，生前预嘱可以随时改变、反悔，患者在任何时刻的选择都会被尊重。因此，生前预嘱制度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是为了避免生命尊严受损而采取的消极手段，不是对生命的肆意支配，接近自然死亡的过程，应当得到支持。

除了法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也为生前预嘱作出了立法上的铺垫。第一千零二条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自然人的生命安全和生命尊严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权。”首次将生命尊严纳入生命权的内容当中。

生命尊严的核心就是人的自由意志，事实上，每一个意识自主的人都有权拒绝治疗，即使拒绝的后果是将要面临死亡，这样的尊严也应当被法律所承认，民法典的规定能够成为生前预嘱的合法性理由。

生前预嘱制度的出台，既在立法层面正式肯定了患者的自主选择，也是对医院、医生的法律保障，使其更充分地听取患者意见。在此之前，生前预嘱并未被写入法律的明文规定，如果医生不尊重家属意见、按照患者意见放弃抢救，将面临没有规范性证据的危险境地，进而可能承担法律责任。

生前预嘱的适用

作为一项决定患者生死的立法，《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特别限缩了生前预嘱的适用条件：仅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者临终时生效，患者的身体条件应当由专业、独立的医学机构判断，不受患者个人、家属、诊疗医院的干扰；可拒绝的诊疗限于“插管、心肺复苏等创伤性抢救措施，使用或者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进行或者不进行原发疾病的延续性治疗”，使患者得到有尊严的诊疗与死亡，并非不采取任何医疗措施。

但目前，生前预嘱的实施还面临较大阻力，尤其是在患者的知情权与自愿性保障方面。如果试点后在全国推行，一些配套法律制度必须得到完善。

首先，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不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明确同意。”医疗人员负有对患者的说明义务，但在“不宜向患者说明”时可以替代性地向患者家属履行说明义务。

知情同意权是患者医疗自主权的核心与基础，如果患者无法对自己的病情有准确的判断，也就很难作出生前预嘱的决定。现行法为了安稳患者情绪，将患者本人的医疗知情权、决定权部分转交给家属，对患者的保护措施反而成为目前设立生前预嘱的阻碍，立法之间存在一定冲突。

其次，相关立法既要保障患者了解自身病情，也要保证患者能够全面、正确地理解相关疾病的负面作用、康复积极性等，充分理解医生所提供的资讯，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水平有较为准确的认识，避免产生对自身疾病的认识错误、作出无法挽回的错误决定。

同时，生前预嘱需要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与制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生前预嘱是患者医疗自主权的体现，但仍要服从于公众利益，例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患者不得拒绝对甲类传染病的治疗，可予以强制隔离治疗；对患有性病的卖淫、嫖娼人员，也应当予以强制治疗。因此，患者的生前预嘱不能危及公共利益，是推广实施所必须考虑的因素。

综合而言，生前预嘱与我国部分传统伦理存在冲突，也反映了人们对死亡的不同认识。因此，想要推广实施生前预嘱制度，还有赖于非立法方式的助力，如政府有关部门的宣传与倡导、对民间生前预嘱团体的支持、允许医护人员在诊疗期间主动提出生前预嘱措施等，从而在维护人性尊严的同时，进行一次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有益尝试。

（作者系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律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