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防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文件陆续下发，中央自今年8月份开始启动了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全面摸底工作。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10月财政部将对接金融机构收集数据。

一方面随着资管新规的影响逐步显现，下半年以来金融市场进入新一轮的调整之中，债券违约和资本市场的波动有加剧的趋势；另一方面，中央正对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进行摸底审计和加强监管，对于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即城投平台与地方政府信用剥离的态度越来越强烈，9月份的一份文件曾明确表示允许城投平台破产。这一定程度上引发了金融机构对城投平台信用风险的担忧。

在此大背景下，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于城投平台的态度也在悄然变化。“很多银行目前都不敢给地方平台放款了，但这样可能给地方政府造成更大的债务压力。”一位银行相关部门人士对记者表示。

记者从市场各类金融机构了解到，对于城投平台的融资，不管是公募产品城投债的投资人公募基金，还是私募产品的信托公司、资管公司，均有所收紧。上海地区一位信托公司人士对记者表示，整个行业对平台放款的标准相比之前严格了很多，一个是对平台地区和级别上有要求；另一个是看经营情况，要现金流、抵押物。

另外，有资管业内人士对记者说，随着金融机构提高平台融资标准，一批资质较差的平台被排除在原来的融资渠道之外，转而寻求其他融资方式，比如三季度以来大量城投公司通过定向工具进行融资。

平台融资标准提高

原银监会公布的名单显示，国内目前有超过1万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替地方政府承担投资和融资职责，平台主体遍布省级、地市级、县级，这些城投公司不仅可以发行债券，还可以从银行获得贷款，从金融机构获得非标融资等。

上海地区另一家信托公司业务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该机构本月重新启动了政信业务，不过标准比以前严格了很多，仅针对浙江和江苏地区的平台。相比之下，以前除了云贵川等地，其他地方平台都可以做。

除了区域上的限制，信托公司对平台资质要求提高了很多。据记者从业内了解到，政信业务做得比较多的信托公司，对融资平台所在地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门槛大都有所提高，比如多数从30亿提高至50亿，很多公司对县级平台只考虑百强县。

另外，平台融资在增信担保上更为严格。多家信托公司人士对记者表示，基本只做地市级以上地区的平台，对于县级以下的平台均提出了不同要求，比如新增一家担保方，或者要求提供抵押物等。

也有部分原本不以政信业务为主的信托公司，此前暂停之后就未曾重新放开。一家央企系信托公司的业务人士对记者透露，该公司已经一年多没有做过平台业务，“平台业务本来就不多，模式太老套了，利差又小，基本和事务管理通道类的业务差不多，我们大部分还是在做房地产业务。”

公募城投债方面，发行上的表现也分化明显。资质好的城投债继续受到追捧，但一些县级市以下的城投债发行成本抬高至7%，都很难成功发行。

平台寻求融资新渠道

中央政府多次强调地方融资平台要剥离政府信用，市场化运作。

2018年9月13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其中指出：“对严重资不抵债的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依法实施破产重整或清算。”

一位大型公募基金固收部负责人表示，现在对城投债比较纠结，政策导向不明确，一方面，要求市场化经营，但另一方面分析报表就会发现，平台资产主要是土地，不能变现，流动性来源也主要是靠地方政府支持。据他透露，今年4月份开始对大量城投平台进行几个月的调研之后发现，很多平台公司不明确未来的偿债来源。

在金融机构几乎朝着同一个方向提高对地方平台融资门槛的情况下，一些资质不够的小平台将被各家金融机构排除在外，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方政府不予兜底。那么，是否会有一批平台真的走向破产边缘？

记者采访的机构人士大多数认为，尽管不再像此前那么确信“万无一失”，但也不认为平台会真正破产。“平台破产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地方政府信用破产，那这个地方未来十几二十年招商引资就很困难了。”一位政信业务人士对记者说。

一位接近地方政府的人士透露，对于开始出现问题的平台，现在政府的态度是，如果上级财政充裕或筹资能力尚可，仍会出手救助；但如果省级都无能为力的话，下面市区就比较困难。

从市场上来看，很多平台开始寻求其他的融资渠道进行筹资，非公开定向工具在市场上热了起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今年7月份以来，大约170家发行人发行了定向融资工具，总规模1234亿，其中一大半发行人为城投平台。相比城投债、信托计划等渠道，定向工具虽然程序更为简单，成本也有一定优势，但由于其规模较小，在此前其他渠道畅通的情况下未被重视。（编辑：马春园，邮箱macy@21jingj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