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线城市的房价那么高？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认为，最主要的因素不是货币超发，而是土地被垄断，这导致中国个别城市房价甚至超过了一些美国城市。

“美国有一个城乡化一体化的房地产市场，通过郊区的房子的发展，对市区的房价起到自动的抑制作用。”他在9月16日举行的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说。

他的讲话揭示了中国在各个要素领域，比如土地、劳动力、技术、资金成本过高的现状。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经过将近40年改革开放，我国商品和服务已基本实现市场化定价，但是要素市场仍存在双轨制，这影响了整体的经济效率。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在论坛上表示，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要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因为市场是决定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

中国50人经济论坛成立于1998年6月。论坛聚集了长期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一批著名经济学家，其中不少人是改革开放进程的重要推动者。论坛主持人、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表示，本次会议旨在“讨论40年的改革开放的成就，和未来要进行的改革与开放和进一步发展所需要采取的各方面的改革措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经济50人论坛发起人刘鹤出席了此次活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回顾改革开放40年和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立20年历程时表示，改革开放40年带给我国的主要经验就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的方向”。

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

经过多年的改革，中国在商品市场化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但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明显滞后。

杨伟民举例，这表现在户籍制度制约了劳动力和人才流动；很多金融机构用所谓的政治正确、政治安全代替市场规律、金融规律，导致资金配置效率越来越低下； 城乡土地无法自由流动，农村基地建设用地和农村宅基地还没有进入市场等等方面。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因为包括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无法实现完全市场化，导致各种扭曲现象发生。

比如金融机构因为大多是国有的，为了贷款安全因素，一般以低息的方式贷款给大型国企，而中小企业很难在金融机构贷到资金，从其它渠道融资则需付出更高的利率成本。 这样做的最后结果是中小企业生存发展成本越来越高，最后影响国家经济效率提升。

类似还有户籍制度的城乡双轨制，导致农民工进城难，这会影响到全国消费潜力，因为一个城市市民的消费量是远远高于农村居民的。

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有1600多万农民工转为城市居民，2017年则只有1300多万。而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的目标，从2014年到2020年要实现1亿农民工等转为城市居民，平均每年需要转户1700万左右。而今年农民工等转为城市居民的目标也只是1300万，这意味着1亿农民工等转为城市居民的目标，存在实现难度。

户籍制度捆绑的利益是转户难的另一原因。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李国祥指出，农民工现在将农村户籍转为城市户籍的欲望不高，农民工为了子女上学甚至愿意在城市买房，但是即便买房了也很少转为城市居民，原因是担心失去农村拥有的土地和收益等。

根据国家统计公报，2017年中国农民工有2.865亿人，占到了城镇就业的67.5%比例。也就是说，城市中近七成就业者是非本地户籍人员，未享受到当地城市居民的养老、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各个服务，这种扭曲的劳动力双轨制会严重影响社会流动，抑制经济增长活力。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提出 ，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不过从目前看，这项改革已经过去了5年，农村集体土地仍不能大量上市，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建设任重道远。

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参加论坛的众多学者呼吁，下一步改革需要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在论坛上表示，中国的改革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在双轨制基础上的渐进式改革，“我们是先农村后城市，先在国企外围培育一块体制外力量，倒逼国企改革。先放开部分价格，然后再并轨”。

但是，改革也带来一系列的遗症，过去传统体制遗留的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管理模式，依然有比较大的惯性。

“下一步这个双轨制，应该是向单轨过渡，就是要下决心向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向逐步地推进。”王一鸣说。

杨伟民也认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效率不高，甚至近一个时期的下滑，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大量的资源配置还是在由政府决定。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关系，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直接配置。

“要通过改革，要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导向，通过改革形成一些机制，比如说能够自动地纠正经济结构性失衡、经济的金融化、经济房地产化的这种机制，我觉得这三者是现在我们重大的三大失衡，现在靠政府来干预是解决不了的。”杨伟民说。

他还提及简政放权改革。“过去我们提出的主要的目标、主要的改革举措是简政放权，是简化，这是十分必要的，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是‘简化’这种简政放权还不够，需要同步推进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

（编辑：吴红缨，如有意见和建议请联系：dingjun@21jingji.com；wuhy@21jingj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