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深圳市委、市政府近日印发了《深圳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行动方案（2019-2025年）》（以下简称《行动方案》）。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在“全力以赴推动一批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政策、重大改革、重大任务落地实施”的7个项目中，其中一项是“用足用好经济特区立法权”。

《行动方案》提及，建立健全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相衔接的工作机制，加强先行性、实验性、创新性制度研究论证，及时形成立法需求清单。

对于需要制定经济特区法规的，在遵循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立足改革创新实践需要，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出变通规定；对于需要暂调整适用或者暂时停止适用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报请司法部统一协调后，按法定程序提请全国人大、国务院作出决定；对于需要在国家事权范围内制定单项法规的，依法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到，加快参与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营商环境、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重点领域立法。

用好立法权对于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为何重要？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涉及一系列的改革，包括政府职能的改革、治理体系的改革等，改革要怎么推动？其中一个重要的保障就是在于用好地方立法权。

近日，在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举办的一场“从经济特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论坛上，国务院参事王京生提到，利用特区立法权，以立为主，集中精力建立一批有利于“放管服”改革和营商环境的法律法规，使之序列化、系统化。

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也认为，用足用好经济特区立法权，这是一种激活，对过去全国性的法律可以形成法规，对地方性的法规做一些变通规定，实际也是给深圳赋予了新的改革工具和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