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再审一案进行公开宣判，判决撤销原判对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和挪用资金罪的量刑部分，对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撤销原判对原审被告人张宏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维持原判以挪用资金罪对张宏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的定罪量刑部分；对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刘义忠、张细汉、严友松、晏果茹、刘科均宣告无罪。

“本案再审中，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等原则，依法妥善处理民营企业及企业家经营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指出。

“难能可贵的是，在社会舆论普遍认为顾雏军可能会被改判完全无罪的氛围下，最高法院坚持了实事求是、依法纠错的基本原则，维持了顾雏军等人从上市公司挪用2.9亿元用于顾雏军个人注册公司的行为构成犯罪，这是需要勇气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说。

前后判决的政策环境变了

在关于虚报注册资本罪方面，顾雏军案原二审裁定认定：顾雏军等人为了完善顺德格林柯尔公司设立登记手续，降低无形资产比例，在顺德格林柯尔申请变更登记的过程中，采取来回倒款、签订虚假供货协议、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等手段，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虚报货币注册资本6.6亿元，其行为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

最高法再审认定顾雏军等人实施了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但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

在关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方面，最高法再审认定顾雏军等人将虚增利润编入财会报告后向社会披露的事实存在。但根据刑法，必须有证据证实这个行为造成了“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才能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最高法再审认为，证据不足。其中，由于侦查机关收集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和四名股民证言的程序违法，原第一审未予采信。原第二审在既未开庭审理也未说明理由的情况下，采信其中三名股民的证言，确属不当。

“二审法官是可以采信一审未采信的证据的，但如果二审不开庭审理，就无法当庭听取双方意见，程序正当性显然不足，判决结果的正当性也就打了折扣。”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说。

“顾雏军等人的确实施了虚报注册资本、向社会披露不实信息的行为，从严密司法角度，定罪也不是不可。但最高法再审把持了‘温和’尺度，比如证据充分还是不充分，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裁量尺度。最高法改判撤销这两个罪名，是从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角度出发的。”阮齐林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顾雏军案一个重要导火索是当年的‘郎顾之争’，郎咸平就国有资产流失炮轰顾雏军，所以当年给顾雏军定罪可能是带着保护国有资产的情绪、倾向的。最高法再审判决的法律适用更正确，在立场上则体现了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给企业家营造宽松、安全的经营环境的政策导向。”他说。

再审判决坚守了法律准绳

顾雏军案最具争议性之处在于挪用资金罪。最高法再审认定其中一笔6300万元的挪用行为不构成犯罪，但对另一个2.9亿元的挪用行为维持了构成挪用资金罪的原审裁定。

“在2018年6月开庭审理时，公诉机关充分证明了这个挪用行为的事实和性质，是由顾雏军个人决定，并归个人使用的。因此，再审审理过程中，公诉机关依然坚持原审裁定构成犯罪的意见。”阮齐林说。

值得注意的是，顾雏军案再审过程中，不管是撤销还是维持罪名，法院均采纳了检察院意见。“检察院和法院认识高度一致，体现了再审判决更为慎重、公平。”阮齐林说。

“尤其是再审判决维持了犯挪用资金罪，这一点需要勇气，值得赞赏。宣判前，社会可能一边倒地认为，既然同意顾雏军案再审，就会改判顾雏军无罪。彻底改判他无罪，对于产权保护的宣传力度也会更大。但法院、检察院坚守了法律的准绳，未被社会情绪所左右。”阮齐林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为什么社会舆论会倾向认为改判顾雏军无罪？

“刑事司法中，再审是一道很难打开的门。因为它针对的是已经生效的判决，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并没有再审启动权。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拥有再审申请权，但在刑事诉讼中，当事人连申请权都没有。”张建伟说。

“当事人的申诉只是启动再审的一个‘材料来源’，决定权在于法院、检察院。如此设计的价值取向在于一个案件如果不是确有错误，贸然启动再审会影响司法的权威性。所以司法实践中，法院一旦受理再审，意味着这个案件一定会被改判。”张建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但尽管改判，顾雏军还是被认定犯挪用资金罪，其是否可以再次申诉呢？

“我国法律没有对申诉的次数、期间作出限制。”张建伟说。但多位刑法和刑诉法学者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尽管法律没有明确禁止，但由于最高法院已是最高裁判机关，对这次再审也充分进行了审理，“顾雏军若再次申诉肯定不会被受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