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社部日前公布了截至2019年3月的全国各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情况。数据显示，目前最低工资标准超过2000元的有上海、北京、广东、天津、江苏、浙江等6省市。 此前，人社部要求各地充分考虑当地经济形势发展和企业实际情况，稳慎把握调整节奏，将最低工资标准由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改为每两至三年至少调整一次。

当前，我国一方面需要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扩大内需；另一方面，必须降低企业成本，给企业减负，降低用人成本是关键。与此同时，年轻一代厌恶制造业与加班文化，维护劳动者权利的声音日益升高。这说明，我国工资性收入相对较低，劳动强度过高，但同时企业成本过高。

2008年以前，中国工资增速长期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速，主要原因是劳动力供大于求。2008年之后，由于人口红利发生逆转，再加上大规模的基建与地产开发提供了更多岗位，出现了劳动力紧张的局面，工资增速开始加快，尤其是农民工工资。因此，2010年至今，中国的工资增速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速。

一般而言，合理的收入增长要同经济发展的速度同步，工资增长速度要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如果工资增速超过劳动生产率，意味着企业支付的劳动成本将超过企业收益，企业竞争力将会下降，工资增长也无法持续。

对于近年工资增速超过劳动生产率的一种解释是，这是对过去长时期工资增速慢于劳动生产率的弥补。事实上，原因很复杂，一方面是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逆转，其中包括人口增长减缓与老龄化的因素，但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2008年后大规模的基建与地产开发吸收了过多劳动力，而且这些领域能够给更高的薪酬，从而倒逼制造业和相关行业不得不提升工资挽留劳动者；另一方面，依靠信贷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物价和房价在过去十年大幅上涨，带动生活成本大幅增加，推动工资刚性上涨。当然，还有人认为，人力成本持续上涨是执行新劳动合同法的结果。

过去十多年，企业成本不断增加，其中人力成本增加被认为是主要原因。2018年，全国工商联发布的报告称，用工成本上升、税费负担重、融资难融资贵仍是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前三大影响因素，分别占61.40%、54.80%和50.80%。华南美国商会发布《2019年华南地区经济情况特别报告》指出，缺乏合格的人才、本地竞争激烈以及人力资源成本增加是受访企业在华南地区发展的前三项主要挑战。“51社保”2018年调查显示，有53%的受访企业人力成本占总成本比重超过 30%，有16.27% 的受访企业人力成本占总成本比重高达 50% 以上。

根据一些企业家和专家提供的数据，美国企业成本比中国高3%，但是美国劳动力成本是中国的好几倍。这说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并不算高，过高的是其他成本，比如土地、原料、燃料、物流、税收等。因此，企业成本过高主要是制度性的。这就造成了企业认为成本过高，而劳动者感觉收入过低且劳动强度过高的悖论。

本质上，企业成本过高是由于要素价格扭曲，比如被垄断的土地、国企垄断的能源与通讯等行业价格过高，以及各种税费成本过高等。与此同时，资金成本过低，造成居民储蓄收益过低。而民企融资成本过高。社保和个税过高造成劳动者可支配收入不高。这种种扭曲带来的分配问题正在阻碍中国可持续发展，企业成本压力越来越大，劳动者收入增速跟不上房价、物价上涨，购买力在缩水。

工资增速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速是不可持续的，现在正迎来拐点。当前政府正在推动为企业减税降费以及降低个人所得税，同时为民营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难题，这样可以让利于企业与个人，维持就业稳定与收入增长。但是，更关键的还是要管住地价和房价，控制货币发行与政府债务。

对于企业而言，短期内应该通过改善管理水平提升效率，同时加大创新投入，避免营销成本过高；如果能够支付培训成本提高员工职业技能，提升劳动生产率则更好。当然，当前最重要的是理顺政府、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分配结构和权利关系。在转型背景下，大家也需要共克时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