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蔡跃洲

本文主要想结合我最近在数字经济规模测算方面的研究，谈谈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来源（或者说新动能）。我个人有个观点，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的背景下，整个经济社会运行模式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途径，可能正在出现新的变化，完全沉浸在以往的宏观经济架构及既有的研究思路方法，可能无法很好地分析考察新经济、新模式。下面我将我测算的数字经济（数字技术或ICT）结果展示一下，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提升增长动力方面，还有哪些潜力可挖。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的讲话第一次把全要素生产率学术性的话题引到中央文件，这说明我们国家已经进入到需要主要依靠创新驱动、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发展阶段。从2014年新常态开始，要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最后很重要的落脚点就是怎么样去提升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它本质上就是一个投入产出效率的问题，但是因为涉及到了多个投入和多种产出，所以我们所有的测算方法，包括我们以索洛余值为基础的增长核算方法，以生产前沿面为基础的DEA-Malmquist指数法和随机前沿分析（SFA）等等，都是以某种曲径通幽的方式间接测度衡量这一相对抽象的事物。基于不同的测算及分解方法，我们还都能够梳理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路径。

2012年前后，我们开始处于国际国内两个重要时期的交汇点。一方面，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另一方面，恰好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中国经济逐步进入以降速、换挡为特征的新常态。这些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时间节点上也基本算是一个契合。2012年前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标志性事件就是我们所谓的大数据、云计算，包括当时3G、4G大规模的商业性应用，突然一下新经济、新模式、新业态就涌现出来了。这些新经济、新模式涌现出来后首先带来的就是效率的提升，这相当于是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数字经济这一个新的经济形态，可以说给我们的宏观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源泉。

我们的测算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数字经济呈现出超高速发展；数字经济整体的增长速度，从1993年开始到2016年，测算的是17.5%，这个增速比同期的GDP增速9.5%是高很多。更有意义的是数字经济所呈现的结构性特征。首先，数字产业化（数字部门）的年均增速为14.8%，接近15%；而由渗透性衍生的产业数字化这部分，整体增速则高达24.1%。更有意义的是，细分的18个部门里渗透所带来的替代效应和协同效应在行业GDP占比比较多的部门，其实寥寥无几，只有三个部门较为明显。大多数行业数字经济渗透性对这个行业增加值的贡献都不足5%。这意味着数字经济的渗透或者说推动产业数字化将是未来我们形成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或者动力来源。

2017年是人工智能元年，人工智能也算是数字经济技术。但是人工智能相比其他数字经济还有一个技术-经济特性，就是其“发明方法的发明”特性；该特性也能促进增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生物医药、材料科学等领域，研发过程具有“大海捞针”的特点，即能够确定创新存在于已有知识的某种有用组合，但是有用知识范围却广泛复杂，要找出来极不容易；而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则使得研究人员能够大大提高识别效率，找出那些最有价值的组合。比如在生物医药领域，应用深度学习技术和已有的数据，可以较为准确地预测出药物试验的结果；对于早期的药物筛选（early stage drug screening）来说，便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检验，从而提高筛选效率，识别出那些成功概率更大的候选分子。这就是所谓“发明方法的发明”特性。结合新增长理论，这相当于知识创造的过程加速了，必然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虽然现在人工智能发明方法的发明的这一特性可能还没有全面显现出来。但是未来一旦效应显现出来以后，这对我们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基于上述考量，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大背景下，考虑我国增长潜力的问题可能就不能再局限于我们原有的宏观经济的框架，原有的增长核算，和原有的部门划分。

(编辑祝乃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