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下午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要求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做好顶层设计，打造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产业链，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以夯实产业基础能力为根本，以自主可控、安全高效为目标，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

权威受访专家指出，产业基础薄弱是中国面临的“老大难”问题，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兴、华为在产业链关键环节受制于人更凸显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急迫性，中央财经委员会部署产业基础再造工程，表明中央高度重视产业链安全问题。

此外，有专家建议，中国应当建立常态化的产业链安全评估审查机制，每年对工业基础能力与产业链安全进行评估，并定期开展全国普查，以确保中国供应链有战略调整的弹性与韧性。

打破产业“空壳化”，产业链受制于人亟待破解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8月26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会议指出，中国制造业规模居全球首位，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以夯实产业基础能力为根本，以自主可控、安全高效为目标，以企业和企业家为主体，以政策协同为保障，坚持应用牵引、问题导向，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放合作相促进，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

会议强调，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做好顶层设计，明确工程重点，分类组织实施，增强自主能力。要打造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产业链，围绕“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支持上下游企业加强产业协同和技术合作攻关，增强产业链韧性，提升产业链水平，在开放合作中形成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要建立共性技术平台，解决跨行业、跨领域的关键共性技术问题。要发挥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工程院制造业研究室主任屈贤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26日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中国工程院关于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问题做了专题汇报，“我们在这些方面做了长期深入的研究，中央对此也高度重视。”

屈贤明指出，产业基础薄弱是中国制造业面临的“老大难”问题，这有着特定的历史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主要从下游的主机集成开始做起，一般都是引进国外技术，侧重于组装，而在上游的关键零部件、关键材料等领域一直存在短板。

这一方面是因为很多发达国家在上游做了大量布局，中国在这方面追赶将花费很多时间，面临更艰巨的市场竞争，而且面临着工作重复、知识产权等问题。“比如芯片领域，原来中国是有这些行业的，但是国外技术更为先进、规模效应也使得其成本更低，这使得中国产品因为性价比较低而不具备竞争力，从而形成了产业链上的短板。”他说。

另一方面，他指出，制造业产业链全球化持续推进，得益于全球化的深度发展，除军工等敏感技术与产品外，中国能从全球市场顺利地获得几乎所有的关键零部件、关键材料以至于技术，因此，一些领域存在着高度的进口依赖，一些行业甚至存在“空壳化”的风险。

然而，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屈贤明指出，中美贸易冲突以来，中国产业基础薄弱、产业链风险进一步被放大，即使是在中国已经取得重要突破的通信技术领域，也面临着“卡脖子”的重大问题，中兴、华为被断供使得这一问题更加凸显。

“此外，日韩贸易冲突也在芯片等领域采取了限制措施，产业链风险正在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因此，这次会议高度重视夯实中国产业根基，确保产业链的自主可控与安全高效，这也确实是中国制造迫在眉睫的挑战。”

建议建立产业链安全评估机制

在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看来，中国现在需要建立一套制度，机制化地评估自己的产业基础能力与产业链安全。

他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指出，美国每年会两次评估其供应链安全与产业基础能力，评估的目的是希望自己的供应链有充分的弹性。在打贸易战的背景下，其供应链领域不会影响它的经济安全，所以美国每年都会发布工业基础及供应链弹性评估报告，也做了一系列供应链战略研究。

“我觉得，从产业安全考虑，中国现在也要有一套制度，机制化的制度，来评估自己的基础能力，评估自己的供应链安全，梳理产业供应链的现状，在一些关键节点上评估其替代的可能性。”他说。

他建议，中国每年要有两次对工业基础能力与产业链安全的评估，每四年做一次全国普查，确保中国供应链有战略调整的弹性与韧性。

黄群慧认为，中国应根据这些评估，着重补齐产业链中的短板，这将是未来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

他指出，当前世界出现了一些逆全球化的暗流，根据2017年英国的一个报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二十国集团发布出台的贸易投资限制措施大概6616项。而同期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措施只有2254项。其中一个重要的推手就是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出台各类限制措施已超一千多项，占到总数的近20%。

他认为，美国此举的实质为将国内的问题国际化。一方面，美国由资本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效率是很高的，但美国国内确实出现了分配不公平等问题；另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机器换人的持续推进，技术进步也在冲击着既有的就业格局。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不去解决这些问题，却将问题归咎于中国等其他国家、归咎于全球化。

黄群慧强调，在中美贸易冲突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应当高度关注美国限制措施对中国产业链的的影响，其一是要警惕美国关税措施逼迫中国国内产业链的转移，比如向东南亚的迁移；其二是美国在先进制造、量子信息、纳米科技、人工智能等高新领域不断封杀、打压中国，应高度关注其对中国产业链向高端攀升的影响。

他指出，中国坚定支持全球化，也有充足的韧性来迎接这些挑战。2005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只有11.6%，但到了2017年中国提升到了24.8%。同期，中国的出口产品的本地附加值也在持续上升：从2005年64%已经上升到2017年77%，这说明中国价值链的位置也在上升。

“在联合国工业目录中，中国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这保证了中国工业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具备充分的韧性。”黄群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