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也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区域。当下，如何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把握投资机会、成就千亿市值公司成为一众公司的新课题。

9月9日-9月11日，由企业掌门、专家学者、投资机构等组成的近400位业内翘楚将围绕系列与大湾区产业布局、投资机会相关的问题展开交流讨论。“国际三大湾区的特征及成功经验对我们未来大湾区产业布局规划和构想具有重要意义。”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院长胡军向21世纪经济报道指出。

在他看来，放眼纽约湾、旧金山湾、东京湾三大世界湾区，至少有六个方面值得借鉴——高效、便捷的城市网络运输体系；健全的创新体系，实现强大的产业集群效应；产业布局高度协同化；全球开放的规则；优质生活圈；以及完善的体制机制。

产业布局与投资机会

今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其中对大湾区城市定位、资本市场要点、产业规划以及投资机会等方面做出了规划，提到包括推进“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建设，强化香港的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广州全面增强国际商贸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功能，着力建设国际大都市等大湾区建设的详细意见。

事实上，从整个大湾区产业发展来看，已经由工业经济迈向服务经济的阶段。三大产业结构从2012年发展到2018年已经变成了“1.2：32.7：66.1”，“一二三”产业完全倒置，转变成了“三二一”的产业格局。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成为第一大产业，第二产业占比也在逐渐下降。

在产业布局方面，“9+2”中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定位和发展轨迹。以广州为例，作为具有2000多年商业历史的城市，在商业方面的积淀仍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当前广州各类市场一年的交易量仍有两万多亿，在珠江三角洲区域，广州仍处于一个中心地位，从地理位置上说，可以辐射至东西两方，具有很强的区位优势。”广东省创业投资协会名誉会长李春洪称，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空间产业布局上，虽然将各个城市的产业定位差异化，但是仍然无法避免在传统的制造业和竞争型领域存在重叠和竞争。

在李春洪看来，“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核心要义是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把港澳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通过探索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跨境流通和区域融通，形成协同发展优势。”

“未来，西岸以发展技术密集型的高端制造业为主，沿岸以生态保护型的现代服务业为主，东岸则以知识密集型的新经济产业为主，以重大产业集聚带为载体，以点带面，沿交通轴线和海岸线整体展开，形成东、中、西‘三带’总体空间布局。”胡军分析道。

虽然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产业布局比较明晰，但是企业在对外投资时，还应该考虑当地的产业基础和产业配套。“前几年我曾经到越南去考察，国内的一些家电产业转移到了胡志明市、河内等地方，企业在当地的人工成本、土地成本都很低，但是因为没有配套的产业链，导致物流成本非常高。”李春洪认为，香港本身具有很强的科技创新能力，但是受制于自身市场体量小，缺少全产业链配套，以及香港资本市场不重视科技投入等问题，造成香港领先的科技创新能力无法真正释放。

李春洪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讲明了这其中的投资机会，并且给出了五点建议，比如需要保持与政府部门沟通，密切跟踪研究分析大湾区规划纲要、广东省的实施意见、三年行动计划及各市落地方案等；并且建议在合作方面，尽可能找到香港、澳门的企业、机构（包括中资驻港澳企业）进行合作，有利于项目推进。

创新提升价值

据相关数据，粤港澳大湾区综合创新能力全国排名第一。广东省在研发投入、技术转移和创新载体方面，也领先其它省份，研发投入总经费连续两年保持了首位。胡军认为，粤港澳大湾区不管是在国家化水平，还是城市化率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大湾区内部在资源要素流动、体系对接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阻碍。

从企业个体来看，在历史机遇面前，企业转型的需求更为迫切。“中国目前在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尤其是近几个月连续出台的政策，严格控制进入房地产的资本，鼓励资本进入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科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主任张平向记者表示，通过降低房地产杠杆，提升资本利用能力，从而获得高效率，是当前高质量转型和政策频繁出台的最终目的。但是张平同时也指出，企业想要转型并不容易，尤其是在经济发展减速，企业高负债的情况下。

“从上市公司披露的上半年的业绩来看，我们看到了很多新的变化，不少企业赖于立足的产品、市场经营模式正在瓦解，甚至一些风头正劲的企业对于下一步会怎样，也充满迷茫。”证券日报社社长、总编辑陈剑夫表示，创新发展是企业面临的时代课题，而上市公司面对的考验更为紧迫，企业如何把握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历史机遇至关重要。

传统的大型公司管理稳定，融资能力强，产品现金流充沛，具有天然优势，但是大公司往往也存在创新能力差、转型难等问题。“从中国的企业来讲，现在的分布还是很合理的，有大量的中小企业，创新活跃度很高。”张平认为，大公司要进行合理的变革，使公司管理扁平化，将先天性优势与小公司创新积极性结合，建立创新生态，未来会取得更好的发展。

清华大学商业模式研究中心主任朱武祥指出，战略定位是每个企业首先需要考虑的，深度挖掘企业自身资源能力。“比如像新希望集团，原来的定位是经营工商、饲料厂，然后变成经营产业链和平台。”他认为，每个企业都要考虑自身变化，如果固守在原地，很容易导致风险的发生。

事实上，我国学术科研成果与企业生产力对接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去年清华发明专利数量13000多，而硅谷斯坦福大学140个专利，我国在专利数量上占据优势，但是我们在精密制造、材料、生物医药、芯片等领域的技术水平仍然受制于人，差距比较大。这主要是因为国外的专利都是为了解决某个产品、某个市场、某些专利池而进行的研发。”北大科技园副总裁王国成认为，虽然我国科研成果数量遥遥领先，但是如何提高我们的科研成果转化率仍然有待解决。

王国成强调，对标硅谷模式，国内还需要加强企业之间资源整合对接能力，同时深刻把握创业者需求，形成多样的盈利可持续性发展模式，形成生产服务商集群，专业的服务机构集群等，这些都影响着企业的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