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全球央行和政府机构推出了前所未有的刺激计划，其中央行的角色尤为吃重。

近日，国际清算银行亚太区首席代表悉达多·蒂瓦里（Siddharth Tiwari）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前副总裁朱民就疫情之下的央行对策进行了一场对话。两人表示，（多国）央行改变了传统职能，越过了一些红线，介入了非银行金融机构，央行不仅成为了“最终贷款人”，还成了“最终做市商”，同时全球债务问题也进一步恶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表示，目前公共债务与全球GDP之比已经超过100%，且已超过二战结束时创下的水平。

但专家认为，中国央行相对较为克制。

央行角色须重新定义

蒂瓦里指出，跟以往不同的是，央行在这场危机中直接干预了非银行金融部门，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在过去10~15年，金融部门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非银行市场已经变得系统化了，这些市场的流动性也成为央行关注的重点。未来，央行也将兼顾这些市场的管控和监管。”

“随着金融部门内的新市场或新领域逐渐变得系统化，央行此前承担的最终贷款人职能的界限也一直在移动。因此，在企业部门，这一边界移动到直接购买证券以及购买共同基金，因为公共基金是公司市场的主要投资者。同时，这一界限也在主权层面发生了移动，各国央行首次在一级市场购买政府债券。”

蒂瓦里表示，未来几年将是央行反思自身角色的时期，因为现在它们不仅是最终贷款人，还成为了最终做市商，超出了原本的职责范围。至于央行将走向何方，他认为，先撑过这一段时间才是重点，因为它们需要设定新的方向。

朱民肯定这一想法，并建议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世界必须仔细研究解决方案，重新定义央行的角色。“现在，世界真的进入了一片未知的水域。这不是关乎某一个市场，央行角色的变化将给整个金融架构带来一次体制变革。”他说，“世界需要重新定义、重新设计央行的角色和职能，以确保我们有一个稳定、公平、透明的金融市场。”

在蒂瓦里看来，在上一场金融危机后，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银行的抗风险能力上，“焦点有点过于集中”，但在这场危机后，将会有很多人关注企业部门的抗风险能力。“价值链是否能够承受一定的债务？优化了流动资金的公司是否会优化全球供应链？会纳入保障措施和缓冲资金吗？这都是未来要考虑的，这都是未来要做的。因此，问题不仅仅是谁能生存下来，而是遭受不同程度影响的国家未来的政策方向，以及在新时期各国对未来的计划。”

蒂瓦里指出，央行在危机期间需要首先解决流动性危机的问题，但它们在这么做时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接下来将进入偿付阶段，因此必须区分有生存能力的公司和没有生存能力的公司，从而避免产生大量的僵尸企业。“对不良贷款严格分类至关重要，监管压力测试也至关重要。”他说，“在下一阶段，财政政策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表示，目前公共债务与全球GDP之比已经超过100%。-新华社

多国央行为应对疫情越过了一些“红线”

谈及各国央行在疫情暴发之后采取的措施，蒂瓦里指出，央行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行动来避免金融崩溃。对于央行采取的应对措施，他评价道，在第一阶段中，央行的干预措施解决了流动性问题，令共同基金市场得以畅通，稳定了全球金融市场。

具体来说，最初，各央行降低利率，甚至发行负利率债券，然后，利用公开市场资产购买计划来疏通做市商的资产负债表，之后，央行注入流动性，同时开放市场运作。同时，央行还介入了商业票据和政府证券。在美国，央行还介入了市政市场。“这样一来央行在一些非传统领域扩大部署，为陷入困境的企业雪中送炭，要么直接彻底买断债务（即购买债券和商业票据），要么施加援手支持银行以融资换贷款的形式放贷，尤其是针对中小企业放贷。”

朱民认为，（多国）央行在疫情期间成为最终贷款人和最终做市商，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最具挑战性，也是最激动人心的变化。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央行的职能，这是非常惊人的。”他说，“央行如何重新定义、谨慎完成自己的使命，继续扮演最终贷款人的角色，而不是信贷分配者和货币资金提供者，这将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当被问到央行的越界是否是暂时的，蒂瓦里的看法是，为了应对疫情所越过的红线需要被仔细处理和谨慎解释。需要看到的是，这不是信贷分配，也不是为预算提供货币资金支持，这只是一种干预，目的是向企业部门提供流动性，缓解疫情对企业的打击。“当前是一个特殊时期，我不知道下一场危机会是什么，但这将带来决定性影响。”

“今天，央行需要说清楚这些举措的治理框架，阐明它们赢得了决策的控制权，表明这些举措是暂时的，以及它们将如何在合适的时机放权。我们多年来学到的一件事就是，不要让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联系得太紧密，如果央行的界限移动得太多，可能影响央行的独立性，也会增加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因此这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一个挑战。”蒂瓦里说道。

新兴市场国内金融急剧收缩

对于央行大规模的刺激政策，蒂瓦里认为，尽管它们对于解决流动性是非常必要的，但恐怕也会留下影响几代人的“后遗症”。比如，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都会造成债务高企，这将给潜在的增长带来压力。

“投资于公司债券的共同基金出现了急剧外流，迫使他们在高点进行抛售。短短一周内，投资于发达国家的基金和新兴市场股票公司债券就贬值了15%。”他说，“外国投资者对本币债券市场的其余部分进行重新定价，导致新兴市场国内金融状况急剧收缩。”

在主权债务方面，他指出，整体架构非常明确，主要是通过巴黎俱乐部对官方双边债务重组进行磋商。但这主要是面向从IMF举债的新兴市场国家，而剩下的新兴市场将无法享受这一待遇。IMF同世界银行已经号召G20减免最贫穷国家债务。“我认为，在现实中，也应该考虑到，剩下这部分国家支付能力有所不同，受到的冲击也不同，处理方法也应该因国而异。”

在企业债务方面，蒂瓦里指出，这是央行首次真正入市购买企业债券。许多人会说，央行越过了红线，因为这与积极信贷分配类似，也导致了债务急剧攀升，包括低于投资级的债务。

他指出，在全球大部分地区，通胀将一直低于目标，未来不太可能有任何紧缩政策。“这场危机的一大影响就是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达到通胀目标，因此还有相当大的政策空间。”他说，“没有达到通胀目标的好处是能够提供坚决应对疫情的空间，所以挑战变成了好事。但随着时间推移，它将再次成为挑战，比如在应对债务负担方面，但这将是下一阶段的问题。”

朱民认为，接下来，通胀预期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因为它可以改变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平衡，也可以改变央行从宽松到紧缩的政策立场。“从低通胀率到2%的高通胀率，世界将发生很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