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观点 > 正文

评论/深圳示范区的中国探索:信念与制度

2019-10-22 18:21:40  21世纪经济报道 21财经APP 马涛

市场化成为“硬法”、工业化实现升级、城市化成为范例,并在现代化中实现治理,深圳特区发展主要依靠创新,也给未来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初始样本”。与此同时,制约条件与外部挑战前所未有、发展体系与累积问题前所未见。两阶段三十年后,14亿人怎样迈入中等收入水平的社会主义强国?对外更紧密的融入全球、贡献全球,对内更坚定的依靠国民、提升国民,是基本方向。扎根中国国情,凝聚创新共识、建立结构性制度供给,可能深圳示范区能够贡献给中国未来发展最有价值的大局担当。 

中国未来发展需要在围绕增长建立的发展共识基础上,探索通过创新构筑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新共识。回看上一个百年,1870年到1970年结束内战后的美国,持续全面拓展技术进步与工业发明的前沿边界,至今仍是全球科技创新体系中极为关键的新动能。20世纪后半叶,西欧国家和日本的技术创新水平也在追赶和创造中也进入前沿行列。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走过70年,也在探索与碰撞中更新形成了对自身发展和全球体系的认识,不断激发出全体社会成员参与发展集成的活力。尤其通过改革开放进入世界经济体系之初,更需要有一艘“破冰船”来保证改革与发展大局的稳定与渐进。

如何“破冰”?必须用超越中国的视野来谋划中国的发展。就是在一个个真实又复杂的事实中,深圳特区创造性协调对外开放的需求和当时计划体制机制,一步步肩负起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场的角色担当。在不断深化的市场倒逼下,一批批优秀的改革者、企业家,开始通过改革来尝试重新界定利益行为。政府与市场的治理边界也开始逐渐清晰,无论是竞争性还是非竞争性主体,分配与创造的正反馈机制成为共同“硬法”。不断被越来越多的潜在进入者与体系参与者预期和强化,相对规范市场体系开始内生于增长过程。

四十年以来,深圳特区将国家长期发展目标与灵活的制度创造,在改革共识中进行了协调提炼成治理规则,吸引了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发展要素。得益于特区的改革红利和制度红利,高水准市场规则“硬法”成为发展共识,公平公开竞争秩序的市场环境不断激发无数中小企业的创业创新信念,大规模创新活动也开始内生于市场化。

在经历“腾笼换鸟”的转型阵痛后,怀揣创新创业梦想的人才仍然从全国乃至全球持续涌入,工业技术与科学研究也开始迎来跻身世界一流的新气象。截至2018年底,深圳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为91.25件,为全国平均水平(11.5件)7.9倍。有效发明专利五年以上维持率达85.6%,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不含港澳台地区)。PCT国际专利申请量18,081件,约占全国申请总量(51,893件)34.8%(不含国外企业和个人在中国的申请),连续15年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中国经济奔腾至今,四十年全球贸易参与,付出了巨大的生态环境和城乡差距代价后,终于站在了可以通过技术密集型产业、知识和创新人才要素来驾驭新的发展阶段起点上。对于率先实现实质性创新增长的深圳示范区来说,则又一次承担了如何将创新探索写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共识中的“破冰”重任。 

三十年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仍将是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国际开放大国经济体。这个目标实现的核心在于建立一系列的结构性制度供给,用以跨越长期增长陷阱并能应对外部环境挑战。由此,深圳示范区的先行探索、示范储备作用不可替代。就增长而言,中国经历四十年高速增长后,接下来的三十年将更多呈现成熟经济体的规律性特征。长周期来看,真实的经济增长不是一个以常态速度扩展经济进步的稳态过程。即便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高速增长中,波动幅度也从不足1%到11%,最低到3.91%最高14.23%。1950年到1972年,日本经济每年增长10.4%,但1973年之后,就再也没有超过6%。其他在增长转型中由于增长率大幅降低而引发种种问题的先行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也不鲜见。

与此同时,外部发展环境的紧迫性、复杂性和竞争性也是全球百年经济体系未曾有过的。除了 2000 年前后外,当前的全球经济也处在百年罕见的增长低迷期。全球性气候环境危机与巨量人口持续增长下的国际资源竞争压力正并行出现,全球性金融危机常态化将与长期以来发展不平衡累积的社会矛盾不时交汇,新一轮工业革命整体性重塑与工业化城镇化结构性收敛也雏形渐显。

回到1984年,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时明确表示“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表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并随后决定将沿海14个城市全面开放。党的领导保证了改革和创新渐次扩展,从市场转轨、产业转型再到城镇化加速,截止2018年末,全国市场主体已逾1亿1千万,累积了中国市场创新与市场化进程的宝贵资本。如何才能建立完善能有效支撑中国下一个三十年的制度结构?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继续凝聚新的发展共识,是基本前提;尊重发展事实、尊重市场创造则是两个关键。具体而言,就是一方面不断把发展经验、教训与变化的规律性认识,纳入到新时期国家转型与现代国家建设的政治经济制度设计中来,形成可在不同发展阶段中推广、全国各地可以参考复制的治理制度。另一方面,不断扩展党和政府对市场主体异质性、多样性和开放性创造的容纳能力和承载体系,通过保护市场主体的平等权利、竞争秩序来促进市场建设。这可能是深圳探索搭建未来三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切入点。 

(马涛系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李响 / 南方财经网 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