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辉勇（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金融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2019年，中国官方将大城市人口的经济要素聚集确认为经济趋势，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正式在全国大中城市落地实施，可以说户籍制度迎来巨变。但是各地采取的政策导向是，加大引进人才力度，而非是全面废除迁徙障碍，按照一些大城市应届毕业生的积分落户政策，教育程度的权重非常高，从而导致最后实际落户的应届毕业生中，至少都需要硕士以上的教育程度。这让大家形成一个误解，就是大城市只欢迎教育程度高的群体，教育程度偏低就不应该在大城市就业。

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一般来说，教育程度高低和技能程度高低的相关性非常强：高技能的劳动者教育程度一般较高，技能偏低的劳动者教育程度相对也会低一些。虽然高技能劳动者是城市发展的引擎，但在一个城市中，并不应该是只欢迎高技能的劳动者。我们可以去想象这么一种情况：如果一个城市所有的劳动者都是高技能劳动者时，理发怎么办、早餐应该去哪里买、保洁服务谁来提供等都会成为严重的问题。这是因为在服务业，尤其是在生活性服务业中，通常劳动者的教育程度并不需要很高，但对城市却是必不可少的。

在理论上，一个城市的尖端技能岗位越多的时候，与之配套大众技能岗位的需求也会随之越高。现在很多大城市老龄化程度严重，只依赖于本地户籍人口中的大众技能劳动者并不能满足需求，甚至有很多本地劳动者并不愿意从事这样的岗位，最后还是需要大量来自外地的低技能劳动者。而按照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要求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超大特大城市的积分落户政策，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这也就意味着，未来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劳动者，当在大城市工作达到一定年限之后，落户将会变得更加容易。

然而，目前我们还面临的一个与之相关比较紧迫的问题，就是大众技能劳动者下一代的教育问题。虽然未来大众技能劳动者在大城市落户变得更容易，但低技能劳动者从大城市就业到落户都需要一定年限的工作时间，有些城市要求的工作时间可能还并不短。由于这些劳动者还没有在大城市落户，小孩在大城市接受教育通常也会比较困难，即使能够接受教育也会面临比较多的歧视。更多的选择是让小孩留在老家接受教育，从而这些小孩就被动变成了“留守儿童”，会形成比较严重的问题，不利于国家的长期人力资本积累。

在学术界，关于留守儿童的研究，有两个重点关注的问题：一个是，对留守儿童来说，在哪里接受教育会更好？另一个是，如果成为了“留守儿童”，对国家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对第一个问题，目前已有比较多的研究，发现在经济发达地区，主要是东部沿海地区，接受教育的回报要更高。除了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质量更高之外，还由于经济发达地区更接近未来的就业市场，在技能培养上会更对接市场需求，从而也更有利于未来的就业。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两个相同教育质量的大学，一个在经济发达地区，另一个在欠发达地区，每年高考录取的时候，都会发现，经济发达地区大学的录取分数要比欠发达地区大学录取分数高很多。这是因为大学的录取分数，类似于市场中的价格信号。录取分数更高，说明考生预期的是未来接受教育之后，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才让经济发达地区大学录取分数更高。不仅是大学教育，基础教育阶段也面临同样的选择。因此，对大城市来说，还需要进一步解决大众技能劳动者从就业到落户这个时间段里面，下一代的教育问题。这不仅可以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同样也是在为城市储备未来的劳动力。

第二个问题，如果成为“留守儿童”，会对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有两个非常直接的后果，就是犯罪率和社会的流动性问题。留守儿童由于长期缺乏父母关爱，接受的教育质量较差，更有可能走向犯罪。之前有一份全国妇联研究报告显示，留守儿童犯罪率一度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且有逐年上升趋势。同时，留守儿童成年之后的收入也会偏低，这也会让整个社会的阶层趋于固化，不利于提高社会流动性。

因此，无论是从大城市的高低技能互补，还是从国家长期的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减少未来发生各种社会问题的可能性，在促进劳动力流动的同时，还有一个紧迫的问题，就是大众技能劳动者下一代的教育问题，同样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