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蒋余浩

近日，李克强总理在考察国务院复工复产推进工作机制时指出，“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生存下来。”这个指示对于在疫情逐渐消退期间避免由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衍生出经济社会风险，可谓十分关键。

当前，国内各省份和许多城市都相继出台了支持全面复工复产的政策举措，内容包括给予复工复产企业奖励和补贴、协助企业打通用工链条、减免多项费用降低企业成本、改革审批流程减轻企业经营负担，等等，努力实现保生产、稳就业。但是，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是，中国有数以亿计的“非正规就业人员”，他们通常进不了正式的统计数据，也没有形成经济理论模型，因此，在目前国内关于如何缓解疫情对于经济发展影响的政策讨论中，这个群体可能得不到足够的关注。然而，这个庞大的群体却与社会安全稳定、经济发展效果和人民群众的信心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李克强总理的上述指示，可知其蕴含的重大意义。

所谓非正规就业人员，正式的称谓是“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是国际劳工组织专门用来指称从事临时性、辅助性、不享受常规福利工作的从业人员。按照国际劳工组织亚太分局经济学家Sara Elder的定义，非正规就业包含：（1）从事非正规经济的个体经营者、雇主、无报酬家务工、雇员和生产合作社的成员；（2）在正规经济部门中从事非正规工作的雇员和无报酬家务工；（3）家庭作坊中的个体经营者和雇员。国际劳工组织历年的调查统计显示，在亚非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非正规就业人员占非农从业人员总数的3/4。

与其他国家一样，我国也未形成关于非正规就业人员这个群体的专门统计，因而没有较确切的数据。但我们知道，他们主要从事家政服务、建筑装饰、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行业。其中很多行业受疫情的影响很大。因此，从事这些行业的人员（相当一部分是农民工）即使在近期返城，也难以顺利就业或者经营。他们的收入必然减少，而支出——如房租或月供——则是刚性的。即使在正常情况下，非正规就业人员中的多数人也只能勉力维持一种虽然算稳定但相对窘迫的生活水准，他们无力承受较长期的风险冲击。

在目前阶段，迫切需要各级政府开拓思路，以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根本，创设能扶助非正规就业人员抵御长期风险的政策措施，防范底层民众因陷入生活困境而演化出的道德风险。

为中小型企业、小微企业和个体户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是在当前状态下扩大和稳定非正规就业岗位的关键举措。在防疫初期，某些地方政府曾经出台过一些看似人性化，但可能增加市场主体成本的措施，例如，对于因照顾小孩等家庭原因而不能正常上班的职工，企业也要照常发放工资。这些举措引起了很多经济学家的批评。实际上，受疫情影响的不仅是雇员，还包括企业和其他雇主，政府此时应该致力于为各市场主体减负，通过向市场主体让利、降低其经营成本的方式，激励各个企业和个体商户增加就业岗位。

因此，各级政府应当研究出台各项有助于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经营的措施，以此保障非正规就业岗位的稳定和拓展。例如：大力帮助中小企业解决其进一步发展面临的融资难问题；对微型企业进一步加大减免税的力度，甚至可以在几年内免税；对受疫情影响十分严重的行业，如旅游业、餐饮业等，给予用工补贴，保证这些行业的正常就业；鼓励租客、企业通过与房东自愿协商，达成降低租金的协议。

此外，还可以在扶贫攻坚取得重大成绩的基础上，考虑实施“全民基本收入”的政策。全民基本收入又称“无条件基本收入”，指的是不附带其他条件和资格要求，为本地市民提供一定的现金收入。国外已有政界人士提出，由政府给公民发放基本收入的建议；国内也有一些城市向公众发放消费券，总额可达数亿元。对于这些方案和措施的设计、效果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无论如何，应当以创新性的思路来促进社会发展，尤其是帮助非正规就业人员建立面向未来的信心，渡过经济低迷期。

防疫斗争是一场全民战争，是一场持久战，即使在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全面消退之后，公共卫生预防工作和恢复生产的工作也需要坚持不懈地推进下去。中国防疫抗疫策略的最核心优势，并不在于各个地方的严防死守，而是党领导人民群众群策群力、共克时艰。在防疫情况逐渐好转，经济社会建设重新成为工作重心之际，政府更需要给予老百姓以信心，鼓励老百姓士气，激发老百姓的能动性。如“全民基本收入”这一类具有制度创新意义的举措，就可以起到这些作用，应该进入议程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