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大国际电影节，似乎成了青年制片人追寻电影梦的必经之路。

戛纳国际电影节开幕的第七天，北京下了一天的雨，制片人任江洲坐在雨天影业北京的办公室，一脸颓态。他没有前往戛纳，而是刚刚从马来西亚买了一部动画片。

这家位于公寓楼阁楼中的小公司，做出了获得2014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影评人最佳新锐导演，金马奖最佳新导演、最佳剧本提名、伯爵优秀剧本奖的《心迷宫》。

这是新生制片公司的常态，租在商住两用的公寓楼里，大点的公司租一整套，小公司只有一间。他们在看不见的城市一角，追寻着与电影有关的梦。

雨天影业曾用名海平面影业，《心迷宫》是第一个项目，制作成本170万、在内地创下1000万的票房，这对于艺术片实属不易。任江洲是《心迷宫》的制片人，也是发起人。

虽有《心迷宫》的光环，任江洲却感到做电影越来越难。目前公司与一批新导演建立合作，同时有六七个项目成形，还成立了儿童片部门。面临着电影和公司运作的双重压力，他显然有些吃不消，正在寻找着出路。

国内电影产业同样在寻找出路。产业向工业化生产方式过渡的当下，时代造人，入行几年的青年制片人们找到了发光的土壤。他们有自己特有的标签，在适应原有的市场形态时，也在无形中缔造着新的游戏规则。

一批青年电影制片人正在缓缓崛起。

艺术片“试炼”

“公司要换一个思路了。以后只聚焦一个类型的片子，把非线性叙事做到极致。”任江洲似乎为公司找到了一个方向。如他一样，多数青年制片人都有自己的制片方向。

极端语境下，电影工作可分为导演中心制和制片人中心制，相比于导演的创作角色，制片人更像一个电影的管理者，完整的制片工作涉及剧本、融资、拍摄、宣发等全过程。专业的制片人对于保证电影生产的规范化有重要作用，但在国内电影过去几十年里，制片人并非被重视的职业。

多数人在现阶段选择了艺术片，并选择独立制片，有的出于兴趣，有的则出于锻炼。

单佐龙是其中一个。去年成立荡麦影业后，他就与导演毕赣一起来到上海，二人租住在一套两居室内，节省成本，也方便沟通。“在他的才华面前，我要做的是帮他处理电影繁琐的事情。”作为毕赣的制片人、合伙人，内容上他是毕赣的倾听者，也思考这如何实现这些想法。

闷头创作第二部长片《地球最后的夜晚》剧本的一年里，毕赣是孤独的。到了深夜，他常常兴奋地与单佐龙分享灵感。这个过程里，单佐龙也常常睡不好觉，导演创作的同时，作为制片人的他要思考得更多。

二人2014年结缘于《路边野餐》，在另一位制片人李召玉的介绍下，时任出品方之一天画画天CEO的他加入剧组，承担海外发行和金马电影节的部分工作。

当时的他刚到北京一个多月，此前他拍过纪录片、在杭州做过影展，《路边野餐》第一次让他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偏向于制片人。

这次合作后，两个美学诉求极度相似的电影人确定了长期合作关系，单佐龙也在制片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王子剑是《路边野餐》的另一个制片人，在商业与艺术间找到了平衡的他发展不错，公司黑鳍文化刚刚搬进一个新地址不久，似乎意味着又有了一些新的开始。

“我现阶段对（商业）大项目不太感兴趣。做艺术电影是出于喜欢。”这位80后制片人对艺术电影的追求，从他持续发力的状态便一目了然。

除了《路边野餐》，尔冬升监制、王学博导演的《清水里的刀子》获2016年釜山国际电影节“新浪潮”奖、第16届马拉喀什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耿军导演的《轻松+愉快》在2017年圣丹斯电影节“世界剧情长片单元”中获得提名评委会奖；翟义祥的新作《马赛克少女》在剧本阶段获得金马创投百万首奖……

“尽可能的保证结果，在过程中让错误更低，效率更高，并能持续保持收益的增长。”让文艺片挣钱，这是他想要的。

“我很好奇，仅此而已。” 哪吒兄弟影业创始人、制片人杨城朋友圈的签名大抵是他真实的性格。入行至今，他一直对没有做过的事情保持好奇，追求自我更新，“像夏天想吃冰淇淋，这是一种本能的渴望。”

杨城对动画长片《好极了》内容颇为自信，这几乎符合他对一个好故事、好电影的所有判断。“它非常新；导演的风格鲜明且特别；看到故事的时候，对它有艺术和商业上的双重想象。”

“艺术片是商业片一个很好的试炼场。”1984年出生的制片人林晶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她的制片处女作《路过未来》刚刚入围戛纳“一种关注”单元，成为今年唯一一部入围戛纳的华语电影。

刚做完艺术片，但林晶并不把自己定义为艺术电影制片人，她下一步的方向是做好商业片。《布达佩斯大饭店》制片人Scott Rudin是她在制片领域的标杆，“他既做商业片又做文艺片，且做得好。其实国内最缺的是商业片制片人。好的商业片是很难驾驭的，也更考量视觉。”

原合一影业项目开发总监、工厂大门影业创始人黄旭峰同样选择艺术片+商业片共同开发。“做商业电影时我们会有一个所谓的美学追求叫做现实主义类型片。以当下生活的真实质感出发，在此基础上再去做类型化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