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碳中和需要大量的新增投资，各家机构预测的总投资金额普遍在百万亿元人民币以上。

7月16日，全国碳市场启动。建设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以市场机制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大体制机制创新。

碳市场需要大量的新增投融资。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标志着中国绿色金融元年的到来。经过5年的快速发展，国内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的规模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但绿色基金的规模还相对较小。全国碳市场开启将给绿色基金带来什么机会？

“假设中国的资本市场结构维持现状，碳中和对股权投资的需求约为绿色融资总量的30%，绿色基金的缺口还是比较大的。”近日，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光大“一带一路”绿色基金投资总监唐博文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表示，碳交易将改变企业收入结构和对其估值的现金流模型，推动多个行业系统性变革，并将催生大量投资机会。

唐博文

碳市场给投资机构带来直接价值

《21世纪》：全国碳市场启动给投资机构带来什么机会？

唐博文：一是推动多个行业进行系统性变革，除广受关注的风光发电外，还催生了大量的其他投资机会。从短期视角看，减碳需要大量的技术改进和工艺提升，而这也是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优势所在。从长期视角看，碳中和需要更多零排放技术的应用，对于传统技术和零排放技术价差比较大的行业（比如建材、交运、化工），零排放技术相关的投资机会非常多。同时，一些行业传统技术和零排放技术价差不大但碳排放占比很高（比如电力），与其相关的零排放技术同样有着巨大的投资潜力。

二是提供价格信号，帮助投资机构做出更科学的投资决策。实现碳中和需要大量的新增投资，各家机构预测的总投资金额普遍在百万亿元人民币以上，如此量级的投资需要科学的决策以避免财富的浪费。

在过去五年里，特斯拉出售碳排放积分为该公司带来了33亿美元的收入，仅2020年就获利16亿美元，远超其当年7.21亿美元的净利润。虽然特斯拉卖的额度更像国内汽车行业的双积分，与碳市场的配额交易不尽相同，但对于企业收入利润的影响是类似的。

投资者在未来做出投资前，需要尽可能精确地将碳相关的成本和收入纳入决策模型，这就需要对碳价格进行有效的定价。已经有多位专家学者将碳配额引入一般均衡模型。比如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提出，按照有配额的一般均衡框架进行分析，基于碳市场的价格信号引导全社会碳减排是最优的机制设计。

《21世纪》：全国碳市场启动之后，还需哪些与碳交易相匹配的体系建设？

唐博文：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因为封顶的总量是形成有效碳价的前提，如果是像芝加哥气候交易所那样的自愿碳减排及碳交易市场，则形成的价格就不是有效的。

二是碳金融体系的建立，欧盟碳期货交易规模是现货的13倍，EU ETS建立伊始就直接引入了碳金融衍生品，主要有碳远期、碳期货、碳期权和碳互换等，未来我国也可以考虑逐步推进。

三是提升碳价的稳定性，可参考欧盟通过市场稳定储备机制（MSR）收回富余配额，稳定碳价并提供长期的碳价信号，稳定企业减排与低碳投资预期的做法，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碳价格稳定机制。除了以上几点，与碳交易相匹配的体系还需要在其他方面继续探索。

推进绿色基金标准化和强化信披

《21世纪》：绿色基金是绿色金融不可或缺的部分，如何助力实现“30·60”目标？

唐博文：目前来看，绿色基金一般不直接从事碳交易，也不适合扮演做市商的角色。主流的绿色基金主要是通过投资绿色低碳相关的新能源、新科技、新材料、新模式等领域的企业，促进“30·60”目标的实现。

要实现“30·60”的目标需要大量的科技创新投入，而研发新技术、推广新产品通常意味着高风险高收益。特别是目前全国碳市场刚起步，碳价还可能发生较大变动。投资减排或者零排放技术带来收益的大小可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这跟债权融资的风险收益结构不相符，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大绿色基金的发展力度。

《21世纪》：我国的绿色发展基金起步较晚，完善绿色基金绩效评价标准有哪些难点？

唐博文：一是关于标准化的重要性。从经济角度看，绿色金融是否有统一的标准不会成为阻碍行业发展的因素，但统一的标准总体上更有利于形成合力、提升影响力，进而吸引更多支持绿色产业的投资人。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在绿色领域的国际合作中，我们所面临的形势越来越复杂，在国内形成抱团有利于争夺国际话语权。

二是要强化绿色基金的信息披露，尤其是加强推动基金投资组合中的企业信息披露。目前绿色基金的信息披露程度仍然不足，社会资本难以判断什么样的绿色基金是真正绿色还是所谓“漂绿”的，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那些具有绿色发展理念出资人的积极性。

三是可以探索对绿色基金的第三方评估机制。目前中国基金业协会发布了《绿色投资指引（试行）》，投资机构需要对绿色投资理念和体系建设情况、绿色投资产品运作情况、绿色投资环境风险控制情况、绿色投资相关信息披露以及其他等五大项目进行自评估。未来可以探索第三方评估，对于基金投资运作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等进行评价，进一步增强公信力。

兼顾ESG投资社会效益和回报

《21世纪》：光大绿色基金开展碳中和投资有哪些优势？

唐博文：光大集团和光大控股能够有效为基金赋能。光大集团作为光大绿色基金的发起方，已经明确提出建设“绿色光大”战略目标，从金融、实业、管理方面提出了绿色发展举措，全面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转型。光大集团拥有银行、证券、信托、保险等金融全牌照，同时在大环保、大旅游、大健康、新科技等领域拥有较好的布局。

光大控股作为光大绿色基金的管理方，已经在绿色低碳相关领域进行了多年的布局。比如早在2006年光大控股的首期SOF基金即投资了金风科技，后续陆续投资了中节能风电、光伏制造企业海泰新能、两家新能源整车企业蔚来和小鹏等一批碳中和主题相关的企业，也取得了较好的投资回报。

目前光大控股已经成立了由高管层和独立董事共同组成的ESG委员会，从公司顶层设计出发，全面系统地开展ESG相关工作，将ESG原则纳入公司业务决策过程。因此，光大绿色基金能够在项目来源、投后增值、退出渠道等多方面获得光大系资源的支持。

光大绿色基金始终坚持研究创造价值，尤其注重加强政策研究。投资首先要顺应趋势，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部署、国家机关发布的各项政策都是经过认真研究论证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了大量的投资机会。

最后，光大绿色基金采用“母基金+地方直投基金”的架构，通过连接更多合作伙伴，实现碳中和投资理念在母基金、地方直投基金、被投管理人和被投企业的全覆盖和层层放大，扩大碳中和投资朋友圈。

《21世纪》：在实现碳中和目标上，光大绿色基金有哪些规划，聚焦于哪些领域赛道，如何布局？

唐博文：光大绿色基金设置有四大绿色投向，绿色投资为碳中和提供了广阔舞台，而碳中和则是绿色投资的核心之一。根据国际能源署统计数据，我国碳排放量中51%是电力与热力部门造成，工业和交通的排放量分别居第二和第三。我们从碳排放构成入手，主要沿着能源生产端、能源利用端和减碳支持端三条赛道进行投资。

《21世纪》：ESG投资具有一定的公益性与外部性，在投资周期、投资回报、投资风险方面与社会资本的属性不完全匹配，社会资本对ESG投资参与不足，如何做到社会效益和投资回报两者兼顾？

唐博文：商业价值和ESG理念是可以统一的，社会效益和投资回报一定程度也可以兼顾。

一是ESG有助于获得超额收益，降低投资风险。大量研究证明，ESG表现与股价走势存在正相关关系。总体上看，ESG投资并不必然牺牲财务回报，至少和普通投资的回报持平，而且ESG还能带来其他的益处。

二是ESG帮助未上市企业更好登陆资本市场。目前已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台了ESG信息披露要求。通过ESG投资帮助被投未上市企业提早建立ESG机制、完善ESG表现，可以尽早对接监管机构和交易所要求，更好登陆资本市场。

三是ESG帮助企业获得更低融资成本。在疫情带来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ESG表现良好的企业展现了更高的抗风险能力，重要原因是这些企业更容易获得投资者和政府部门、消费者、员工等利益相关方的信任，在市场面临负面冲击时能够抵御信任危机，金融机构也因此更有意愿为ESG表现良好的企业提供融资。